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人造了神，还是神造了人？（《“赛先生”的另一面——五四没讲完的那一课》之五：无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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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造了神，还是神造了人？（《“赛先生”的另一面——五四没讲完的那一课》之五：无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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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造了神，还是神造了人？

（《“赛先生”的另一面——五四没讲完的那一课》之五：无神论）

作者：赵晓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大概都在课本里读过这样几句话：宗教是人在无法理解自然力量的时候，因为恐惧而幻想出来的；不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神；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教必然会走向消亡。

这几句话，我们背得滚瓜烂熟，很少有人追问：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靠什么立住？立得住吗？

这一篇，就来追问一下。

先说明一点：上一篇讲唯物论，问的是“你凭什么相信你的脑子”，是从认识论上拆解。这一篇讲无神论，要把它的家谱和地基，摊开来，一根柱子一根柱子地看。

一、一条很长的家谱

无神论不是马克思发明的，它有一条很长的家谱。

两千五百年前，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说：世上只有两样东西，原子和虚空。后来，伊壁鸠鲁和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把这套原子论写成了长诗《物性论》，用意之一，就是要让人摆脱对神的恐惧。古罗马还有一句诗，后来流传极广：“世上最初的神，是恐惧造出来的。”

中国也有自己的唯物论者。南北朝的范缜写过一篇《神灭论》：“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精神对于形体，就像锋利对于刀刃；刀没了，锋利也就没了。

到了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论成了启蒙运动的一面旗帜。医生拉美特利写了《人是机器》；霍尔巴赫写了《自然的体系》，被称为“唯物论的圣经”。

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出版了《基督教的本质》，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投影说”。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读了，兴奋不已。恩格斯晚年回忆说：“我们一时都成了费尔巴哈派。”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基础上，把唯物论、投影说和阶级斗争理论，熔铸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五四以后传入中国，并且写进我们课本的，主要就是这一套。

二十世纪下半叶，又出现了两个新的分支。一支是“科学唯物论”，借着神经科学和计算机的光环，说人不过是一台复杂的生物机器；另一支是“后现代主义”，说一切宏大的真理都是权力编出来的故事。这两个分支，我们在文章的最后再讲。

二、四根柱子

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并不只是简单地说一句“没有神”。它是一个相当完整的逻辑闭环，试图从宇宙论、认识论和社会历史三个维度，把“神”这个概念连根拔起。

归纳起来，它立在四根柱子上：

第一根，本体论的柱子：物质第一性。 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宇宙按照自身的规律永恒运动，不需要造物主；人的意识，只是高度发达的物质，也就是大脑的机能。既然精神不能脱离物质独立存在，那么一位超越物质宇宙的神，在逻辑上就不可能。

第二根，认识论的柱子：神是人的投影。 这一根，直接继承自费尔巴哈：不是神按照自己的形像造了人，而是人按照自己的形像造了神。人在自然和社会的力量面前感到恐惧、无力，就把自己最渴望的完美品质，全知、全能、至善，投射到天上，塑造出一个神来。

第三根，历史的柱子：宗教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宗教产生于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时代；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它有了“阶级根源”，统治者需要它来论证统治的合法性，比如“君权神授”，被压迫者需要它来寻求安慰。所以，等到生产力高度发展、阶级消灭以后，宗教的土壤就没了，宗教必然自行消亡。

第四根，政治的柱子：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宗教把人的注意力，从现实的剥削转移到死后的天国，教人忍耐、顺从，麻痹了反抗的意志。所以，宗教不仅是认识上的错误，更是政治上的障碍；要实现人在现世的解放，就必须先打破这口精神鸦片。

各位，平心而论，在十九世纪的科学图景里，这四根柱子看上去相当牢固。牛顿力学描绘了一个永恒运转的宇宙机器，达尔文解释了生物的演化，工业革命让人相信生产力可以无限发展。在那样的时代，一个聪明的年轻人接受这套由几位思想大师构造出来的新知识体系，是很自然的事。

