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为什么必须向真理负责？——回应自由主义诸理论，回归基督教保守主义自由观

作者：赵晓

引言：自由，究竟是不是一个需要被辩护的东西？

在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公共讨论中，“自由”几乎被视为一个不证自明的善。它被频繁使用、反复呼喊，却极少被真正追问。

但一个根本性问题始终悬而未决：自由本身，是否需要被正当化？

如果自由只是个人偏好，我行我素，那么它不需要进入公共讨论；

但如果自由被理解为一种权利，甚至公共产品，一种必须被保护、被捍卫、被牺牲去守护的价值，那么它就无法回避一个更深的问题：自由凭什么是好东西？又凭什么必须被尊重？

这正是本文要回答的自由作为公共话题的起点。

一、自由不是价值中立的：选择一旦发生，就已进入道德领域

当代最流行的一种看法认为，自由似乎只是“由自”（我行我素），或者是一种价值中立的空间：只要不直接伤害他人，个人就可以按自己的意愿生活；国家与社会的角色，只是守护程序、维持秩序，而不判断方向、不触及价值。

这一定义看似宽容、理性、现代，但在逻辑上并不成立。

自由从来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

因为一旦承认自由，就已经承认三件不可回避的事实：人的选择一旦作出，便从思想领域进入因果领域；行动不是中性的，而是进入因果链条的；而一切可归因的后果，必然伴随道德责任（moral responsibility）。

也因此，关于自由，大家真正的分歧从来不在于人“要不要自由”，而在于一个被不断回避的问题：自由的人在行使自由时，究竟向谁负责？

二、若不向真理负责，自由只能向三种力量负责

一旦拒绝“自由需要真理”的前提，自由并不会悬空存在，它必须被某种力量界定。逻辑上，只有三种可能。

（一）向欲望负责：选择至上的自由

这是当代文化中最具支配力的自由观，它不来自严密理论，而来自情绪与口号：选择本身即正当。

但若将这一立场推至逻辑终点，结论将不可避免：

吸毒与节制在原则上等价

忠诚与背叛只剩个人偏好差异

自制与放纵不再有公共区分

当自由不再指向“善”，而只剩“偏好”，它就会反噬自身的道德基础，

最终沦为：强欲望者对弱者的统治。

这种统治并非总以暴力出现，而更常以“自由”“选择”“权利”的名义完成。

例如：

当“性选择至上”被奉为最高原则时，结果并不是性自由的普遍化，而是情欲更强、资源更多的一方，对更弱一方形成结构性支配：情感承诺被视为压迫，而责任被系统性地卸除。

当“消费选择即个人自由”成为主导叙事时，成瘾性产品（毒品、赌博、色情、算法成瘾）便不再被视为对人的侵害，而被包装为“个人生活方式”。结果不是选择的解放，而是资本与技术对意志更薄弱者的精准收割。

当“表达自由”等同于“情绪自由”时，言语的后果被刻意抹除，噪音、煽动与羞辱反而占据公共空间；真正自制、理性、克制的声音在算法与情绪动员中被系统性淹没。

在这些场景中，所谓“自由”，并未保护弱者，反而为强欲望者、强资源者强动员者提供了免于约束的合法性。

这正是选择至上自由的内在悖论：当自由不再以“善”为尺度，它看似取消了一切判断，实际上却默许最强烈的欲望（权力与资本加持）成为事实上的裁判者。

（二）向程序负责：制度中立的自由

更“高级”的自由主义试图避免情绪化，于是诉诸制度：只要程序中立、规则一致、法律健全，自由就能自发涌现。但现实世界反复证明：

程序只能裁决行为，无法裁决动机；

法律只能处理可量化责任，无法触及系统性之罪；

一旦价值判断被逐出公共领域，

权力与欲望必然填补真空。

没有真理坐镇的程序，最终往往演变为：强者通过合法程序，将自身意志制度化、正当化。这种现象并非偶发，而是程序自由在价值真空中的必然结果。

例如：

在高度程序化的官僚与司法体系中，只要形式合规、流程完备，决策便被视为“正当”，即便其结果明显伤害弱者或侵蚀公共善。责任被切割、分散、转移，最终无人真正负责，只剩“程序已经走完”的集体免责。

