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系列”之三——激进启蒙的陷阱：为何“五四”跳过了元启蒙？——启蒙演变与现代中国的一个结构性反思

作者：赵晓

导语：一谈到“启蒙”，人们往往立刻想到“五四”。但启蒙真的是一次可以被迅速完成的思想运动吗？

回顾百余年的中国现代史，我们或许需要重新思考一个被忽略的问题：

启蒙是否存在层级？又是否可能在救亡压力下，被迫加速，从而跳过一些更为基础的前提？

本文试图在理解“五四”历史处境的前提下，对中国启蒙演变路径作一次结构性的反思，讨论何谓“未完成的启蒙”，以及它对今天意味着什么。

引言｜为什么今天必须重新审视“五四”？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中，“五四”几乎成了一个不可触碰的符号。它常常被视为中国启蒙的起点。仿佛只要高举“科学”“民主”“理性”，启蒙便自然完成。

但也有另一种叙事，将中国此后的一切问题，都简单追溯到“五四”，“五四”成了罪魁祸首。

这两种看法，表面相反，实则共享同一个前提：

把启蒙理解为一个“原点”。

本文试图打破这一前提，指出：

“五四”既不是中国不幸的根源，也不是中国现代性的完成；

它是一场在极端历史压力下发生的、激进、加速、但高度不完整的启蒙尝试。

要理解“五四”，必须先把它放回中国更长的启蒙进程之中。

第一部分｜启蒙不是一个点：“五四”之前，中国已在启蒙之中

历史学者已经发现，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是：

中国的启蒙，并非始于“五四”。

就现代性启蒙而言，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知识界便已开始系统性反思一个根本问题：

世界为何如此不同？

中国为何在竞争中全面失势？

对宪政、法治、宗教、社会结构的理解，并非“五四”才出现。晚清一代思想者，已对英美世界展开过深入观察与严肃思考。

例如，像郭嵩焘这样的人物，并未把西方的强大简单理解为“船坚炮利”，而是明确指出其背后的制度、信仰与社会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本身，正是这一早期中国现代性启蒙的阶段性成果。

因此，把“五四”视为“中国启蒙的起点”，在历史上并不准确。更准确的说法是：

“五四”不是中国启蒙的开始，而是中国启蒙路径发生急转的关键节点。

第二部分｜“五四”的历史合理性：一次“被逼出来的启蒙”

理解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否定“五四”。

恰恰相反，只有承认“五四”的历史合理性，后续的分析才具有处境性、客观性。

“五四”发生之时，中国面临的是多重、叠加式的崩解：

·国家秩序的持续瓦解

·列强压力下的生存危机

·传统权威体系的整体失效

在这样的历史处境中，那些需要长期积累与缓慢展开的“慢变量”——如信仰重建、社会演化、人论反思——并非不存在其价值，却在现实感受以及优先选择中显得过于奢侈。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强烈而真实的心理结构：

·对救亡的极端焦虑

·对渐进改革的高度不耐烦

·对“立竿见影方案”的迫切渴求

因此，“五四”的激进，并非出于狂热，而是出于绝望；出于“再不快就没命了”的求生驱动，即学人们指出的“救亡图存”的生存逻辑。

正因如此，“五四”必须被理解、被同情，而不应被事后裁判、全盘否定。

李泽厚等学者指出，“五四”是启蒙，但随后“救亡”压倒了启蒙。

然而，更贴近历史真实的理解或许是：

“五四”的启蒙，本身正是以救亡为目的展开的。

二者并非对立，而是在同一历史压力下相互缠绕、共同推进。

第三部分｜问题的关键：“五四”并未意识到“启蒙是分层的”

问题不在于“五四”时期，国人要不要启蒙，而在于它如何理解启蒙。

在“五四”语境中，“启蒙”主要被理解为：

·科学

·理性

·民主

·制度

这些当然重要，但它们并非启蒙的起点，而是成果层。

被整体悬置的问题，恰恰是更基础的那一层：

·人是什么？

·理性从何而来？

·权力为何必须受限？

·良心的终极依据是什么？

换言之，“五四”并非天生反对元启蒙，而是在极端时间压力下，难以顾及进入这一层。

在随后的思想激化过程中，又在俄国革命思潮的影响下，启蒙进一步演变，走向高度激进化。

第四部分｜“非基运动”：一次关键但被低估的断裂

“五四”时期爆发的“非基运动”（约1922—1927年），往往被简单理解为一场以理性名义展开的反宗教运动，仿佛其核心只是“以理性对抗信仰”。

然而，其激进程度，从当时流行的一些代表性口号中，已可见一斑。

例如，李石曾等77人联名明确提出：“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便无宗教。”

类似的表述，在当时并非孤例。

蔡元培也曾提出：“宗教本于迷信，美育本于科学。”

而陈独秀也曾激烈否定基督教会的历史，认为其“过去的横暴和现在的堕落，都足以令人悲愤而且战栗。”