可是，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一根一根拆来看。

第一根柱子：永恒的物质，有了开端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描绘了一幅非常壮丽的图景：物质在它的一切变化中永远是物质，宇宙是物质运动的一个永恒的循环，无始无终。想一想也是啊：既然物质不灭，那宇宙当然也就不灭，无始无终。这正是十九世纪科学的标准图景。一个永恒的宇宙，确实用不着一个开端，也就用不着一位创造者。

可是，二十世纪的宇宙学，给了这幅图景沉重的一击。1927年，比利时天主教神父、物理学家勒梅特（Georges Lemaître）提出宇宙在膨胀；后来，越来越多的观测证据表明：我们这个宇宙，有一个开端，距今大约一百三十八亿年。

有意思的是，当年对这个理论最反感的，恰恰是一些无神论者。英国天文学家霍伊尔坚持“稳恒态宇宙论”，他给对手的理论起了个带点嘲讽的外号，叫“大爆炸”，这个名字后来反倒流传开了。他坦白承认，他不喜欢这个理论，一个原因就是它听起来太像“创世”了。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官方哲学，也曾把宇宙膨胀、宇宙有开端这类理论批判为“唯心主义”。

要说清楚：大爆炸理论描述的，是宇宙早期怎样演化，并不能直接证明上帝。但它至少拿掉了第一根柱子上最重要的一块砖：那个“永恒的、不需要开端的物质宇宙”。

还有一个更尴尬的问题：什么是“物质”？

十九世纪的“物质”，是实实在在的小球。到了二十世纪初，电子、放射性、量子相继被发现，物理学界一片惊呼，甚至有人说“物质消失了”。1908年，列宁不得不专门写了一本书，《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来应对这场“物理学危机”。他的办法，是给“物质”下一个新定义：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

各位看出来了吗？物质不再是物理学说的那个东西，而成了一个哲学范畴。从此，物理学怎么变，“物质”都可以跟着变。一根柱子，如果它的材料可以随时重新定义，那它还算不算一根柱子？

至于“意识是大脑的机能”，我们在上一篇已经讲过：如果人的思想只是原子的运动，那么，连“唯物论是真的”这个思想，也失去了被相信的理由。这里不再重复。

第二根柱子：投影，可以投向两边

投影说，听起来很有道理，而且历史悠久。

两千五百年前，古希腊有一位诗人哲学家，叫色诺芬尼。他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如果牛、马和狮子也有手，能像人一样画画，那么马会把神画成马的样子，牛会把神画成牛的样子。他还说，埃塞俄比亚人的神是黑皮肤、扁鼻子，色雷斯人的神是蓝眼睛、红头发。

这段话，常常被当作投影说的老祖宗。可是，很少有人接着往下读：色诺芬尼说这些话，不是为了证明没有神，而是为了说明，真正的神不像这些人造的偶像。他接着说：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最伟大，无论形体还是思想，都不像凡人。

各位，这正是圣经的立场。人确实会按照自己的形像造神，圣经管它叫“偶像”。拆穿人造的偶像，恰恰是先知们一直在做的事。投影说能拆掉的，是偶像；它拆不掉那位不是人造的神。

再往深里说，投影说有一个逻辑上的硬伤：它解释的是“人为什么会相信”，而不是“所信的东西是否存在”。

有人说，神只是人类因为现实苦难而幻想出来的心理安慰。但这在逻辑上站不住。一个口渴的人，在沙漠里会想象出一杯水，这能证明世上根本没有“水”这种东西吗？恰恰相反，人会口渴，正说明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有水。

路易斯（C. S. Lewis）在《返璞归真》里有一个极其深刻的观察：人与生俱来的每一种自然欲望，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能满足它的东西存在。婴儿会饿，世上就有食物；小鸭想游泳，世上就有水。

但是，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心里，有一种这个世界上任何名利、知识、哪怕是美好的爱情都满足不了的渴望，最合理的解释是什么？路易斯说，最合理的解释也许是：我们原本就是为了另一个世界而造的。

