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持久战——回应兰德报告系列之二
作者：赵晓
一、两篇文章，都押注时间
1938年5月，延安。抗日战争爆发不到一年，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国内弥漫着两种情绪。一种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打下去必亡，这是“亡国论”；另一种说，只要再打几个大胜仗，日本就会撤兵，这是“速胜论”。毛泽东在窑洞里写下长文《论持久战》，同时驳斥这两种论调。
他的论证并不复杂。日本是强国，但它是小国，兵力、资源都有限，又是侵略的一方，在国际上会越来越孤立；中国是弱国，但它是大国，地广人多，又是正义的一方，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援助。双方的优势和劣势都在变化，日本的优势会逐渐消耗，中国的劣势会逐渐转化。所以战争必然是持久的，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这是一个关于“消长”的理论：不看此刻谁强，看时间在帮谁。
九年后，1947年7月，大西洋彼岸。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一篇署名“X”的文章，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作者是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他向美国人提出了一个后来主导冷战四十年的建议：对苏联实行长期的、耐心的、坚定而警惕的遏制。
凯南的底气从哪里来？同样来自时间。他判断，苏联体制自身包含着衰败的种子；只要美国守住阵线、管好自己的事，时间会站在美国一边。他在文章结尾甚至说，美国能否经受住这场考验，取决于美国作为一个民族能否保持自己最好的传统。
一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一位是美国的外交官；一篇写于抗战，一篇写于冷战开端。两篇文章的立场截然相反，却有一个共同的结构：它们都不押注此刻的实力，而押注时间。
八十多年后，兰德公司的报告告诉我们：今天的中美双方，各自都相信时间站在自己一边。
二、兰德怎么说：两个各自讲给自己听的故事
兰德报告的第二章，题为“美国与中国关于竞争的叙事”。它开宗明义：在客观描绘这场竞争之前，必须先从竞争者自己的眼睛去理解它；每一方带着的主观的、有时是扭曲的视角，与客观现实同样重要。
美国的故事，兰德以国务卿卢比奥（Marco Rubio）2025年的一段话开头：我们欢迎中共进入全球秩序，他们享受了全部好处，却无视全部义务。兰德把这个故事写成一段完整的叙事：冷战之后，美国慷慨地培育了一个向所有国家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只要对手改革、开放、负责任，就欢迎它分享好处；中国看重稳定与发展，美国自然预期它大体会走上这条路；但中国无意履约，经济部分开放了，却用不公平的手段获取优势，加入了世贸组织，却屡屡违规。结论是：美国本想合作，是中国选择了竞争。
中国的故事，兰德以外长王毅2025年3月的一段话开头：“任何极限施压、威胁讹诈都无法撼动14亿中国人民的众志成城，都不能阻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步伐。”兰德同样把它写成一段叙事：中国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外来侵略、内部混乱和民族屈辱；改革开放以后和平崛起，对内带来繁荣，对外带来机遇；但就在民族复兴近在眼前的时候，美国开始把中国当作必须压制的威胁。你弱的时候欢迎你，你强了就抵制你。
如果故事只讲到这里，它不过是两国官方说法的摘要。兰德真正有分量的地方，在于接下来的分析。
它指出，中方把这场竞争看作一场决定国际秩序未来的历史性斗争，而不是一时的利益之争；把民族复兴定义为一场文明的复兴，而不只是一般的现代化；并以“东升西降”概括时代的潮流。它特别写道，中方的愿景建立在战略耐心之上：不急于正面对抗，而是相信国内的稳步发展会逐渐削弱美国阻挠中国崛起的能力；中国领导人以五十年、一百年为尺度思考问题。截至2026年，兰德的判断是，中国领导人确信他们所设想的未来正在到来：他们相信自己正在赢。
