亡了国的朝鲜，为什么比没亡国的我们更沉得住气？——“五四”与“三一”：启蒙与文明化的贴现率审视

作者：赵晓

1919年3月1日，汉城泰和馆

1919年3月1日下午，日本统治下的朝鲜，汉城（今天的首尔）。

一家叫“泰和馆”的饭馆里，三十多位身穿长袍的中年人围坐在一起。桌上，摆着一份刚刚印好的文件：《独立宣言书》。

他们是“民族代表”，一共三十三人，大多是宗教领袖：十六位基督徒，十五位天道教徒，两位佛教僧侣。这一天，距离朝鲜的末代君主高宗去世，刚刚一个多月；民间盛传，高宗是被日本人毒死的。两天以后，就是高宗的国葬。

他们当众宣读了宣言。然后，做了一件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事：他们打电话给日本警察局，告诉对方自己在哪里，在做什么。不久，日本警察赶到，把他们全部带走。他们没有逃跑，也没有反抗。

几乎同一时刻，不远处的塔洞公园里，聚集了几千名学生。一位学生登上八角亭，高声宣读了同一份《独立宣言书》。人群高呼“独立万岁”，涌上街头。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运动席卷了整个朝鲜半岛，据估计，前后参加的人数以百万计。

这就是朝鲜历史上的“三一运动”。

两个月后，北京赵家楼

两个月后，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

三千多名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前，抗议巴黎和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游行队伍来到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冲了进去。没有找到曹汝霖，却撞见了驻日公使章宗祥，把他打得遍体鳞伤。随后，有人放了一把火，赵家楼烧了起来。

这就是我们熟悉的“五四运动”。

同一年，同一个敌人日本，同样受到美国总统威尔逊“民族自决”主张的鼓舞，同样由学生做主力。

可是，请注意两者处境的差别：1919年的中国，虽然积弱，毕竟还是一个主权国家，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军队、自己的外交官，在巴黎和会上还有一席之地；而朝鲜，已经在1910年被日本吞并，亡国九年了。

一个亡了国的民族，和一个没有亡国的民族；一个在泰和馆里宣读完宣言，打电话叫警察来抓自己，一个冲进赵家楼放了一把火。

这就是这篇文章想追问的问题：亡了国的朝鲜，为什么反而比没亡国的我们，更沉得住气？

陈独秀的“惭愧”

当时的中国人，是看到了这种差别的。

三一运动爆发三个星期后，1919年3月下旬，陈独秀在他主编的《每周评论》上，写了一篇短文，题为《朝鲜独立运动之感想》。他说，大意是：这回朝鲜的独立运动，伟大、诚恳、悲壮，有明了正确的观念，用民意，不用武力，开了世界革命史的新纪元。他还感叹，和朝鲜人比起来，中国人实在应当惭愧。

请记住这一点：五四的旗手，在五四之前两个月，是真心佩服三一运动的，佩服的恰恰是它“用民意，不用武力”。

可是，两个月以后，北京的学生冲进了赵家楼；三年以后，陈独秀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两份文件

要看清两场运动的差别，最好的办法，是读一读它们留下的文字。

五四留下的，是一句口号：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这句话，铿锵有力，八个字里，有两个敌人：外面的列强，里面的“国贼”。

三一运动留下的，是一份很长的宣言。今天读来，最让人吃惊的，是它的语气。宣言里说，大意是：我们并不是要责备日本的背信弃义，也不是要清算过去；我们要做的，是建设自己，纠正这种错误的状态，让朝鲜和日本都能走上正当的道路，这对日本自己也有好处。

一个被吞并、被殖民的民族，在宣布独立的时候，说的是：我们不是为了报复。

宣言的后面，还附了三条约定，叫“公约三章”，据说是由参与其事的佛教僧人韩龙云加上去的。大意是：

第一，今天我们的行动，是为了正义、人道、生存和尊严，是自由精神的发挥，决不能被排外的仇恨情绪带着走。

第二，直到最后一个人，直到最后一刻，都要痛快地表达民族的正当意志。

第三，一切行动，都要尊重秩序，让我们的主张和态度，光明正大。

请把这三条，和“内除国贼”放在一起读。一个是有限的目标、自我约束的手段、对敌人的克制；一个是两个敌人，以及把其中一个敌人定性为“贼”。

贴现率：为什么亡了国的人反而等得起？

用经济学的眼光，这个问题可以说得更清楚一些。

经济学里有一个概念，叫“贴现率”：一个人、一个民族对未来的看重程度。贴现率低，就等得起，肯做长期的投入，肯用和平、合法、慢的办法；贴现率高，就等不起，只想“根本解决”“一步到位”，哪怕风险极高。

