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国族主义：历史纵深与当代表达的光谱图

（征求意见稿）

作者：赵晓

引子：同一名词，不同故事

“基督教国族主义”（Christian Nationalism）现在是一个热词，也是一个炸弹，一不小心就引发激烈争议。然而，这几个字，就像一把多面折扇：在不同的人手里，展开的可能是不同的图案。有人看见文明秩序的底色；有人只看见排他的阴影；还有人把它当作“政教合一”的旧梦，或当代政治动员的新旗号。本文通过“横向的差别”和“纵向的历史”梳理，试图弄清它到底在说什么、不在说什么，以便我自己能更清晰地透视，也供小伙伴们参考。

一、横向光谱：同一名称下的五种表达

为避免一上来就陷入争吵，先把“基督教国族主义”的主要表达摆在一条光谱上。从较为健康的理解，向最容易走偏的理解渐次展开：

1.福音使命版（Gospel Mission）

“基督教国族主义”的“福音使命版”，其核心是“福音化（gospelization） + 基督化” （christianization）：福音先更新人心与群体，随之带来制度、教育、法律、文化的渐进转化。持论者特别强调“大使命的公共维度”——使“万民”作门徒，这不止是个人拯救，也包括对万族万邦的教导，文明秩序的更新。

这或许是最健康，也较能在教会得到认同的版本，正确地理解了大使命，并将基督徒拉回到对福音使命与文化使命的双重委身。

但也要注意不要理解走火，忘了“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以及天国“已然-未然”的张力，否则也有把福音缩减为国家意识形态或走向“社会福音派”的危险。

因此，即便把“基督教国族主义”健康地理解为“福音化+基督化”，也要注意三个平衡：

国族的“福音化”≠天国实现

福音可以影响国家，但不会让国家变成永恒的“天国”。

所以不能把国家的繁荣与救赎混为一谈。

基督化 ≠ 国家独占上帝

国家“基督化”是基督的恩典与上帝的律法祝福的结果，而不是凭权力规定信仰。

福音化应当以自由回应为前提，而不是制度强迫。

普世性 vs. 民族性

福音是普世的，超越任何民族。

若“国族主义”被误用，就可能把福音缩小为某个民族的自我中心叙事。

2.文化认同版（Cultural Identity）

“基督教国族主义”的“文化认同版”强调：要把“基督文明”当作西方民族与国家的文化根基，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合法性和未来均需要以基督教价值为根基。

代表人物包括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1996）一书中认为：随着冷战结束，意识形态的对立不再是主要矛盾，取而代之的是“文明”（civilizations）之间的文化与宗教差异。在他所划定的“文明”中，西方文明（Western civilization）被视作由基督教（天主教和新教）塑造的文明之一，并与其它如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正教文明等文明形成对比。亨廷顿还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Who Are We ？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2004）中进一步强调：美国的国家信条（American Creed）起源于“新教文化”（Protestant culture），即那种反对传统权威、强调个人良心与自由的基督教新教传统，如果美国失去这一文化和宗教的根基，比如当语言、历史、习俗被弱化，那国家认同就可能出现裂痕。

在当前西方语境下：美国、英国、荷兰、匈牙利、波兰等国，许多人（如查理·柯克）都将“国家的认同”与“基督教文明”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西方历史文化的遗产。

这一版本的“基督教国族主义”反对西方今天盛行的“取消文化”（ Cancel Culture），解释为何许多西方社会在漫长世纪中以基督信仰塑造伦理、教育与公共理性，尊重这一历史事实与文明成果。其积极处是有利于维护西方基督教文明，凝聚当下的西方社会、守护公共道德；隐忧在于，若沦为“排他的文化护城河”，也可能伤害宗教少数与新移民，反噬自身的自由传统。

因此，它在现代多元社会中要辅之以“自由 + 公义”的框架，否则容易激化矛盾。

3.政治议程版（Political Agenda）

“基督教国族主义”的“政治议程版”，强调的是教会及基督徒要把基督信仰中关于生命、婚姻、家庭、教育的价值，转化为具体。公共政策与政治动员。这一版本其实强调的仍是基督徒的文化使命，或者基督化。其优点是把道德良知带入法治讨论；危险则在于可能把信仰党派化、简化为口号，令教会成为政治的附庸。