在现代民主政治中，若公共讨论被严格限定为“程序正当性”，而被禁止触及价值与真理判断，那么最擅长动员资源、操控舆论、利用规则漏洞的一方，便可在完全合法的前提下，持续放大自身影响力，将多数人的短期情绪转化为长期制度安排。

在市场与平台治理中，当规则被宣称为“算法中立”“技术客观”，而其背后的价值取向不被允许质询，结果往往不是公平，而是既有优势者通过规则设计与路径依赖，将优势固化为“自然结果”。

在这些情形中，程序并未消除权力，只是让权力学会了如何合法地运作。

这正是制度中立自由的深层悖论：当程序拒绝向真理负责，它并不会保持中立，而是悄然成为最强权力意志的隐形放大器。

（三）向国家负责：被“保障”的自由

当欲望不可控、程序不够用时，自由的定义权便自然滑向国家。自由不再被理解为“不被侵犯的行动空间”，而被重新定义为“需要被积极保障的状态”。于是，自由开始意味着：

被供养

被保障

被照顾

被免于风险与不安

结果出现一个根本性悖论：为了保障所有人的“自由”，国家及其代表政府，必须无所不在。

这一逻辑并非阴谋论，而是“被保障的自由”在现实中的自然展开。

例如：

当“免于匮乏”被界定为自由的必要条件时，国家便必须持续介入收入分配、就业结构、住房供给与消费选择。原本属于个人判断与风险承担的领域，被逐步纳入公共管理；自由不再意味着选择，而意味着符合保障条件。

当“免于冒犯”“免于心理伤害”被视为自由权利时，国家与公共机构便被要求监管言论、过滤表达、规范思想环境。结果不是思想的解放，而是预防性审查与自我审查的常态化，以确保没有人“感到不安全”。

当“免于不确定性”被提升为政治承诺时，风险本身便被视为一种不公。国家不得不预测未来、兜底失败、消化后果，从而将社会整体推向对权力的系统性依赖。人仍然在“自由”之名下生活，却越来越少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在这些场景中，国家并非主动追求全面控制，而是被不断推向“自由最后担保人”的位置。

而一旦国家成为自由的定义者、保障者与裁决者，一个危险的结构便悄然成形：自由不再是对权力的限制，而变成了权力扩张的理由。

此时，即便一切运作仍然遵循法律、程序与民主名义，自由也已发生实质性变形——它不再是防止统治的边界，而成为治理的目标本身,最终丧失个人自由。

三、古典自由主义与现代自由主义：一场被误读、却决定命运的断裂

现代人的自由陷入了困境。为什么会这样？

在这里，必须完成一个关键澄清。

需要被批判的，并非古典自由主义，而是其在失去根基之后的现代变形。

从洛克到亚当·斯密，从英国宪政到美国建国传统，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观，隐含着三个被今日遗忘的前提：

第一，存在一种前政治的、超越国家的道德秩序

政治权力必须向其交账，而非反过来。因此，个人权利并非国家创造的结果，而是国家必须承认并加以保护的对象。

第二，政府必须是有限的，而非中立的

古典自由主义真正要限制的不是道德，而是权力；因为人有罪性，

权力必须被分权、制衡、问责。

第三，自由有边界，但边界不由国家随意划定

边界来自道德秩序，国家只是承认并守护边界。

但现代自由主义，却在理论与实践中逐步放弃了这些前提，将自由从“受限权力下的行动空间”，重定义为“需要由国家积极保障的状态”。

这种所谓的“积极自由主义”，在制度结果上，实际上背离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有限政府原则，并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以自由之名扩张权力的“大政府主义”，即今日所见的“进步主义”国家模式。

所谓现代自由主义，其真正的转折点并不在政策层面，而在一个更深的哲学断裂上：自由被重新定义为“价值中立”。

一旦自由不再向真理负责，而被理解为纯粹的选择空间，其内在逻辑便不可避免地发生滑坡：

前政治的道德秩序被取消

权利从“防御性权利”转化为“积极供给”

