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刚兄：权力与权利，议会与教会：再议宪政之路

作者：赵晓

刚兄：

@赵晓（新） @吴思

“‘民本’并不等同于‘民主’，孟子的本意是君主应当施行仁政，而不是要赋予人民直接的政治权利 。”赵兄此语，非常精当。

“君大过则谏, 反复之而不听, 则易位。”并非孟子首先提出。孔子所谓：“君不君，则臣不臣”，即是。

春秋时期的国人，弑君逐卿事件频发。结果只是换主。秦以下朝代更替，直至当今，统统没有走出换主这个框架。这难道仅仅是教会缺失之故吗？

教俗权之争是权力之争，教会手握金银两把钥匙(教宗牧徽)，掌管天堂炼狱之门。教主代神冠以君主皇冠，所谓君权神授。宗教之法高于皇权，与宪法法律至上不可同日而语。

权力与权力之争，在理论逻辑上并不具有“施舍予”平民权利的机能。在西方历史中，权利的起源和演进，权力之间的争夺绝非驱动之力。在中国，在失去中央集权的条件下，权力与权力的争夺之后果是军阀割据。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即是。

中西历史比较，缺失的不仅是教会，而且是议会。

古希腊的议会存在于城邦国家之前的“黑暗时期”。《荷马史诗》中对全体参战成员露天议会的描述，即是有效佐证。

为什么议会发生于西方，而与华夏无源？

此是长话，容后再谈。这里仅仅指出一点：纵观西方历史，天赋也好，立法保护也好，权利是自己争取来的；也正因为此，权利具有极高的不可剥夺性。

以上，敬请赵兄、吴先生并诸位高人指正。

赵晓：

刚兄见识卓越，所提问题极具历史纵深感，特别是关于“权力与权力之争是否能够催生权利”，以及“中国缺失的不仅是教会，更是议会”的论题，值得深入探讨！

您的核心论点包括：

“权力与权力的争夺，并不必然带来平民权利”——这是对权利起源的深刻洞见，也是我所强调的！

“教会之争只是权力之争，未必能赋予民众权利”——的确，教权与君权的冲突，本身不等于民主。

“中西历史的关键差异，不仅是教会的缺失，更是议会的缺失”——此话极有洞见！

“权利是争取来的，因此具有极高的不可剥夺性”——这正是西方宪政精神的核心。

您的思考启发深远！在此，愿做些补充，尝试厘清“权力 vs权利”与“宪政的诞生”之间的逻辑关系。

1.权力的多元化 ≠ 权利的诞生

您指出，中国历史上，“权力与权力的争夺” 只是统治者之间的竞争，而不是平民权利的来源。这一点，我完全同意。

历史证明，权力的分裂并不自动带来权利的扩张。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权力高度分散，但没有带来公民权利，而是最终导致秦的极权统治。

西方的中世纪，尽管君权与教权对立，但平民的政治权利仍然极为有限，直到后来的宪政发展才真正改变权利格局。

真正让权力制衡产生公民权利的；不是权斗，而是一套价值观。

如果统治阶层认为权力是“天命所授”，那么即便有权力制衡，平民依然无法获得权利（中国传统）。

如果统治阶层接受“人是按神的形象被造的”，并认为权利不是施舍，而是天赋的，那么权力制衡才会演变为宪政（英美传统）。

结论：权力的竞争不会自动带来平民权利，真正关键的是支撑宪政的世界观，也即携带新基因的权力主体的出现。

2.为什么英美宪政能够诞生？

您提到：“中国缺失的不仅是教会，更是议会。”这句话非常有力！但也容易引起误解。

请问：议会为何能在西方诞生，而在中国没有？

其实，古希腊的议会、英国的大宪章、美国的宪政体系，都是“权力多元”+“价值观认知”的产物。

议会需要某种“道义正当性”来对抗君权；而这种正当性，必须高于君权本身，否则议会的权力只是另一个君王。在西方，这种正当性正是来源于基督教——“王在神下” → “王在法下”。

或认为：“古希腊就有议会了，所以基督教并不重要。” 这个观点很流行，看似合理，实则忽略了几个关键点。

古希腊的民主为何未能持续？

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如雅典）确实孕育了议会制度，但它最终没有长久存续，反而在历史上被君主专制取代。原因在于：