路易斯的这个推论，其实在一千六百年前，就已经被奥古斯丁极其深情地道破了。在《忏悔录》的开篇，奥古斯丁面对造物主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主啊，你为自己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心若不栖息在你里面，就永远得不到安宁。”

各位，这才是人类最深层的真相。如果唯物论是对的，人只是一堆原子的偶然集合，那么这堆原子为什么会产生一种整个物质宇宙都填不满的“神圣饥渴”？在我看来，最好的解释就是：我们的灵魂，本来就是神为他自己而造的。而且，投影是可以投向两边的。如果说信神是一种“愿望思维”，那么不信神，难道就不可能是另一种愿望思维吗？

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一位非常诚实的无神论者，在1997年的《最后的话》里写过一段很坦白的话：我不只是不信神，并且自然而然地希望自己是对的；而是我希望没有神！我不想有一位神；我不想宇宙是那个样子。

如果有人因为渴望一位慈爱的天父，就去信神；也就会有人因为不愿意有一位审判者，就宁愿不信。按投影说的逻辑，两边都可以被“心理分析”。所以，投影说这把刀，砍不倒信仰，最多只能让我们双方都谦卑一点：都问问自己，我相信的，是因为它是真的，还是因为我希望它是真的？

第三根柱子：一个失败了的预言

第三根柱子，是一个预言：生产力发展了，阶级消灭了，宗教必然消亡。我们在之二里讲过波普尔：一个理论如果做出明确的预言，那它就要接受事实的检验。那我们就来检验一下。

二十世纪中叶，不仅马克思主义者，连西方许多社会学家，也相信“世俗化”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社会越现代，宗教越衰落。美国社会学家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就是世俗化理论最有名的代表人物之一。

可是，到了1999年，伯格公开改口了。他在一本书里写道：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世俗化世界里的假设，是错的；今天的世界，和过去一样，宗教热情极其旺盛，有些地方甚至更甚。

只要看看今天全球的宗教版图，事实就一目了然了。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2年发布的全球宗教版图报告，全世界约84%的人口有明确的宗教归属；没有任何宗教归属的人，约占16%。而且要注意，这16%并不都是无神论者，其中不少人仍然相信神或某种更高的力量，只是不属于任何宗教团体。

更意味深长的是这16%的分布：其中超过一半，大约七亿人，在同一个国家，中国。作为由国家力量长期推行唯物论和无神论教育的人口大国，中国几乎独自撑起了全球“无宗教人口”的半壁江山。如果把中国从统计中刨去，世界其余地区没有宗教归属的人，还不到一成。

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美国，宗教依然兴盛；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基督教在二十世纪迅猛增长。

还有一个例子，离我们更近。1949年，中国的新教信徒，通常估计在七十万到一百万之间。此后几十年，经历了种种限制和冲击，按理说，宗教应当“自然消亡”了。可是，根据2018年中国政府自己发布的白皮书，中国的基督教新教信徒已有三千八百多万。

即便只用官方的数字，七十年间也增长了几十倍。一个预言，被事实如此清楚地推翻了。按照科学的规矩，理论就该修正。

第四根柱子：鸦片，还是觉醒剂？

第四根柱子，是那句最有名的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先说句公道话。马克思这段话，其实比课本里引的要复杂。完整的一段是这样的：“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马克思自己也承认，宗教里有“抗议”，有叹息，有感情。这里面，有一种对受苦者的同情的理解。只是在他看来，这种抗议最终让人沉睡，而不是让人起来。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信仰常常不是让人昏睡的鸦片，而是让人醒过来的觉醒剂。

十八世纪末，英国议员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因为福音派信仰，花了几十年时间推动废除奴隶贸易和奴隶制。

1919年，朝鲜半岛的三一独立运动，起草和签署《独立宣言》的民族代表中，基督徒占了将近一半。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金，是一位浸信会牧师，他的演讲里满是圣经的语言。

1979年，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回到祖国波兰，在华沙对着几十万人讲道。一年以后，团结工会诞生；十年以后，波兰走出了旧体制。