我在另一篇文章《为什么有的民族等得起，有的等不起？》里讲过，贴现率由几样东西决定：对生存风险的判断，对未来的预期，以及一个民族把它的“永恒”挂在哪里。

按常理说，亡了国的朝鲜，生存风险更大，应该更等不起才对。可是，事实恰恰相反。

为什么？我想，至少有三个原因。

第一，永恒挂在了哪里。三十三位民族代表，全部是宗教人士。对基督徒来说，朝鲜的苦难，可以放在一个更长的故事里来理解：以色列人在埃及做了四百年的奴隶，后来出了埃及；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先知耶利米告诉他们，要在那里盖房、种地、为那城求平安，因为要满了七十年才会回来。一个相信历史在神手中的人，即使亡了国，也不会觉得“再不快就完了”。天道教和佛教，也都给了它们的信徒一个高于眼前政治输赢的尺度。

这就是贴现率最深的秘密：一个人的永恒挂在哪里，他的“长期”就在哪里。

第二，谁在组织。三一运动，是由宗教团体组织起来的：教会、天道教的教团、佛教的寺院，这些在国家之外，甚至在殖民政权之外的社会组织，成了运动的骨架。学生们的联络，很大程度上也依托于基督教青年会这样的团体。这些组织本身，就有长期存在的习惯和自我约束的纪律。

而1919年的中国，恰恰缺少这样的中介。五四一代的知识精英，和宗教团体几乎没有关系；三年以后，他们发起的，是“非基督教运动”。

第三，向谁学习。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转身去向打败自己的日本学习，学回来的，是日本式的国家主义和“富国强兵”。朝鲜被日本吞并以后，却转身去向日本的老师，也就是西方学习，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了教会。后来日本强迫朝鲜人参拜神社，许多朝鲜基督徒宁可坐牢，也不肯低头。在他们那里，信基督和爱国不是对立的，而是一回事。

说几句公道话

讲到这里，必须说几句公道话，以免把问题简单化。

第一，三一运动在短期内是失败的。日本当局的镇压极其残酷。据朝鲜史家朴殷植的统计，死者有七千多人；日方的官方数字，则要低得多。1919年4月15日，在京畿道的提岩里，日本军警把村里的男人们关进一座教堂，然后开枪、放火。十六岁的女学生柳宽顺，因为在家乡组织示威，父母都在镇压中遇害，她自己被捕入狱，1920年9月死在西大门监狱里，年仅十七岁。运动后期，一些地方也出现了暴力冲突。朝鲜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才获得解放。

第二，五四也有它真实的成就。白话文让普通人能够读书写字，女子走进了大学，对“吃人的礼教”的控诉，解放了无数被压抑的生命。而且，五四的激进，有它真实的处境：军阀混战、列强环伺、巴黎和会的“背叛”。后来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介入，也是有意的引导。

第三，基督徒在两个国家，都是少数。1919年，朝鲜的基督徒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一二，比例上和中国差不了多少。差别不在人数，而在这少数人站在什么位置上：在朝鲜，他们站在了民族运动的中心；在中国，知识精英站到了基督教的对面。

同一个半岛，两个结局

还有一个事实，让这个故事更加耐人寻味。

1945年，朝鲜半岛被一分为二。北方，恰恰是基督教最兴盛的地方：平壤在二十世纪初被称为“东方的耶路撒冷”，1907年的大复兴就是从那里开始的；金日成的母亲康盘石，就是长老会的女执事。可是，在苏联的占领下，北方变成了世界上最彻底的无神论极权国家。南方，在美国的影响下，经历了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几十年的威权统治和流血，到1987年，才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那一年，抗议的学生退守到首尔的明洞天主教堂，教会拒绝让警察进入。

今天，同一个半岛，同一个民族，南方的人均国民收入，大约是北方的三十倍。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外部的力量，占领者的制度安排，影响极大，不能只讲文化和信仰。

可是，把中朝对照和南北对照放在一起，图景就完整了：信仰和启蒙，决定一个民族在机会来临的时候往哪里走；外部的结构，决定机会什么时候来、从哪里来。1919年的朝鲜，在亡国的谷底，为它的南方保存了一种等得起的品质；当机会来临的时候，它知道往哪里走。

结语：至最后之一人，至最后之一刻

回到1919年3月1日，泰和馆。

那三十三个人，宣读完宣言，打电话叫来日本警察，把自己交了出去。他们知道，这一天朝鲜不会独立；明年也不会；也许他们这一生都看不到。他们赌的，不是明天，而是一个更长的时间。

“公约三章”的第二条说：至最后之一人，至最后之一刻。

这是一种等得起的勇气。它不是因为看到了胜利才坚持，而是因为相信，历史不在压迫者手里，所以，可以不急、不恨、不乱。

一百年后，我们读五四，读三一，问的不只是历史，也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永恒，挂在哪里？我们等得起吗？

一个民族，什么时候能这样想象未来，什么时候就沉得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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