而美国的故事里，也藏着一个时间判断，只是兰德把它放在了第三章：中国的增长正从10%一路降到5%以下，人口、债务、生产率和国际抵制正在同时逼近；中国以投资、出口和国家主导为基础的模式，正撞上天花板。换句话说，美国也相信，时间正在帮美国。
图2｜中国增速的三级台阶。数据来源：兰德报告第19页
两个故事，两种持久战，都押注时间。
三、学理侦探：一条脚注里的线索
福尔摩斯说过，细节里往往藏着整个案子。兰德报告里有一个容易被跳过的细节，藏在第二章“东升西降”那句话的脚注里。
兰德为“东升西降”这个口号追溯思想来源，引用的是一本书：《美国反对美国》（America Against America）。这本书1991年出版，是作者1980年代末游历美国之后的观察与反思，作者后来成了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成员。兰德在脚注里写道，这本书对美国既有钦佩，也有焦虑：它把美国描绘成一个技术上充满活力、内部矛盾却预示着衰落的社会；它钦佩美国“面向未来的精神”，钦佩创新如何成为一个民族的传统，同时追问中国能否发展出一种可以相比的精神气质。兰德认为，正是这种对美国长处的敬意与对西方停滞的确信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东升西降”的思想底色。
这条脚注值得侦探停下来细看，但不能只看兰德摘出来的那一半。
兰德强调的是钦佩的一面，可这本书的书名，说的是另一面。所谓“美国反对美国”，指的是美国社会内部的深刻矛盾：美国梦与现实之间的反差，个人主义带来的孤独与家庭的松散，一切皆可商品化的逻辑，以及形式上的民主背后金钱与财团的实际权力。作者甚至认为，民主最大的威胁不是专制，而是民主自身。在他看来，美国的力量与美国的病灶来自同一个源头：一个高度个人化、高度自由的社会，一面不断创新，一面不断自我消耗。
所以，这本书留下了两种读法。
一种读法看到的是美国的长处：面向未来、不断创新的精神，以及作者那句忠告，要想超过美国，必须先在科学技术上超过它。这接近于兰德报告的读法。
另一种读法看到的是美国的矛盾：一个自己反对自己的社会，终将在内耗中走向衰落；相比之下，一个集中统一、能够长远规划的体制更占优势。需要说明的是，这本书本身并没有直接宣称中国的制度更优越，作者当时对中国能否形成可以与之相比的精神气质，也持保留态度。但三十年后流行起来的“东升西降”与“制度自信”，显然继承的是第二种读法。
侦探在这里看到的，是同一份证据得出的两个判决。美国“自己反对自己”，可以被读成内耗，也可以被读成纠错：党派相争、舆论喧哗、社会不断地自我批评，恰恰是一个社会把自身问题公开暴露出来、再加以修正的方式。这两种读法背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时间观，本篇第四节还会回到这一点。至于作者当年提出的那个问题，中国能否发展出一种面向未来、不断创新的精神气质，到今天依然没有被回答。
这就引出了第一个侦探结论：两种持久战，比的不是体量，而是更新的能力。毛泽东1938年的判断之所以应验，凯南1947年的判断之所以应验，都不是因为他们算准了当时的国力，而是因为他们看准了双方此消彼长的方向。日本的扩张越成功，消耗就越大；苏联的体制越僵化，衰败的种子就长得越快。持久战的胜负，最终取决于哪一方的体制能够在时间中自我修复，哪一方会在时间中自我消耗。
再往下勘察，会发现第二条线索：两个故事都是受害者的故事。兰德在分析两套叙事时指出，双方都认为自己受到了恶劣的对待：中国援引“百年屈辱”和美国对中国发展的颠覆；美国援引中国数十年来利用国际秩序的不公平、掠夺性做法。兰德说，这使竞争带上了一种危险的道德化色彩，让任何妥协都更加困难。它还说，两套叙事都是深信不疑、相互强化、自我验证的信念体系，它们本身就是战略因素，塑造行为，限制选择。
用“两杆秤”的纪律来称一称，两个故事各有可以成立之处，也各有讲不通的地方。美国说自己是被辜负的一方，可是美国2025年的国家安全战略自己承认，四届两党政府的精英，要么是中国战略的甘愿推手，要么在否认现实。如果说被骗，美国至少也是自愿上的船，而且船上的许多人赚得盆满钵满。中国说自己是被遏制的一方，可是兰德列出的许多摩擦，从产业补贴到海上对峙，并非全由美国挑起；“你强了就抵制你”的感受是真实的，但它不能解释所有的抵制。兰德自己的提醒最为中肯：每一方都认为对方的叙事不准确而且自利。
第三条线索，藏在兰德第二章的结尾，几乎被所有转述忽略。