这些人，没有一个被信仰“麻痹”了反抗的意志。恰恰相反，正是信仰，给了他们面对强权的勇气。因为一个相信“人是按照神的形像造的”的人，就不会接受“人可以被当作牲口”。

关于这一点，荷兰神学家、后来出任首相的亚伯拉罕·凯波尔（Abraham Kuyper），说得最为透彻。1898年，他在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发表了著名的“斯通讲座”，后来结集为《加尔文主义讲座》（Lectures on Calvinism）。在第一讲里，他就断言：是加尔文主义，“为我们赢得并保障了我们的宪政公民权利”（has captured and guaranteed to us our constitutional civil rights）。第三讲《加尔文主义与政治》，他把道理讲透了：既然所有的人，无论男女、贫富、强弱、愚智，都是神的受造者，也都是失丧的罪人，那么，谁都无权辖制谁，人人在神面前平等。他接着说：没有人有权统治另一个人，否则，这种权利必然、而且立刻，就会变成强者的权利（no man has the right to rule over another man, otherwise such a right necessarily and immediately becomes the right of the strongest）。人对人的权柄，不可能出于人自己，只能来自上帝。

我因此常说，加尔文主义是基督信仰中的“战斗机”——由此可见一斑。

这里面，有一个极其深刻的政治学真相：当一个人在内心深处，确认了只有造物主才拥有绝对的主权时，他就不可能再向世间的任何暴君和假神下跪。信仰不仅没有成为顺从强权的鸦片，反而为抵抗极权筑起了一道最坚不可摧的防线——因为神高高在上，所以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任何一个政权，有资格对人类的灵魂行使绝对的统治。

至于真正的鸦片是什么，我们在番外之三里，还要专门谈到：二十世纪，最让人昏睡的，不是教堂里的信仰，而是那套许诺人间天堂的“历史必然”。

三、柱子倒了以后

讲到这里，我想讲一个很少有人注意的故事：唯物论和无神论的家谱，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分出了两支。

一支是科学唯物论。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克里克（Francis Crick），1994年写过一本书，叫《惊人的假说》。开篇就说：你，你的喜悦和悲伤，你的记忆和抱负，你的自我认同感和自由意志，实际上都不过是一大堆神经细胞及其相关分子的行为。

克里克和他的搭档沃森，都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克里克是一个彻底的还原论者，据他自己和传记作者的叙述，他当年从物理转向生物学，部分动机就是想用科学去破解那些一向被认为属于宗教的“生命之谜”。在他眼里，这副精妙的双螺旋，只不过是漫长岁月里原子盲目碰撞出来的化学结果。

但是，科学的故事并没有停在克里克那里。

几十年后，另一位站在生物学巅峰的科学家，接过了破译DNA的接力棒。他领导了宏大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把人类DNA里的三十亿个“字母”全部读了出来。这个人叫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

面对同样的双螺旋，柯林斯没有得出“人不过是一堆分子”的冰冷结论。他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上帝的语言》。要说明的是，柯林斯完全接受进化论，他并不认为DNA不可能经由自然过程形成；他的意思是：进化，正是上帝创造生命的方式，而那串精妙的遗传密码，就是造物主书写生命所用的语言。

各位看，这多有意思。同样是凝视着DNA双螺旋，无神论者克里克看到了“化学分子”，基督徒柯林斯看到了“上帝的语言”。

这再次印证了我们前面讲过的道理：科学数据本身是哑巴，它不会自动跳出来告诉你“世界上有没有神”。你最终得出什么结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带着什么样的“先验信念”走进实验室。

另一支是后现代主义。1979年，法国哲学家利奥塔说：“我把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所谓“元叙事”，就是那种解释一切的宏大故事。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历史决定论，恰恰是最大的元叙事之一。

