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行长不是神：为什么要捆住央行的手？——从凯恩斯、哈耶克到2026年诺贝尔奖：理性、启蒙与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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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行长不是神：为什么要捆住央行的手？——从凯恩斯、哈耶克到2026年诺贝尔奖：理性、启蒙与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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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行长不是神：为什么要捆住央行的手？——从凯恩斯、哈耶克到2026年诺贝尔奖：理性、启蒙与货币政策

作者：赵晓

屋顶上的两个对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飞机轰炸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疏散到了剑桥，借用剑桥大学的校舍上课。

据说，在那些漫长的夜晚，有两位经济学家，曾经一起爬上剑桥国王学院礼拜堂的屋顶，值夜防火，防备德国人投下的燃烧弹。

一位是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英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另一位是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从维也纳来的奥地利学派传人。

十年前，他们曾经是死对头。1931年，哈耶克在伦敦出版了《价格与生产》，凯恩斯读后公开写道：这本书，在我看来，是我读过的最可怕的大杂烩之一，从第四十五页开始，几乎没有一个站得住的命题。哈耶克也毫不客气地反击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两人你来我往，打了一场经济学史上最有名的笔仗。

可是，在战火中，他们一起守着那座礼拜堂。

他们争的，到底是什么？说到底，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多大的权力，交给一群聪明人，让他们来管理整个国家的经济，尤其是管理货币？

这个问题，今天仍然没有过时。202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了研究预期和货币政策的霍尔和伍德福德，就是这场争论最新的一页。

三种回答

对这个问题，经济学家们大体给出了三种回答。

第一种，是老凯恩斯主义：市场经常失灵，会长期陷在失业和萧条里，政府和央行应当积极出手，逆风而行。经济就像一台机器，懂行的工程师可以调好它。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这种信心达到了顶峰，有人相信，经济周期已经可以被“微调”掉了。

第二种，是奥地利学派：米塞斯和哈耶克认为，央行人为压低利率、扩张信用，扭曲了价格传递的信号，引诱企业做出错误的投资，繁荣之后必然是萧条；经济周期，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央行制造出来的。更根本的是，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掌握调控整个经济所需要的知识。哈耶克晚年走得更远，1976年写了《货币的非国家化》，主张取消国家对货币的垄断，让私人发行的货币相互竞争。

第三种，来自芝加哥。这里要说清楚，弗里德曼不认为货币政策没用，恰恰相反，他认为货币极其重要。他和施瓦茨1963年的《美国货币史》指出，大萧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联储坐视货币供应在几年里收缩了大约三分之一。正因为货币的威力这么大，而政策生效又有“长而多变的时滞”，央行凭感觉出手，往往帮倒忙。所以他主张：给央行定一条简单的规则，让货币供应每年稳定地增长，不要让它凭自己的判断乱动。后来的卢卡斯、萨金特，以及“真实经济周期”学派，走得更远，对宏观调控的作用更加怀疑。

三种回答，背后是三种对“理性”的态度：一种相信，聪明人可以驾驭经济；一种认为，没有人有这个本事；一种说，就算有本事，也得先捆住手。

一个接到总统电话的央行行长

历史给这场争论做过一次惨痛的实验。

1970年，尼克松总统任命经济学家伯恩斯（Arthur Burns）担任美联储主席。伯恩斯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也是弗里德曼的老师。可是，1972年大选临近，尼克松希望经济繁荣，好让自己连任；白宫的录音带后来证明，他一再向伯恩斯施压，要求放松银根。

伯恩斯顶不住，货币放松了，尼克松连任了。接下来，是整整一个十年的通货膨胀。1980年，美国的消费物价涨幅，达到了百分之十三点五。

为什么会这样？1977年，两位经济学家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就叫《规则胜于相机抉择》，后来他们因此获得了2004年的诺贝尔奖。他们的道理是：一个可以随时改主意的央行，它说的话就没有人信。央行今天说“我一定会控制通胀”，可是人们知道，明天一到选举，它就会改主意；于是，工会提前要求涨工资，企业提前涨价，通胀就真的来了。

这就像《奥德赛》里的英雄奥德修斯。他知道海妖的歌声会让人失去理智，所以在经过海妖的海域之前，他让水手们把自己绑在桅杆上，并且吩咐：“无论我待会儿怎么喊，都不要给我松绑。”

一个聪明人最聪明的地方，是知道自己会犯糊涂，所以提前把自己的手捆住。

沃尔克的“星期六晚上”

1979年10月6日，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新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Paul Volcker）召开了一场临时记者会，宣布美联储将改变货币政策，坚决压住货币的增长。

接下来，利率一路飙升，美联储的基准利率一度接近百分之二十。经济陷入衰退，失业率大涨。愤怒的建筑商，把卖不出去的房子剩下的木条，一根一根寄到沃尔克的办公室；农民和工会，纷纷抗议。

