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启蒙，还是元启蒙？（《“赛先生”的另一面——五四没讲完的那一课》之七：收官）

作者：赵晓

1923年2月，清华园。哲学家张君劢给即将出国留学的学生们做了一场演讲，题目叫《人生观》。他说：人生观的问题，是主观的、自由意志的、各人不同的，科学无论怎样发达，都解决不了。

这句话捅了马蜂窝。

地质学家丁文江立刻撰文反击，把张君劢讥为“玄学鬼”，宣称科学方法万能，人生观也不例外。随后，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等一大批人卷入，这就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著名的“科学与玄学论战”，简称“科玄论战”。论战的结果，几乎没有悬念：张君劢一方，被打成了守旧、落后的“玄学鬼”；科学派大获全胜。

这一年年底，论战文章结集出版，胡适和陈独秀各写了一篇序。这个系列前面请出来的“四兄弟”，就在这一年，正式在中国登堂入室。这两篇序，值得我们今天停下来，好好读一读。因为写序的这两个人，在中国人心里，也是两尊大神。尤其是胡适，至今仍是中国自由派心中的偶像。

胡适的“十条”

胡适的序，一开头就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大意是：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各位听听，“无上尊严的地位”，“不敢轻视或戏侮”。这说的哪里是一门学问？这说的分明是一尊神。胡适看得很清楚，可他不但没有提醒国人警惕，反而亲自上去，又给这尊神镀了一层金，顺带还添了一炷香。

在这篇序里，胡适提出了一个“新人生观”，一共十条。我挑几条，请大家听一听。

第三条：“根据于一切科学，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正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

请问：哪一门科学，用哪一个实验，证明了“用不着造物者”？没有。科学在方法上不研究造物者，和科学证明了没有造物者，是两回事。这正是我们在这个系列里一再讲到的“越界”。

第四条：根据生物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竞争是多么浪费、多么残酷，因此，那“好生之德”的造物主，是不能成立的。

这一条更有意思。“自然界很残酷，所以没有一位慈爱的神”，这是一个神学论证，而且是一个很古老的神学难题，叫“恶的问题”。奥古斯丁讨论过，莱布尼茨讨论过，几千年来神学家和哲学家争论不休。可在胡适这里，它摇身一变，成了“根据于生物学的知识”。

第五条：根据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和别种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

第十条：个人这个“小我”是要死灭的，而人类这个“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胡适说，为全人类、为千秋万代而活，这就是宗教，而且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为个人谋求死后天国、净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

各位，请注意最后这一条。胡适反对宗教，可他最后给出的，恰恰是一个宗教。早在1919年，他就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不朽——我的宗教》。

赛先生变成神，在胡适这里，连名字都起好了。“十条”，胡适的新十诫也。

吴稚晖的“新信仰”

胡适在序里，还特别推崇一位论战中的老将：吴稚晖。

吴稚晖为这场论战写了一篇长文，题目就叫《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各位注意，“新信仰”三个字，是他自己写进标题的。他的宇宙观，自称是“漆黑一团的宇宙观”；他的人生观，自称是“人欲横流的人生观”。在他笔下，人是什么呢？大意是：人不过是一种动物，外面只剩两只脚，却得到了两只手；里面有三斤二两脑髓，五千零四十八根脑筋。

这几句话，当年读来痛快淋漓，很多青年拍案叫绝。今天回头看，各位不妨想一想：这是科学吗？哪一位解剖学家数过五千零四十八根脑筋？这不过是用科学的词汇，写成的一篇杂文。

可就是这样的文字，在当年被当作“科学的人生观”，被胡适赞为一种了不起的新信仰。

陈独秀的“万能”

陈独秀的序，走得更远。

他批评胡适和丁文江还不够彻底。他说，只有证明“科学之威权是万能的”，方能使玄学鬼无路可走，无缝可钻。

“万能”二字，各位记住。我们在之二、之三里讲过的波普尔会说：科学恰恰不是万能的，科学的伟大，就在于它知道自己可能错。

陈独秀接着说：“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

人生观，也由客观的物质原因来“支配”。人的信仰、良心、爱与牺牲，统统由物质决定。这句话，后来写进了几代中国人的课本。

大师的外行话

我要说句公道话：胡适和陈独秀，都不是平庸之辈。胡适提倡白话文，开创了现代学术的许多领域；陈独秀办《新青年》，唤醒了一代青年。他们在某些领域，确实是大师。

可是在这件事上，大师说的是外行话，还不如小学生。

他们都不是科学家。他们所说的“科学”，与其说是实验室里的科学，不如说是一套从欧洲传来的哲学信条：唯物论、自然主义、进化论的世界观，再加上一份对科学近乎宗教的崇拜。他们把十九世纪末的“科学常识”，当成了终极真理；把一个世界观，当成了科学的结论。