4.政教合一版（Church–State Union）

“基督教国族主义”的“政教合一版”常被攻击者认为是想回到西方政教合一，教权高于王权的模式。

这一版本的典型就是历史上以长达千年的西方天主教为典型的“教会—国家”权力同盟。在批评者眼里，它一无是处，特别是带来了中世纪的黑暗。

但历史的事实并非如此。它的好处是保存了西方古典文明，在罗马帝国灭亡后成为稳定社会和人心的力量，曾经引领蛮族社会文明化、奠定欧洲教育与制度的基座。

但另一方面，也因权力，带来教会的世俗化与腐败，导致异端迫害与宗教战争。

宗教改革以后，成熟的新教传统普遍不再把“政教合一”视为应当追求的目标。

5.民族偶像化版（National Idolatry）

这一版本走得很远！把某个民族／国家自我神圣化，甚至凌驾于福音之上。如历史上不少国家自认肩负神圣使命。而今天的美国、俄罗斯，也都有不少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第三罗马”，肩负救世使命，借“基督教”言辞包装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或扩张主义。

这在许多人看来，早已不再是信仰护教，而是对“国家”的偶像崇拜，与福音的普世性背道而驰。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同样叫“基督教国族主义”，其内涵可以从“福音化与基督化”的大使命，一路滑向“国家即神圣”的政治偶像，光谱相当复杂。

分辨的关键在于：谁掌权？目的为何？是否仍以十字架的真理与爱为准绳？

二、纵向时间线：历史如何把话题推到今天

把镜头拉远，在“基督教国族主义”这个问题上，我们会看到一条自有其逻辑的历史脉络：

1.君士坦丁与中世纪：基督教先是受逼迫，再是合法化、国教化，继而与帝国—王权互为支撑，塑成西方“基督教世界”（ Christendom）与基督教文明的千年架构。此路既文明化欧洲，但也让教会深陷权力的试探，可谓利弊参半。

2.宗教改革：对腐败的政教同盟进行神学与制度层面的清算，强调“职分区分”“唯独圣经”，逐渐将“政教合一”从追求目标中剥离，转向“政教分立”，但保留“信仰应影响社会”的核心取向。

3.清教徒与近代国族：清教徒“山上之城”的自我理解，将“基督文明的国家认同”植入美洲的公共想象；欧洲多国的“国教体制”，也把国族与信仰塑造成文化基底。

4.19世纪的公共神学：在加尔文主义的旗帜下，凯波尔提出“万有领域皆属基督”，强调“福音使命版”的社会转化维度，主张在法治、教育、文化上“以基督为王”的秩序，“国家和民族生活需要受基督主权治理”，但并不回头追逐“政教合一”。

5.冷战与当代：对无神论极权的文明回应，使“基督教国家”的叙事再次获得政治动员力。如里根就认为冷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而是善与恶之间的斗争”（Ronald Reagan, 1983演讲）。里根直接把苏联称为“邪恶帝国”（evil empire），而非仅仅是政治敌人。他还将基督教价值观（自由、责任、家庭、信仰）作为西方文明的核心，并将其与无神论共产主义形成强烈对比。他认为，美国的命运与其是否坚持“基督教道德基础”紧密相关。里根认为，民主制度不是中性的技术工具，而是建立在“人是按上帝形象造的”（《创世纪》 1:27）这种前提上的政治制度。他认为，只有一个相信人有道德责任和永恒目的的社会，才能维护自由，“如果我们忘记了我们是‘一个在上帝之下的国家’，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没有上帝的国家。”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当下，随着美国社会族群、左右撕裂与党争加剧，“文化认同版”与“政治议程版”被同时放大；左派学界与媒体则聚焦于其可能滑向“民族偶像化”的风险，由此引发全球范围的讨论与标签化争执。

对一些保守派而言：Christian Nationalism = 维护美国是“建国于基督教原则”的国家=“恢复建国根基”；然而，对自由派而言：Christian Nationalism = 一种危险的政治偶像崇拜，批判它排他、不合福音普世性。双方在此议题上几乎势同水火。

综上所述，历史的时间线解释了“为何同一术语会引发完全不同的情绪”。因为人们谈论的，或许根本不是同一件事：有人怀念文明根基，有人担心权力合谋，有人在意公共伦理，有人警惕民族主义。大家未必形成了真正的观点对抗与事实对焦。

