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更高的天空下：写给分歧中的中国自由派与保守主义者——从一场公共分歧引发的秩序、信仰与弟兄之爱的思考

作者：赵晓

引言：分歧之中，是否仍有共同仰望的天空？

在当下的公共讨论中，分歧往往并不止于分歧本身。它们常常迅速滑向阵营化与标签化，判断被简化为态度，人被推着站到非此即彼的位置上。久而久之，我们甚至难以分辨：自己究竟是在讨论公共问题，还是在为某种情绪与归属感而战？

最近，张雪忠教授和郭于华教授之间一场围绕美国政治人物的公共分歧，在中国知识界引发了不小的回响。争论的表面，是是否支持某一位政治人物；但真正引发张力的，显然并不只是这位政治人物。这场分歧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自由派与保守主义者之间日益显化、却长期未被认真梳理的深层差异。

需要首先澄清的是：分歧本身并不是问题，甚至强调分歧也完全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分歧被敌我化。

在任何一个健康的公共空间中，分歧都是常态。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意见不同，而是当分歧不再被视为可以讨论的差异，而被理解为价值上的敌对、道德上的高下，甚至人格上的可疑。那时，公共讨论便不再是增进彼此理解的努力，而开始演变为彼此否定的交锋。

正因如此，本文并不试图裁决谁在争论中“更正确”，也无意对任何具体立场作出道德评判。本文更关心的，是一个更基础、也更长远的问题：当我们在政治判断、制度偏好乃至文明走向上出现重大分歧时，是否仍然可能在某个更高的维度上，承认彼此的诚实，尊重彼此的良知，并继续把对方视为同路人？

换言之，在分歧之上，是否仍有一片可以共同仰望的真正自由与真理的天空？

一、制度锚定与信仰锚定：分歧从何而来？

如果我们暂时把情绪与立场放在一边，冷静地回看围绕美国政治反复出现的公共分歧，会发现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事实：分歧的真正来源，并不在于谁是否理性，也不在于谁更珍视自由，而在于人们各自把“秩序的最终锚点”安放在了哪里。

对中国自由派而言，“制度锚定”是不言而喻的，制度始终是最可信、也最可操作的依托。权力必须被限制，政府必须被约束，个人权利必须通过成文规则得到保障。这一整套逻辑，构成了自由主义最坚实的思想内核。因此，当某位政治人物表现出对程序的轻视、对制度的冲撞，甚至在言行中显露出强烈的个人意志色彩时，自由派产生警惕乃至反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并非情绪反应，而是源自其一贯的学理立场与深刻的历史记忆。

然而，另一种判断路径同样真实存在。对许多保守主义者来说，制度固然重要，但它并不是秩序的起点，而更像是秩序的结果。真正的问题在于：制度本身的正当性来自何处？是谁在制度之上限制制度的滥用？

正是在这里，“信仰锚定”的视角开始显现其意义。

以美国为例，这个国家之所以在现代政治史上显得特殊，并不仅仅因为它拥有一部成文宪法，而是因为它在建国之初，就明确拒绝将权力的最终来源安放在人间的任何有限之物之中。

美国《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地宣告：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独立宣言》由此确立的根本原则是：

权利不是国家“赋予”的，而是政治“承认”的

民族、国家、政府、多数意志，都不是权力的终极授权者

政治共同体的任务，是保护一种先于政治而存在的权利秩序

在这一前提下，美国政治秩序从一开始就完成了一次根本性的“去神化”：

国家不是神

制度不是神

多数也不是神

它们都必须被置于一个终极的上位秩序之下，接受超越政治本身的道德审视与约束。

这一点极其关键，包含着一个很多政治学教材都没有说透的重大事实：美式宪政最基本、最深层的权力制衡，并不发生在制度之中，而首先发生在“权力是否被承认为终极”这一层面。

三权分立→权力之间的横向制衡

去神化→权力与终极正当性之间的纵向制衡

后者，比前者更根本。

也因此，当美式宪政的信仰根基逐渐被淡化，甚至被否认时，分歧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人们对同一位政治人物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断，也就不再只是立场差异，而是源于对美国宪政秩序根基的不同理解。自由派更多关注程序是否受损，保守主义者则更在意价值是否失锚。当锚点不同，彼此的理性并没有消失，而是必然导向不同的判断路径——一种侧重程序与制度的理性，另一种侧重价值与终极秩序的理性，并最终呈现为结构性的分化。说到底，理性并不是悬浮的，它总是被锚定在某种“最终所指”之中。

二、当上位秩序消失，分歧为何走向敌我？

在一个健康、有序的公共讨论中，分歧本身并不可怕。真正令人不安的，是分歧开始发生性质上的变化：从问题之争，转化为人格与动机之争；从“你怎么看（What do you think?）”，变成“你是谁（Who are you?）”。

但少有人注意到，这一变化，往往发生在一个关键前提被抽空之后：当社会不再承认存在高于各方之上的共同秩序时，分歧便会在心理与道德层面被重新编码为敌我关系。事实上，当缺乏上位秩序作为共同参照，人便几乎不可避免地转而借助身份与道德，对彼此作出裁决。

在美国传统的新教文明语境中，即便政治立场发生分化，人们仍然默认存在一个超越政治的上位秩序——under God（在上帝之下）。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政治对手仍被视为同处于这一上位秩序之下的共同体成员，如同一个家庭中的“弟兄”，是需要被尊重、被说服、被制衡，却不应该、不可以被消灭的对象。