国家不再只是限制者，而被要求成为保障者

于是，自由主义逐步演化为一条清晰的路径：

价值中立

→ 权利无限化

→ 福利国家

→ 大政府主义

在这一框架中，“自由”不再意味着不被侵犯的个体行动空间，而是前文所述的“被保障型自由”。

结果是一个根本性的“自由反转”：为了保障所有人的“自由”，国家及其代表政府，被结构性地推向无所不在。最终，个人自由走向了失去自由的反面。

这便引出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现实：今天的进步主义，在实践中几乎全面背离古典自由主义的所有核心原则——有限政府、自发秩序、前政治权利、道德边界——却仍然试图占据“自由”的道德高地。

它不再敢清晰地自称为“自由主义”，却以“进步”“平权”“包容”“安全”的名义，完成对自由概念的彻底重写。

结果不是自由的扩展，而是自由的制度性空心化。自由被保留下来作为口号，却被掏空了其道德根基、责任结构与真理指向。

用一句话来说：古典自由主义并未失败，但它无法在失去基督教神学根基后继续自我维系；现代自由主义也并未兑现其承诺，它只是把“自由”转交给了国家来管理。

四、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若没有真理，自由凭什么是好？

至此，问题已经无法再被回避：为什么自由是好的？

如果不存在一个高于个人意志、高于社会共识、高于国家权力的真理尺度，那么：

自由只是一种事实状态，而非道德权利；

权利不再神圣，只是权力的暂时分配；

当权力结构变化，自由即可被重写甚至撤销。

因此，没有真理根基的自由，在逻辑上必然是脆弱的。

也正因如此，我们需要回归基督教保守主义的自由观。

五、基督教保守主义的自由观：自由不是摆脱真理，而是在真理中承担责任

基督教保守主义，并不是要回到某种历史形态，更不是要用宗教取代制度，而是要重新确认自由赖以成立的根本前提。

它所坚持的，并非反自由，恰恰相反，它试图回答一个被现代思想反复回避、却无法绕开的根本问题：如果不存在一个高于国家、市场与个人意志的终极真理，自由究竟凭什么不可侵犯？

在基督教保守主义的自由观中：

自由不是国家赋予的权利，

而是源于创造秩序的事实；

国家不是自由的制造者，

而是自由的受托守护者；

制度不是终极裁判者，

而是必须向更高真理负责的工具。

正因为存在一个超越政治、超越多数、超越时代的终极主权，权力才第一次被真正限制，自由才第一次获得不可随意撤销的地位。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基督教并不否定自由，反而为自由提供了唯一稳固的根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这句话的逻辑顺序不可颠倒：先有真理，再有自由。因此，在基督教保守主义中：

