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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并没有死,可信才有未来——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说了什么,没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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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并没有死,可信才有未来——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说了什么,没说什么

作者:赵晓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11章1节

10月12日,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霍尔(Robert E. Hall)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理由是“为宏观经济稳定提供了微观基础”。

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霍尔与迈克尔·伍德福德(插图:Niklas Elmehed © Nobel Prize Outreach)

一、一个“不够思想”的诺奖?

一位企业界朋友不以为然:这两位是第一流的技术专家,模型做得精,央行用得多,但算不上思想大师。

这话有道理。诺奖得主向来有两类:一类是思想大师,哈耶克、弗里德曼、布坎南、科斯、诺斯,他们改变的是人看世界的方式;一类是技术大师,他们打造模型和工具。我个人也更偏爱前一类。

但剥开模型的外壳,这一届诺奖讲的恰恰是一个关乎每个人、每个国家的大问题:未来是否可信。

思想大师提出问题,技术大师把问题变成工具;有些最深的思想,正藏在技术的外壳里。

很多人都知道,宏观调控的奠基者凯恩斯有句名言:“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以此作为对短期宏观调控的依据!今年的诺奖,在我看来,正是对这句话最有力的回答:长期并没有死,它就活在今天的预期里!

有意思的是,两位得主被归入“新凯恩斯主义”,可他们的思想底色,却来自当年反凯恩斯的弗里德曼与卢卡斯,与哈耶克也有暗合。这是对凯恩斯宏观调控理论的一次重大修正:央行的作用仍被肯定,但作用的基础变了,不再是随意调控,而是可信承诺。弗里德曼本就在前面那份思想大师的名单上;技术大师的根,原来扎在思想大师的土里。

名为凯恩斯,骨子里是弗里德曼与卢卡斯:保留了央行,却换掉了央行的根基。

二、霍尔:人按一生来花钱

霍尔接过的是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那本是冲着凯恩斯消费理论去的:人不按当月工资花钱,而按一生的收入预期花钱。霍尔1978年的经典论文进一步证明:如果人是向前看的,按对一生收入的预期来决定花多少钱,那么消费的变化就无法预测。因为一切能预见的事,早已被算进了今天。明年要加薪,今天就多花;明年要失业,今天就省着。能改变消费的,只有出乎意料的消息。

这个技术结论背后是一个重大思想,其实是我经常强调的:经济不是被过去推着走的,而是被未来拉着走的!信用决定信心,信心决定未来。

它的政策含义也很直接:临时的刺激,改变不了人对一生的判断。发一次消费券,人们知道是一次性的,钱多半被存了起来。要让人敢花钱,得让人重新相信自己的一生。

而它的文明含义更重要:一个社会的消费、储蓄与投资,归根结底取决于人们敢不敢为自己的一生,乃至子孙的一生做打算。人肯读书、肯储蓄、肯生养、肯种下自己未必乘凉的树,是因为相信明天属于自己。经济学把这叫作“时间偏好”:越不只顾眼前、越肯为将来付出,时间偏好就越低。文明的进程,说到底就是上个社会透过制度完善,让人的时间视野一代一代向远处延伸;反过来,一个让人看不见明天的社会,再多的刺激,也只能换来一时的热闹。

三、伍德福德:货币政策就是预期管理

伍德福德2003年的《利息与价格》,为今天全世界央行使用的新凯恩斯模型奠定了框架。他的核心洞见是:真正影响经济的,不只是今天的利率,更是人们对未来利率的预期。企业建厂看的是未来十年的融资成本,家庭买房看的是未来二十年的按揭。

所以,央行最强大的工具不是降息,而是承诺;而承诺有没有力量,全看它能否赢得人们的信任。

央行最强大的工具,不是它今天做了什么,而是它让人们相信它明天会做什么。

四、规则一变,模型就失效

这一届诺奖有一个源头: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当时的主流模型说,多一点通胀可以换少一点失业。政府照做了,结果通胀和失业一起上升。

卢卡斯(Robert Lucas)给出了答案:人不是被动的数据,政策规则一变,人的行为就跟着变,旧模型就全部失效。接着,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又指出:一个可以随时改主意的决策者,他的承诺天然不可信。

规则一变,模型就失效;规矩一变,人心就散了。

霍尔和伍德福德,正是在这个地基上重建了宏观经济学。宏观稳定的前提,是规则稳定;规则稳定的前提,是定规则的人自己也受规则约束。

五、长期并没有死

凯恩斯那句话,后来常被当作只顾眼前、政府干预的理由。可在新凯恩斯模型里,人们对未来收入、未来利率、未来规则的判断,此刻就在决定今天的消费与投资。短期,不过是长期在今天的投影。

这也提醒我们一个危险:为了熨平每一次波动,不断加码刺激、透支财政、压低利率、默许通胀,就是用明天的信用换今天的平稳。久而久之,人们学会的是:未来是用来透支的,储蓄是傻瓜才做的事。

用周期吃掉趋势,就是用今天的平稳透支明天的未来。

六、它没说什么

今年的诺奖说了很多,但有三件事它没说。

第一,预期从哪里来。模型默认央行的承诺可信,可这背后是一整套模型不讨论的条件:央行相对独立,法律稳定,产权有保障,舆论能批评。2018年起,“稳预期”成了中国官方文件里的高频词。为什么总是稳不住?用霍尔的模型看并不难懂:楼市下行,收入前景不明,政策难以预判,家庭下调了对一生的预期,于是不敢花、只敢存。

预期是管不出来的,只能用信用换来;而信用的前提,是权力自己受约束。

第二,时间的价格由谁来定。伍德福德的书名,沿用了瑞典经济学家魏克赛尔1898年的同名著作;而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也出自魏克赛尔。同一个源头分出两条路:一条说,央行应当去追踪那个看不见的“自然利率”;另一条说,没有人能知道它。1974年哈耶克领诺奖时的演讲题目就叫《知识的僭妄》。利率本质上是时间的价格,它该由千万人的选择来发现,还是由一个机构来管理?这个问题,今年的诺奖没有回答。公道地说,伍德福德主张的通胀目标制,本身也是在用规则约束央行。

第三,信用的最终根基在哪里。人间的一切承诺都有限,因为法律会改,舆论会变,人会食言,也会死。《希伯来书》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所望之事,就是预期;实底,就是让预期站得住的根基。同一卷书又说:“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判词

今年的两位得主或许不是思想大师,但他们用最精密的工具证明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经济被未来拉着走;约束决定信用,信用决定信心,信心决定未来。

它说了的,属于经济学;它没说的,属于政治学与神学。关心未来的人,两样都要读。

预期管理的尽头是信用,信用的尽头是被约束的权力;而被约束的权力之上,还有一位信实的应许者。

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至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希伯来书》10章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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