然而，一旦这一上位秩序退场，裁决权便不可避免地回到“下位”的人手中——回到多数、权力、话语优势，或当下最具动员力的道德叙事之中。分歧因此不再只是判断不同，而会被迅速道德化、身份化，并最终走向敌我化。

当对方不再只是“错了”，而被视为“不义的”“危险的”，公共讨论便不再以说服为目标，而转向压制与排除。这种滑坡并不专属于任何一个阵营，而是秩序真空之下的普遍风险。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极端反对基督教制度与教会历史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却仍然对耶稣本人保持敬意，才显得格外耐人寻味。这一张力提醒我们一个常被忽略、却至关重要的区分：基督教作为历史制度，基督徒作为不完全的人，与耶稣本人，并不能被简单等同。

正是由于这一区分的成立，即便在是否接受基督教信仰的问题上立场迥异，人们仍可能在对耶稣人格与教导的敬重中，保留一种更高层次的道德共识，并由此避免将分歧彻底推向敌我对立。

也因此，即便对宗教制度持强烈批判立场，人们仍然可以在终极信仰与道德维度上彼此对话；而当这一界线被抹平，一切被压缩为立场正误，公共空间便会迅速失去弹性。

也正是在这一观察视角下，我注意到张雪忠教授对耶稣所表达的敬意，也注意到他所批评的郭于华教授同样对耶稣怀有敬意。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们并未站在彼此的对立面，而是同处于一片关乎自由、真理与良知的更高天空之下。正因如此，我仍然看见中国自由派与保守主义者在那片更高天空下彼此尊重、彼此相爱的希望。

三、底线共识：在分歧中如何仍然彼此相待为弟兄？

既然分歧并不会迅速消失，一个现实问题便摆在面前：是否存在某种可能，使自由派与保守主义者即便在重大判断上持续分歧，仍不至于走向彼此否定？

一个可行的起点，并不是追求全面一致，而是重新确认底线共识。

第一，承认对方的诚实与良知。分歧中最具破坏性的，并非判断不同，而是对动机的道德化推断。一旦默认“与你不同，必然意味着不诚实”，对话便已终止。

第二，拒绝将制度或立场神圣化。自由派需要警惕制度被绝对化，保守主义者同样需要警惕传统被神圣化。双方在这一点上，其实拥有共同的敌人——把有限之物抬升为绝对之物的冲动。

第三，保留对上位秩序的敬畏感。无论这种敬畏被理解为信仰、道德律，还是超越个人意志的责任结构，它都意味着：人并非终极裁判者。

在这一意义上，许多中国自由派学者并非对信仰与超越毫无兴趣。相反，不少人始终保有强烈的终极关怀与道德理想。他们或许对宗教制度和组织保持距离，却对耶稣基督的言行与教导怀有真诚的敬意。被称为“天国宪法”的登山宝训，其核心并非权力原则，而是人格秩序——谦卑、怜悯、清心、饥渴慕义，以及对和平的执着。

正是在这里，自由派与保守主义者之间，或许存在一个常被低估的交汇点：对终极秩序、人格秩序高于权力秩序的共同直觉。

结语｜在更高的天空下

写到这里，我已无法继续保持抽象的旁观姿态。因为这场讨论，不只是关于他人的分歧，也贯穿了我自身的思想路径。

我曾长期站在自由主义传统之内，对制度理性心怀敬意。正是这一传统，教会我尊重规则、警惕权力、珍惜良知的独立性。对此，我始终心怀感激。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我也逐渐意识到：仅靠制度理性，并不足以承载文明的全部重量。制度可以限制权力，却难以回答权力为何必须被限制；制度可以规范行为，却难以生成终极的约束与盼望。正是在这样的反思中，我的思想逐渐向保守主义靠拢。

但我也愈发清楚地看到：思想上的转向，并不自动意味着人格上的成熟。而保守主义也不仅意味着一种立场或政见，更意味着人格与风范。在克制、谦卑与耐心上，我常常发现自己远不如一些自由派学者。他们或许在终极信仰上尚未迈出“惊险跳跃”的一步，却在做人上始终守住分寸，在分歧中仍愿意保留尊重与善意。这不仅让我自省，也让我格外珍惜与他们之间那种真实而不功利的友谊。

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的保守主义者与自由派并非陌生人。相当多的保守主义者，正是从自由主义传统中走来。只是当他们意识到，那片天空不足以承载终极问题时，才开始抬头，寻找更高的参照。这并非对自由主义的放弃，而是一种延伸——对“秩序究竟安放在哪里”的继续追问，也是对“何谓真自由、以及如何捍卫并保障自由”的进一步思考。

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自然浮现：当自由主义的天空不再足够宽广，我们是否一定要彼此分道扬镳？抑或，是否可能在更终极的天空之下，重新彼此承认为弟兄？

这并不是一个策略性问题，而是一种深切而严肃的盼望。因为如果在分歧中，我们连彼此相待为“人”的能力都失去了，那么无论制度多么精巧，文明本身都已开始流血。

我所盼望的，是另一种前景：在分歧仍然存在的前提下，中国的自由派与保守派依然能够彼此尊重、求同存异；不仅为公共秩序争论，也为人格秩序守望；在那更高的天空之下，不急于彼此定罪，而愿意彼此等待。

在两千多年的基督教传统中，那片天空有一个清晰而温柔的名字——耶稣基督。他并不站在“足够好”的那一边，而是站在所有承认自身不完全、却不愿放弃真理的人中间。也正是在那片天空之下，分歧不必走向敌我，判断不必升级为审判，人仍然可以在不同路径之后，彼此珍惜。

或许，这正是中国公共文明在漫长转型之中，仍然值得珍惜的一点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