兰德列出了两国叙事的六点启示，其中第五点说：双方都在强调同一个根本目标，即证明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更优越；每个政府都把自己的根本使命理解为，在一个动荡危险的世界里，为本国公民提供安全、繁荣、民族自豪与认同。在全章最后，它更直接地说：尽管观点截然不同，中美两国其实在进行同一场竞争；在这场竞争中，能够实现更有效、更具正当性的治理，能够制定更有力的中期战略来推动国内经济，并在新兴技术制高点上站得更稳的一方，将享有深远的竞争优势。
这是整章最重要的一句话。两个水火不容的故事，底下共享着同一个前提：裁判不是对手，而是本国的人民。谁能让自己的人民过得更好、更安全、更有尊严，谁就在这场持久战里占了上风。
四、两种时间观
现在可以把案情说清楚了。
今天中美之间，有两种持久战的时间观在对峙。
一种是决定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影响下，它相信历史有一个方向，“东升西降”就是时代的大势；只要保持战略耐心、稳步发展，时间自然会把胜利送到手中。兰德在分析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身份时指出，这种身份带来一种确信，认为历史站在自己一边；它也提醒，这种确信可能助长一种危险：对美国衰落的过度自信，进而引发冒险。如果相信对手的崩溃近在眼前，就可能误判对手的反应。
另一种是纠错论。它不相信历史决定论，也不认为历史有预定的方向，只相信一个体制若能在犯错之后改正，就能在时间中存活和更新。凯南在1947年押注的，归根到底就是这一点：苏联不能纠错，美国能。四十多年后，结局正是如此。
这两种时间观，尺度相同，判据相反。决定论问的是：大势在哪一边？纠错论问的是：谁能改正自己的错误？
决定论并非中国独有，历史上它曾在两边都失过手。
1956年，赫鲁晓夫对西方外交官说出了那句名言：“我们将埋葬你们。”1961年，苏共新党纲宣布，苏联将在1970年前后在人均产量上超过美国，到198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那时的数字看起来确实支持这种自信：1950年代苏联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美国。连西方的经济学家也被说服了。据经济史学者考证，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那本风行世界的《经济学》教科书，1961年版曾预测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可能在1984年到1997年之间超过美国，此后的各个版本不断把这个日期往后推，直到苏联解体。决定论的错误不在数据，而在把一个阶段的速度当成了历史的方向。
美国也有过自己的决定论。1989年，福山（Francis Fukuyama）发表《历史的终结？》，认为自由民主制度将成为人类政治演进的终点。此后二十年，美国对华接触政策背后，正是一种温和的决定论：只要中国加入全球市场，经济的开放终将带来政治的开放，时间会替美国完成改造中国的工作。兰德第二章里那个“被辜负的宽容”的故事，说到底，就是这种决定论落空之后的失望。
两边的决定论都失过手，说明问题不在于谁的意识形态更正确，而在于决定论这种思维方式本身。
为什么会这样？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中给过一个简洁的论证：人类历史的进程深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影响，而我们无法预知自己未来会知道什么；所以，历史的进程在原则上不可预言。谁宣称掌握了历史的方向，谁就宣称预先知道了尚未产生的知识。波普尔由此得出的不是悲观，而是一种谦卑的方法：既然无法预知未来，就只能在试错中前进，让错误尽早暴露、尽快改正。这正是纠错论的学理根基。
我的判断是，决定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会让人把对手的困难当作自己的胜利，把自己的成功当作历史的必然。而在持久战中，最昂贵的错误恰恰是过早地认定自己已经赢了。有趣的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里批判的“速胜论”，正是这种错误。