最讽刺的是，胡适自己其实也知道。他在列完十条之后，老老实实地承认：这种人生观，是建筑在二三百年的科学常识之上的“一个大假设”，我们也许可以给它加上“科学的人生观”的尊号。

各位，“一个大假设”。胡适自己承认，这是一个假设。可是一百年来，这个“大假设”被印进了课本，变成了标准答案，变成了不容怀疑的“科学世界观”。假设变成了教条，先生变成了神，民众被洗了脑。

没有左右之分

胡适和陈独秀，两人后来在政治上分道扬镳，被认为代表中国的左右。可是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路的：世界只有物质，只有科学，用不着神。一个讲“自然主义”，一个讲“唯物史观”，说法不同，底子是一样的。

在这一点上，五四的大师们，其实没有什么左右之分。

历史还有一个更深的讽刺。胡适亲手为“科学的人生观”开了门，陈独秀亲手把“唯物史观”请进了门。三十年后，1954年，在中国大陆，一场全国规模的“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展开了，用的武器，正是那套唯物史观。

赛先生被抬上神坛的时候，没有人想到，这尊神，有一天会吃掉为它开门的人。

两位先生，两尊神

我们在开篇说过：五四的大师们请来了两位先生，德先生和赛先生；请来的说是两位先生，供起来的却是两尊大神。杨小凯破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偶像，至今没有人去请他下来。

这个问题，还要进一步往前追溯，进一步深挖。

其实，早在科玄论战的前一年，1922年春天，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清华召开大会，就引发了一场“非基督教运动”。各地成立“非宗教大同盟”，宣言说，宗教是科学的敌人，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

赛先生，从此有了一个明确的对手。打倒宗教，成了“科学”的一部分。这条路，不是中国人自己走出来的。它有一个清楚的源头：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

美国历史学家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在《通往现代性之路》里，比较了英国、美国、法国三种启蒙。在她看来，英国启蒙讲的是“美德的社会学”，美国启蒙讲的是“自由的政治学”，法国启蒙讲的是“理性的意识形态”。英美两种启蒙，和基督教信仰大体相容；法国启蒙，却走向了激进的反宗教。伏尔泰喊出“粉碎败类”，矛头直指教会；拉美特利写《人是机器》；霍尔巴赫宣扬彻底的唯物论。

最有意思的是十九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他创立了“实证主义”，宣布人类已经走过了神学阶段和形而上学阶段，进入了科学阶段。可是到了晚年，他又创立了一个“人道教”，有自己的教义、圣徒、节日和教堂，由科学家来当祭司。

一个宣布宗教过时的人，最后自己创立了一个宗教。赛先生变成神，在孔德这里，连形式都齐全了。

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里，专门批评了从圣西门、孔德一路传下来的这种唯科学主义：以为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可以设计整个人类社会。这条路，后来经过马克思主义，进入了中国。

五四请来的赛先生，就是这一路的赛先生。

果子与树

为什么说这是“没讲完的一课”？

因为五四的大师们，看见了西方的果子：科学、民主、富强。他们想把果子摘回来。可是，他们没有问：这些果子，是长在什么树上的？

开篇我们说过，杨小凯破了德先生的偶像：民主背后，是自由与共和。他还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概念，叫“后发劣势”：后发国家可以很快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却往往回避制度的改革，结果短期跑得快，长期却跑不远。

赛先生也一样。现代科学这颗果子，长在一棵什么样的树上？开普勒、牛顿、欧拉、法拉第、麦克斯韦，他们相信宇宙出自一位理性的创造者，所以值得探究；他们相信人按着神的形象受造，所以能够认识；他们也相信人有罪、会犯错，所以需要检验、需要谦卑。

这棵树，五四没有请进门。我们摘回了果子，却把树当成了敌人。

一百年来，中国在科学技术上追赶得很快，却始终有一个问题挥之不去：我们会模仿，却很难有真正的原创；我们相信科学，却很少相信真理。也许，问题就出在这里。

启蒙的三层楼

那么，中国需要的是什么？

不是反启蒙，也不是再来一次法兰西式的启蒙，而是把启蒙的次序摆正。我常说，真正的启蒙，像一座三层的楼。

第一层，是信仰的元启蒙，回答“何为人”。

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们所拥有的全部真实的智慧，几乎都由两部分组成：认识神，和认识自己。