真理不是自由的敌人，而是自由的条件；

自由不是无边界的选择，而是向善的能力；

真正的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而是不再被罪、谎言与恐惧所奴役。

自由的内在结构：责任、交账与审判

在文明秩序中，权力与义务对应，自由与责任对应。

权力若不承担义务，便蜕变为暴政；自由若不承担责任，便堕落为放纵。自由一旦脱离责任，必然退化为三种形态之一：

1.放纵（license）

2.特权（privilege）

3.权力的伪装

圣经式自由从不与责任分离，正如受托的权柄从不脱离交账。自由不是免于责任，而是承担责任的前提：

对上帝负责

对他人负责

对未来负责

正因为历史是线性的、可清算的，正因为存在终极审判与必须交账的未来，自由才具有重量，选择才具有意义。

保守主义关于自由的核心主张

因此，基督教保守主义并不是要缩小个人自由，而是要拯救自由：

不仅免于权力的吞噬，

也免于自由自身的崩解；

不是用权威压制自由，

而是让自由重新回到

它原本用来限制权力、塑造责任、托举文明的位置。

当自由不再向真理负责，它终将被大政府的权力接管；而当自由重新锚定于真理，权力才第一次被安置在它应有的边界之内。这，正是保守主义关于自由的核心命题：

不是以国家之名保障自由，而是以真理之名限制权力；

不是让人免于一切风险，而是使人有能力为其选择负责。

也只有在这一意义上，自由才不再是口号、工具或幻觉，而重新成为一种能够支撑人格、制度与文明的真实力量。

一句话：

自由若失去真理，必然落入国家之手；唯有向真理负责的自由，才能真正限制权力，并保全人的尊严。

六、中国与世界的现实启示

1.没有真理根基的“自由化”，

必然退化为犬儒主义与权力崇拜；

2.制度极其重要，

但制度本身无法生成自由的灵魂；

3.真正奠基文明的自由，

必须承认一个

高于国家、市场与个人的终极真理。

结语：不是限制自由，而是拯救自由

本文的逻辑：

自由若要成为公共价值

→ 必须被正当化

→ 必须有高于意志的尺度

→ 否则只能由欲望 / 程序 / 国家界定

→ 三者都不可避免走向权力集中

→ 唯一能限制权力的，是超验真理

→ 这正是基督教保守主义自由观

本文的核心：

自由一旦不向真理负责，就必然转化为“由谁来定义、由谁来保障、由谁来管理”的权力分配问题。自由一旦不再向真理负责，就必然需要一个“替代裁判者”；

而在现实世界中，这个角色只能由权力来扮演。而权力一旦成为自由的担保者，自由便不再是边界，而是治理目标，终将随权力的潮汐起落。这不是某一意识形态的失败，而是现代文明在失去超验根基后无法自我约束的必然结果。

所以，自由不是价值中立的空地，而是一条通向真理的道路。自由不是靠国家来保障的状态，而是靠真理来约束权力的结果；当自由拒绝向真理负责，它终将被权力、欲望或恐惧接管；当自由顺服真理，它才第一次成为祝福，而非诅咒。

这不是对自由的限制，而是对自由的拯救。

附录｜一个关于“自由—真理—权力”的数理论证

（Mathematical Appendix on Freedom, Truth, and Power）

（本附录旨在用最简洁的数理语言，对正文中的核心判断给出形式化表达，不喜欢的可忽略此部分，不影响正文理解）

当自由失去外生的真理约束，它的边界必然内生为权力的选择；自由因此从“限制权力的边界”，退化为“由权力管理的状态”。

为此，给出两个互补的模型。

A. 一个最简公理化模型：自由的边界从何而来？

1. 基本设定

设个人所有可能的行动集合为

A

所谓“自由”，在最基本的意义上，就是哪些行动是被允许的。

2. 引入“前政治的真理边界”

关键点在于：

T并不由国家或程序决定，而是对权力构成先验约束。

3. 真理被否认时会发生什么？

这意味着一个决定性转变：

自由的边界，不再是用来限制权力的外生约束，而是由权力本身所定义的许可集合。

换言之，自由从“权力之前的事实”，退化为“权力之后的结果”。这正是正文中所说的：自由不再向真理负责，而开始向权力负责。

B. 一个政治经济学模型：为什么“被保障的自由”必然走向大政府？

第二个模型用于解释：为何在否认超验真理的前提下，现代自由主义会内生性地走向大政府。

1. 设定

2. 公民效用

B(g)：国家保障（福利、安全、稳定）带来的收益

τ(g)：税负、监管、顺从成本

在“积极自由”叙事下，

B(g)被不断强化为自由的必要组成部分。

3. 政府效用

4. 是否存在“真理上限”？

在没有外生上限的情形下，

均衡会同时受到两股力量推动：

1.公民对“被保障的自由”的需求（B(g)）

2.政府对规制与裁量权的激励（β∣R(g)∣）

结果是一个结构性悖论：干预越多，是为了“保障自由”；但干预越多，可行自由集合反而越小。

5. 真理的制度含义

“真理”在这里的制度角色，并不是替代政策选择，而是为权力设定一个不可协商的边界：不是靠偏好、程序或善意来抑制扩张，而是靠不可逾越的前政治约束。

附录结论（与正文的呼应）

两个模型共同表明：

1.若不存在外生的真理边界，

自由的边界必然内生为权力的选择；

2.在“被保障的自由”框架下，

大政府不是道德失败，而是逻辑结果；

3.真理在制度中的角色，

正是使自由重新成为限制权力的边界，而非治理目标本身。

这正是正文所论证的核心命题在数理层面的表达。

一句总结

自由若无外生真理约束，其边界必然内生为权力函数；而权力一旦成为边界的定义者，自由就只剩下被管理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