这些言论并非单纯的个人情绪宣泄，而是“五四”时期反宗教思潮中的代表性语言，反映出一种将“宗教存在”与“人类进步”直接对立起来的时代心态。

从思想立场上看，“五四”确实以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为武器，对宗教所被视为的非理性因素展开了愤激性批判。

但若从历史结构加以分析，实际情况要比简单的“以理性反信仰”更为复杂。

其中当然存在狂热的反宗教情绪，但更多反对的，并非信仰作为终极问题本身，而是当时被普遍想象为与帝国主义扩张、文化侵略深度捆绑的宗教形态。

问题在于，在这一高度激进、情绪化并被救亡压力不断推高的思想氛围中，原本必要而严肃的区分迅速被抹平了：

·宗教形态与信仰本身之间的区分消失了

·对信仰在文明史中复杂功能的理性判断退场了

·对超越性秩序与人论问题的讨论被整体中断

其结果是结构性的：

·元启蒙被整体性、简单而粗暴地拒绝

·信仰、人论与超越秩序被一并排除出启蒙议程

·启蒙被压缩为纯粹的理性与工具性问题

这一断裂，并非源于深思熟虑的思想否定，而是一种在救亡压力下、慌不择路中发生的“整体跳过”。

第五部分｜从“救亡启蒙”到“工具理性”：一条越走越窄的路

当启蒙在救亡压力下被迫加速，其内在逻辑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在“五四”之前，启蒙更多指向对世界的理解：

理解制度为何不同，理解社会如何运作，理解人自身的处境与限度。

而在“五四”之后，启蒙的重心逐渐转移：

不再首先是“理解世界”，而是“改造世界”（以“救亡中国”为直接目标）。

这一转变，并非源于思想者的道德缺陷，而是由现实压力所推动。当生存被置于首位，启蒙自然被要求“立刻见效”。

在这一过程中，理性的角色不知不觉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

它不再主要承担反思、限制与校准的功能，而是越来越多地被期待为动员、效率与组织服务。

理性，从自我约束与审慎判断的工具，逐渐转变为改造对象、追求结果的工具。

于是，一条熟悉而危险的滑坡逐渐形成：

·理性，被理解为唯一合法的判断尺度

·科学，被推举为不可置疑的权威

·启蒙，被简化为一项可以被规划、加速与管理的工程

当信仰、人论与超越性秩序被整体排除，理性便失去了参照系，只能在效率与目标之间自我循环。

其结果并不是理性更强，而是理性更窄、更单一；不是启蒙更彻底，而是启蒙更扁平、更工具化。

在这种结构中，复杂的人被压缩为可被塑造的对象，历史被理解为可以被设计与推进的进程，而不同意见，则容易被视为“保守”“落后”“非理性”或“阻碍”。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演变并非“五四”的原始意图。但一旦启蒙失去了元启蒙的约束，它便极易滑向“以理性之名否定人的复杂性，并最终走向理性自身的反面——高度激进化与制度性强制。”

这，正是激进启蒙最深层的陷阱。

第六部分｜“五四”不是终点，而是一场未完成的启蒙——中国启蒙必须重新回到起点问题

正因如此，“五四”不应被简单否定。

否定“五四”，等于否定中国在极端历史处境下对现代性的真实尝试；也等于否定一代人在生存危机中作出的历史选择。

但同样必须承认，“五四”并未完成中国启蒙的全部任务。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五四”启蒙得太多，而在于它启蒙得太快、太窄、太急。

在救亡压力下，启蒙被迫加速，一些更为基础、却无法被加速的问题被整体跳过。

而历史反复证明：被跳过的那一层，并不会消失，只会在更高的代价中重新出现。

回望百余年的中国启蒙史，一个反复出现的误解是：仿佛启蒙是一场可以不断提速的工程，只要方向正确、速度够快，历史便会自动抵达终点。

但启蒙从来不是这样的过程：

它不是一个可以被宣布完成的时刻，也不是一次性的思想爆发，而是一个需要不断校准起点、反复确认前提的长期文明工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既不是中国启蒙的起点，也不应被理解为其终点。它是在极端救亡压力下，中国启蒙路径发生的一次急转——一次试图以理性、科学与制度，迅速回应生存危机的激进尝试。

正因如此，“五四”既值得理解，也必须被反思。

真正需要被追问的，不是启蒙是否足够彻底，而是启蒙是否从正确的起点展开。

当信仰、人论与超越性秩序被整体跳过，启蒙便失去了自我约束的基础，只能在效率与动员之间不断加速，并最终偏离其原本的方向。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需要“再来一次五四”，也不意味着应当回到某种想象中的传统复兴。

真正需要的，是补上那一层被历史压力迫使跳过的启蒙——对人的理解，对理性的限度，以及对终极秩序的重新思考。

回到启蒙的起点，并不是倒退，而是一种迟到的完成。

真正成熟的启蒙，不是更快的加速，而是对起点的重新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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