沃尔克顶住了。到1983年，通货膨胀降到了百分之三左右。更重要的是，他重建了一样比利率更值钱的东西：美联储的信誉。从此以后，人们相信，美联储说要控制通胀，是会真的去做的。

伯恩斯和沃尔克，是同一个机构的两任主席。一个手被总统牵着走，一个把自己的手捆在了规则上。结果，天壤之别。

动口，还是动手？

到这里，可以说说今年的诺贝尔奖了。

伍德福德的核心观点是：货币政策，就是对预期的管理。央行今天加息或降息，作用有限；真正起作用的，是人们对未来整条利率路径的预期。所以，央行说什么，往往和做什么一样重要。

有人据此总结说：新凯恩斯主义认为，央行动手没用，动口有用。这个说法不准确。

动口之所以有用，前提是人们相信你会动手。2012年7月，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一句“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欧元”，稳住了市场；那是因为他背后有一件实实在在的武器：欧洲央行可以无限量地购买重债国的国债。这件武器，后来一次也没有用过，可是人们相信，必要时它会被用。

反过来，2021年，美联储一再说通货膨胀只是“暂时的”，结果说错了，口头信誉受损。从2022年3月起，它只好从接近零的利率，一路加息到2023年的百分之五以上。动口不灵，就只能狠狠地动手。

所以，动口和动手，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信誉的两面。

启蒙学的眼光：理性工作，但不称王

讲到这里，我想把这场争论，放进一个更大的框架里来看。

我在《启蒙学》里反复讲一句话：理性工作，但不能称王。

老凯恩斯主义者对技术官僚的信心，带着一点“理性称王”的味道：相信一群聪明人，可以像工程师调机器一样，把一个国家的经济调到最佳状态。这和法国启蒙运动相信理性可以重新设计社会，是一脉相承的。

哈耶克对央行的不信任，则是“理性有限”在货币领域的版本。他的那句名言说得好：经济学的奇妙任务，在于向人们证明，他们对自以为能够设计的东西，其实知道得多么少。

而今天主流的做法是，独立的央行，明确的通胀目标，公开的规则和透明的沟通。这可以说是两者之间的一种平衡：让央行工作，但不让它称王。它可以干活，却必须受规则约束，必须向公众交代，必须独立于想要讨好选民的政客。

这和英国光荣革命的道理，是一样的。1688年以后，国王的权力被议会和法律捆住了手脚，结果，国王借钱反而更容易、更便宜了，因为债权人相信，国王不能再随便赖账。经济学家诺斯和温加斯特把这称为“可信承诺”：刹车，也是信用。

美国的开国者麦迪逊说过：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我们也可以说：如果央行行长都是天使，就不需要规则了。

可是，央行行长不是天使，更不是神。

反方：规则会不会太死？

当然，规则也有它的问题。

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如果美联储死守某一条简单的规则，后果可能不堪设想。时任主席伯南克，正是研究大萧条的专家，他果断地大幅降息、大规模购买资产，很多人认为，这避免了一场新的大萧条。

所以，伯南克早在2003年，就提出了一个折中的说法：“有约束的相机抉择”（constrained discretion）。央行可以根据情况灵活出手，但必须在一个公开、可信的框架之内；它的每一个决定，都要能够被解释、被检验、被问责。

这其实也是启蒙学的态度：不是不要理性，而是要给理性画一条边界；不是不要权力，而是要让权力可以被问责、可以被纠正。

钞票上的那句话

最后，讲一个小细节。

美元的每一张钞票上，都印着一句话：In God We Trust，我们信靠上帝。这句话1864年开始出现在美国的硬币上，1957年起印上了纸币。

很多人觉得，这不过是一句宗教的套话。可是，从货币的角度看，它其实耐人寻味。

所有的法定货币，归根结底，都是一种信任：你接受一张纸，是因为你相信，明天别人也会接受它；而这种信任，最终落在发行它的那个机构身上。哈耶克担心的，正是这一点：如果货币的信任，完全寄托在一个人间的权力机构上，那么，一旦这个机构失去约束，货币就会变成掠夺人民的工具。历史上，从罗马皇帝削减银币的成色，到二十世纪无数次的恶性通胀，都是这样发生的。

钞票上写的，是“我们信靠上帝”，而不是“我们信靠美联储”。这句话至少提醒发钞的人：你不是终极的；在你之上，还有一个你必须向他交代的尺度。

回到战争年代剑桥的那座屋顶。两个争论了一辈子的经济学家，在炸弹落下的夜里，一起守护着一座礼拜堂。他们对于理性能做多少事，看法截然不同；可是，他们守护的那座建筑，本身就在提醒人：在人的理性之上，还有更高的东西。

理性可以管钱，但不能做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