城邦规模小 —— 只适用于小型社会，大国难以复制。

民主权利并不普遍 —— 仅限于成年男性公民，奴隶和妇女没有政治权利。

缺乏权力制衡体系 —— 雅典民主被少数派操控，最终被内部斗争和外部战争摧毁。

结论：古希腊的议会制度是短暂的，没有发展成稳定的宪政体系。

为什么中世纪之后，议会在西方重生，而在其他文明没有？

如果议会仅靠“传统”，那么为何它在希腊、罗马消失后，没有出现在其他文明，而最终在基督教文明的欧洲重新兴起？

核心原因：基督教提供了一个“高于王权的道德与法律体系”。

“王在神下” → 让法律凌驾于国王之上，使议会获得正当性。

教会是独立的 → 国王不能垄断权力，必须与贵族、商人、平民谈判，催生议会。

圣约观念 → 让国家变成“公民与政府的契约”，推动宪政发展。

为什么古希腊没有“宪政”，但基督教文明产生了宪政？

古希腊的民主，是精英统治下的直接民主，最终被帝国专制取代。

基督教世界的议会，是在“法律高于王权”的前提下发展出制衡机制，最终形成宪政民主。

古希腊民主没有“天赋人权”的概念，只有“城邦公民的特权”，而基督教推动了普遍人权，使宪政得以普及。

最终结论：古希腊的议会制度虽然是议会的起源之一，但它缺乏长期存续的基础。基督教提供了“王在神下”的思想，使议会最终能在西方存续并发展为宪政制度。

为什么西方能孕育议会，而中国没有？

中国：“天命观” → 只要换个“明君”，少年变龙，制度不变，议会没有意义。

西方：“圣约观” → 既然王权也是神赋的托付，那么它必须受制于法律，议会有存在的合理性。

结论：中国历史上，权力从来不受制于独立的法律，缺乏“法律至上”的正当性，议会制度自然难以生根。

3.争取 vs施舍：权利的起源

您指出：“权利是自己争取来的，因此具有极高的不可剥夺性。”这句话堪称点睛之笔！

但权利的争取，必须有一个前提：人是否承认权利高于权力？

如果人们认为“权利来自统治者的施舍”，那么就算有革命，成功者仍然会成为新的专制者（屠龙者变新龙，中国历代王朝的更替）。

如果人们相信“权利来自造物主”，并授予了人民，人民再与政府立约，来授权政府，那么他们才会坚持不懈地捍卫自己的权利（美国独立战争）。

西方宪政史上，一个关键转变就是：

从“王权神授” → “权利神授”

从“王代表神” → “每个人都是按神的形象造的”

从“服从君王” → “君王也要服从法律”

所以，西方宪政的根本不是“教会 vs君王”，而是“权利 vs权力”！

教会之所以在宪政发展中发挥作用，不是因为它有权力，而是因为它塑造了一种“权利神授”的观念，同时用这种思想装备了新的携带宪政基因的权力主体——基督门徒。

当“王在神下”被真正落实为“王在法下”，宪政就诞生了。

结论：权利的来源，不只是靠争取，还要有足够的信仰支撑，否则争取到的权利，终究会被权力收回。

4.对中国的启示

为什么中国的革命，只是换主人，而没有换制度？

因为在中国传统认知里，权利是皇帝施舍的，而不是天赋的。

没有“权利高于权力”的观念，人们争取到的权利，最终又会被新皇帝收回。

如何让宪政真正扎根？

不是靠暴力革命，而是靠建立“权利高于权力”的共识。

真正的宪政，必须基于某种超越性的价值观，否则最终仍然会回归“权力大于一切”的旧模式。

总结：权力、权利与宪政的核心逻辑

“权力多元” ≠ “平民权利”≠自由民主，历史上很多地方权力分散，但并未带来真正的公民权利。

西方宪政成功，不只是因为教会，更是因为它确立了“权利神授”“天赋人权”等观念。

权利必须依靠争取，但如果没有价值观支撑，争取到的权利最终仍然会被剥夺。

中国历史上，权利一直被认为是“天子施舍”，所以革命只是一种改朝换代，而不是宪政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