公平地说，纠错论也不能自动保证美国胜出。纠错能力不是一份永久的产权，而是一种需要不断维护的能力；美国今天的政治极化、财政失衡和社会撕裂，正在考验这种能力是否还在。这一点，本系列第五篇会专门审视。
五、判词
两种持久战，时间尺度相同，胜负判据相反：一种押注历史的必然，一种押注纠错的能力。时间不站在任何人一边，时间只站在能够改正自己错误的一边。
兰德报告的第二章，表面上是在比较两个国家的官方说法，实际上揭示了一个更深的事实：中美两国都在打一场持久战，都相信时间在帮自己。可是时间从不偏袒任何人。它只是一面放大镜，把一个体制的自我修复能力放大，也把一个体制的自我消耗放大。
八十多年前，延安窑洞里的那篇文章和华盛顿那篇匿名文章，都看清了这一点：持久战的胜负，不在开局，而在消长。今天重读兰德，我们需要追问的不是“谁的故事更动听”，而是“谁的体制在时间中修复得更快、消耗得更慢”。
六、对决策者的含义
对经营者。两套叙事都深入人心、相互强化、自我验证，这意味着中美摩擦不会因为一次峰会或一纸协议而消散。经营者应当按“长期摩擦、但非全面断裂”来规划：兰德明确说，双方的成功愿景都不要求摧毁对方，这与当年的美苏对抗有本质区别。最需要警惕的，是被任何一方的叙事裹挟，把一时的政治气候当成长期的结构趋势。读懂两套叙事，就能提前预判政策的方向：在华盛顿，任何让步都会被放进“被辜负”的故事里审视；在北京，任何压力都会被放进“被遏制”的故事里解读。
对施政者。兰德给美国决策者的第六点启示是：要坚决反制对方的胁迫，同时不把对方的不满与疑惧激化到危险的地步，在竞争、威慑与安抚之间求得平衡。这条建议，对双方同样适用。对中国而言，持久战最需要防范的，不是外部的压力，而是内部的“速胜论”：一旦认定对手的衰落已成定局，就可能低估对手的韧性，高估自己的余地。当年《论持久战》之所以高明，正在于它同时拒绝了悲观与狂热。今天的持久战，也需要同样的清醒。
下一篇，我们将打开兰德报告的第三章，看看两国的账本：数字说了什么，没说什么，以及数字背后那杆秤。
注释
本文所引兰德报告，均据英文原文：Michael J. Mazarr et al., The Scope and Nature of the U.S.-China Competition, RR-A4254-2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26)。页码为报告正文页码。
- 第二章开篇关于“主观视角与客观现实同样重要”的论述，以及卢比奥的引语和美方叙事，见第7页。
- 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关于“四届两党政府精英”的表述，见第8页。
- 王毅的引语、中方叙事、“文明复兴”与“东升西降”，见第9页。王毅的引语，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所载2025年3月7日记者会实录；卢比奥的引语，系据兰德报告英文转译。
- 关于战略耐心、“五十年、一百年”的时间尺度、“他们相信自己正在赢”，以及两套叙事是“自我验证的信念体系”、受害者叙事的道德化色彩，见第10页。
- 关于双方成功愿景都不要求摧毁对方、双方都要证明制度更优，见第11页；关于“同一场竞争”与“更有效、更具正当性的治理”，见第12页。
- 关于中国增长放缓与模式遇到天花板的判断，见第19–23页。
- 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身份带来的历史确信，以及对美国衰落的过度自信可能引发冒险，见第38页。
- 关于“东升西降”的思想来源及《美国反对美国》一书，见第二章注20（第83页）。
- 关于萨缪尔森教科书对苏联经济的预测及其历次推迟，可参见David M. Levy and Sandra J. Peart, “Soviet Growth and American Textbook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2011）；福山《历史的终结？》载《国家利益》1989年夏季号；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英文版1957年出版。
- 毛泽东《论持久战》，作于1938年5月；乔治·凯南（署名X）《苏联行为的根源》，载《外交事务》1947年7月号。两文的论证为作者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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