各位看出其中的讽刺了吗？无神论的初衷，原本是费尔巴哈那句豪言壮语：“人，才是人的上帝。”他们想把神赶走，让人来做宇宙的主人。可是，一路走下来，结局充满了黑色幽默：科学唯物论说，人不过是一堆受化学法则支配的神经元，于是，那个拥有自由意志、能做主的“人”，消失了；后现代主义说，一切真理都只是相对的语言游戏，于是，那个能运用理性去认识世界的“人”，也跟着消失了。

1966年，法国哲学家福柯在《词与物》的结尾写道：人，将像画在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一样，被抹去。

四、尼采：一位不信神的“先知”

这悲剧的一幕，一百多年前的尼采，早就冷酷地预见到了。

今天很多人说，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他是个坏人，是个疯子。我曾经也受这个看法的影响。但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尼采是一位先知。他不信神，却比他的许多追随者，也比许多信徒，更早、更深地看清了启蒙运动的问题，看到了即将到来的后现代社会的“礼崩乐坏”。他至少看到了三件事：

第一，地基的坍塌，也就是虚无主义的降临。 尼采深刻地指出，基督教不仅是一种信仰，它是整个西方两千年来道德、价值和“客观真理”的基石。基石一旦被抽掉，建立其上的大厦必将倾覆。他嘲笑当年英国的一些思想家，比如女作家乔治·艾略特：他们摆脱了基督教的上帝，却以为还可以保留基督教的道德。尼采说，这是自欺。上帝死了，建立在上帝之上的真理、道德底线和人的尊严，都会一个接一个地跟着倒塌。

第二，人造神的僭越。 在《快乐的科学》著名的“狂人”寓言里，尼采借狂人之口发问：“为了配得上这桩伟业，我们自己岂不是必须成为神吗？”天上没有了造物主，人就企图在地上自己当造物主，比如通过历史决定论去强行设计社会。可是，人不是上帝，承担不起这个角色。人，既不能被物化，也不能被神化。

第三，权力的裸奔。 这是最切中二十世纪灾难要害的一点。按照尼采的思路，如果不存在超验的、绝对的真理，那么，当道德的遮羞布被扯下以后，剩下的就只有赤裸裸的“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谁掌握了强权，谁就能把自己的意志定义为“真理”。

五、没有恶，也没有善

真理被消解，道德也就跟着被消解。

当今世界最有名的无神论者、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1995年的《伊甸园之河》里写得极其坦白：我们所观察到的这个宇宙，正好具有这样一些特性，如果它的底层本来就没有设计、没有目的、没有恶也没有善，只有盲目而无情的冷漠，那它就该是这个样子。

没有恶，也没有善。

道金斯本人当然不会说杀人和救人没有分别，他对他眼中的“恶”常常义愤填膺。可是，按照他这句话的逻辑推下去：如果宇宙只是一堆原子的盲目碰撞，那么，你扶起一个跌倒的老人，和你在街上伤害一个人，在宇宙的尺度下，都只是几团碳基分子的位移，没有任何客观的道德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借伊凡之口提出了一个震动思想史的思想，后人把它概括成一句话：“如果没有上帝，一切都是被允许的。”

先说句公道话：很多无神论者，是品格高尚的好人，比不少自称信神的人还要好。问题从来不是“无神论者能不能做好人”，而是：如果宇宙的底层“没有恶也没有善”，“应当”和“不应当”，还有没有一个客观的根基？一旦失去了那个超验的道德准绳，剩下的，很容易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罗素（Bertrand Russell），二十世纪最有名的无神论哲学家，也是一个难得诚实的人。他在1903年的《自由人的崇拜》里说：人的起源、希望、恐惧、爱和信念，都只是原子偶然排列的结果；一切人类天才的光辉，都注定要在太阳系的大死亡中熄灭；灵魂的居所，只能建造在“不屈不挠的绝望”这一坚实的基础之上。

我很敬佩罗素的诚实。可是，中国人接受的无神论，偏偏没有告诉大家这一点：它一边说“没有神，没有天堂”，一边又许诺了一个人间天堂。诚实的无神论，应该像罗素那样直面绝望；把绝望包装成天堂的，不是无神论的勇气，而是无神论的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