三、把两条线交叉：我们究竟在争什么？

把“横向光谱”覆盖到“纵向时间”上，我们会看见三组经常被混淆的张力：

1.使命 vs. 权力

“福音使命版”主张以十字架更新文化，而“政教合一版”则倾向以权力塑形社会。前者靠见证，后者靠强制。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2.认同 vs. 排斥

“文化认同版”可巩固公共道德与民族合一，但若缺乏自由与法治的护栏，便可能滑向“民族偶像化”。认同不应该滑向排斥，底线便是普世人的尊严。

3.政治参与 vs. 政治化

“政治议程版”强调公民责任，但当信仰被党派化，福音或被缩减为策略。参与可以，但不把天国当作竞选口号。

四、四个常见误读

误读一：“谈基督教国族主义＝要回到政教合一”

事实上，许多当代“福音使命版”的倡议者明确拒斥权力合谋；他们追求的是“从下而上”的文化更新。

误读二：“凡谈国家认同，必然排他”

文化认同若不以“自由、法治、怜悯”为界，就会排他；但若以十字架为度量衡，认同反可成为“以爱约束彼此的共同体”。

误读三：“只要守住政策议程，就等于守住信仰”

公共政策很重要，但信仰从来不仅是政策清单。没有悔改、怜悯与圣洁，政治正确也可能是属灵败坏的遮羞布。

误读四：“只要不谈政治，就是纯正福音”

逃避公共责任、信仰私人化并非圣经之道。基督徒要在公义与怜悯上作盐作光，但不靠霸权，而是藉十字架的道。

五、中国语境的四点“省思”

1. 不要复制政教合一：历史已经证明那条路既能带来短期秩序，也必然腐化教会、摧毁良心。

2.拒绝宗教工具化：把基督教当作国家合法性的包装，等于把福音变卖给权力。

3.真正的“福音化 + 基督化”：从人心悔改与群体圣洁开始，延伸到法治、公义与社会信任，也就是建构“圣洁生命、圣洁教会、圣洁社会”；这是一条漫长的耕耘之路，而不是权力捷径。

4.文明伴生品，不是政绩工程：当福音更新人的生命，家庭、教育、商业伦理与公共文化自然会结出果子；国家得到祝福，是结果，不是目标。

六、我个人的五点初步结论与立场

1.我接纳并主张“福音使命版”：

把“基督教国族主义”理解为“福音化?+?基督化”，一点错都没有。大使命不止是个人得救，也包含文化更新；但我们必须在“天国超越国家”的前提下推进它。

2.我理解“文化认同版”，但主张双重护栏：

文化的灭亡，被顾炎武等学者认为是比“亡国”更严重的关乎每个人的“亡天下”。也因此，我理解西方人对基督教文明的认同及维护。但我同时认为，要有护栏：护栏一是自由与法治；护栏二是十字架的怜悯与谦卑。没有这两道护栏，文化认同就可能退化为排他民族主义。

3.我支持基督徒理性参与公共议题，但反对信仰党派化：

政治只是工具，不是救主。我们坚持为公义与生命发声，却不要把教会变成竞选总部。

4.我肯定“政教合一”的历史性文明作用，也看到其负面影响，同时拒绝其回潮：

“基督教世界”的构架曾经文明化欧洲，也的确腐化了教会；在宗教改革之后，它不再是“应当追求”的目标。

5.我坚决反对“民族偶像化”：

任何把国家自我神圣化、凌驾福音之上的叙事，都是对上帝荣耀的窃取，也是对人的尊严的践踏。

总体来说，“基督教国族主义”不是单一概念，而是一条从“福音更新文明”到“民族偶像崇拜”的复杂光谱，甚至是一组重叠的叙事。而共同的大路，或许在最保守的那端，那就是：以福音更新人，以十字架约束权力，以爱建造共同体；让文明成为信仰的伴生果，而非信仰被文明的虚荣所俘获。

最积极 ←—————————————————————————→ 最负面

福音化使命 文化认同 政治议程 政教合一 民族偶像化

希望：把盼望放在正确的位置

当我们把“纵向的历史”与“横向的光谱”叠加，真正要守住的，是一颗不被权力迷惑、也不被仇恨驱使的心。天国不靠刀剑来，文明也不能靠速成。愿我们在十字架的光里，既不退缩，也不越界；既不逃避世界，也不崇拜世界。如此，国家有福，教会得守，人的灵魂也能更好地得见真光并在环境与处境中活出真理！

本文是我的公开征求意见稿。欢迎大家、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