人透过认识神，才认识自己：人有神的形象，所以尊贵，权力必须受约束；人有罪，所以会犯错，自由需要边界；人不能自救，所以制度不是神，没有人可以做神；人可以蒙拯救，所以历史有盼望。

这是地基。不回答“人是什么”，后面的一切都会坍塌。

第二层，是宗教改革的再启蒙，回答“人当何为”。

1521年，路德站在沃尔姆斯帝国议会上，面对皇帝和教廷，拒绝收回自己的著作。他说，他的良心受神的话语约束，违背良心既不安全，也不正当。据说最后他还说了一句：“这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

这就是良心自由：一个人的良心只受神的约束，皇帝和教皇都不能替他做主。有自由，也就有责任。宗教改革把每一个普通人，都放到了神的面前，让他自己读经，自己担当，自己选择。

第三层，才是启蒙运动，回答“人何以知”。

人怎样认识世界？科学，就是在这一层上建起来的，而且建得极其辉煌。

问题是，法兰西式的启蒙，只要第三层，拆掉了下面两层。它以为，有了“人何以知”，就不必再问“何为人”，也不必再问“人当何为”。结果，楼越盖越高，地基却空了。五四请来的，正是这样一座没有地基的楼。

康德的“保留地”，凯波尔的“整片大地”

说到启蒙运动，绕不开康德。

康德1784年写过一篇文章，留下了启蒙运动最著名的口号：“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他后来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序言里还说：“我不得不扬弃知识，以便为信仰留出地盘。”

很多人以为，这是康德在为信仰说话。可细想一下，问题恰恰在这里：康德给信仰“留出地盘”，等于给上帝划了一块保留地。科学管现象的世界，信仰退到道德和内心的一隅；上帝成了理性用不着时，才请出来的一个“悬设”。表面上两边相安无事，其实上帝已经被请出了大半个世界。

荷兰神学家、政治家凯波尔（Abraham Kuyper）走的是另一条路。他有一句名言：在人类生存的整个领域中，没有一寸不是那掌管万有的基督所宣告“这是我的”。

整片大地，都是上帝的。但正因为一切都属于上帝，上帝才把不同的田，分给不同的管家：家庭有家庭的主权，教会有教会的主权，国家有国家的主权，科学也有科学的主权。这叫“领域主权”。

康德，是把上帝关进一个领域；凯波尔，是让一切领域都在上帝之下，各守其分。

美国人的效忠誓词里有一句话：“上帝之下的一个国家”（one nation under God）。这个说法，可以追溯到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这个国家，在上帝之下，将获得自由的新生。”说的正是这个次序：国家不是至高的，上帝才是；但在上帝之下，国家有它自己的职分。

科学也一样，它也不是至高的，也在上帝之下。教会不应该越界，去规定实验该得出什么结果；但科学也不应该越界，去宣布实验室之外不存在真理。神学、科学，一切学问，各有领域主权，又都在上帝之下。

改革宗的《比利时信条》说，神借着两本书向人说话：一本是自然之书，一本是圣经之书。同一位作者，不会自相矛盾。看起来矛盾的时候，要么是我们读错了自然，要么是我们读错了经文，需要谦卑地两边都再读一遍。

这就是赛先生该坐的位子：不是神坛，而是书桌。他是一位极好的先生，教我们读懂自然之书；但他不是神，不能替我们回答：人是什么，人当何为，世界为什么存在。

那团火

这个系列，从一位印度数学家开始，我想用一位法国数学家结束。

帕斯卡，十七世纪的数学天才，概率论的奠基人之一。他去世以后，仆人在他衣服的夹层里，发现了一张缝着的纸。这张纸，他贴身带了八年。纸上记的是1654年11月23日深夜，他所经历的事情。

纸上的第一个字，是：“火”。

接着他写道：“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不是哲学家和学者的神。”一位顶尖的数学家告诉我们：他所遇见的神，不是推论出来的，而是遇见的。理性可以把人带到门口，但开门的，是那团火。

回到开篇那部电影。哈代说：“我们凭什么质疑拉马努金，更何况是神？”这是谦卑。可哈代一辈子坚持的，是证明。所以我们还要补上一句：“我们仍要证明拉马努金。”这是忠实。

一百年前，五四只讲了半课：它只请来了第三层楼，教会了我们证明，却没有教会我们谦卑。

剩下的那半课，该由我们这一代人，接着讲完。

（本系列由笔者“每周一课”《知无涯者：当数学走到理性的尽头》改写而成。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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