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不能生产的东西——回应兰德报告系列之六

作者：赵晓

一、蔬菜店橱窗里的标语

1978年秋天，捷克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写下了一篇长文，题为《无权者的权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文章从一个极其平常的场景开始。

一位蔬菜店主，在洋葱和胡萝卜之间放了一条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哈维尔问：“他为什么要放这条标语？他真的关心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吗？”大概不。标语是和蔬菜一起从批发站送来的，放上去，是因为大家都放；不放，可能会惹来麻烦。这条标语真正的意思，不是它字面上写的那句话，而是另一句话：我很听话，请让我安静地过日子。

哈维尔说，这位店主“生活在谎言中”。他未必相信那条标语，但他参与了这个仪式；千千万万个店主都参与了，整个体制就靠这种参与运转。而他提出的出路，简单得近乎天真：有一天，这位店主不再放那条标语了。他开始“生活在真实中”。

这是一个关于意义的故事。一个人为什么愿意不放那条标语，冒着失去安稳的风险，去说一句真话？不是因为算过账，算账的结果一定是继续放。他这么做，只能是因为他心里有某种比安稳更重要的东西。

十一年后，哈维尔成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统。

上一篇的结尾，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纠错需要有人愿意说真话，而一个人为什么愿意说真话？哈维尔的蔬菜店主，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的开端。

二、兰德怎么说：全报告最重要的一句话

兰德报告的第七章里，有一段话，我在本系列已经引用过好几次，现在终于要正面面对它：国内的社会状况是决定性的竞争因素，而不只是背景条件。中美两国社会的健康程度，即它们的凝聚力、对制度的信任、乐观程度和集体行动的能力，将在许多结果上起决定性的作用。两国社会当下都在经历一场意义与集体目标的危机，这可能损害它们的竞争潜力。能更好地化解这场内部社会危机的一方，将获得任何军事或技术投资都无法抵消的竞争优势。这使社会政策、制度改革、良治举措以及培育国家目标，上升到了国家安全要务的高度。

兰德对这场危机的描述，对两边是公平的。美国这边，它列出的原因包括：经济上的不安全、工资停滞与不平等，对主要机构失去信任，信息环境的碎裂，以及对美国文化前途的担忧。它说，这种社会迷失对国家实力的根基是有毒的，它加剧了政治极化与僵局、社会失范与绝望、虚假信息与阴谋论，以及国家意志的丧失。中国这边，它说，长期观察者和学者报告，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中，疏离与不满在增长；“内卷”一词日益流行，形容一种只向内扭曲、没有真正进步的生活。

美国社会学家帕特南（Robert Putnam）在《独自打保龄》（Bowling Alone）里记录过美国社区生活的衰落；经济学家凯斯（Anne Case）和迪顿（Angus Deaton）用“绝望之死”来描述美国中年白人因药物、酒精和自杀而上升的死亡率。中国年轻人则发明了“躺平”这个词。两个社会，两种语言，说的是同一种病。

三、第一条线索：兰德把意义当成了什么？

侦探要细读兰德的措辞。

在第六章一个专门讨论“社会与治理”的文本框里，兰德解释了社会状况为什么重要：没有凝聚的国家认同和公众对政策的支持，政府就有失去正当性的风险；对未来缺乏乐观，会削弱个人学习技能的动力，而这些技能是国家活力所必需的。在第七章，它把“培育国家目标”列为国家安全的要务。

请注意这里的逻辑：意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提高技能、维持正当性、增强竞争力。意义被当成了一种生产要素，和资本、劳动、技术并列，可以投入，可以培育，用来赢得竞争。

这正是第一条线索。一个被当作工具来培育的意义，还是意义吗？

人类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悖论：凡是真正的意义，都不能被当作手段或工具来追求。一个人若为了身体健康而去爱一个人，那不是爱；一个人若为了升职而去信一位神，那不是信仰。意义之所以能让人在艰难中坚持、在压力下说真话，恰恰是因为它高于一切计算，包括国家竞争力的计算。哈维尔的蔬菜店主之所以撤下标语，不是因为他算出这样做能提高国家的竞争力，而是因为他再也不愿意说谎。

一旦国家宣布“我们要培育意义，以便赢得竞争”，意义就降格成了宣传与工具。而人们对宣传的反应，正是哈维尔所描述的：表面上的参与，内心里的疏离。蔬菜店主会把新的标语也放进橱窗，然后继续“躺平”。

四、第二条线索：一个德国法学家的悖论

兰德为什么会走到这里就停下？因为它撞上了一堵墙。这堵墙，半个多世纪前已经被一位德国法学家看清了。

1964年，德国宪法学者伯肯弗尔德（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了一个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命题：自由的世俗国家，依赖于它自己无法保障的前提。

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自由的国家，需要公民具有某些品质，比如诚实、自律、对公共事务的责任感、对他人的信任；可是这个国家又不能用强制的手段去生产这些品质，因为一旦它这样做，它就不再是自由的国家了。它只能依赖政府之外的力量去培养它们：家庭、宗教、社区、传统、自愿结社。政府可以保护这些土壤，却不能代替土壤去长出庄稼。

一百多年前，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考察美国时，已经从另一个方向看到了同一件事。他发现，美国人的宗教虽然从不直接插手政治，却应当被视为美国的首要政治制度；因为它塑造了人们的习俗与心灵，让自由不至于沦为放纵，让权力有所敬畏。他同样惊叹于美国人随处结社的习惯：修一条路、办一所学校、帮助一个穷人，都会有人自发组织起来，而不是等着政府去做。

有人会说，美国的建国者恰恰不指望美德。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里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话：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正因为人不是天使，他设计的宪法不依赖统治者的品德，而是让野心对抗野心：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联邦与各州分权，权力被分散到无数个彼此牵制的中心。我在《自由与共和》一书中把这称为以多中心的方式实现制度均衡。这是人类政治史上最精巧的一次设计，它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不依赖圣人，犹如市场的运行与均衡不依赖利他之心。

可是，同一个麦迪逊在1788年弗吉尼亚州批准宪法的大会上又说：以为任何一种政府形式，可以在人民毫无美德的情况下保障自由或幸福，乃是一种空想。十年之后，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说得更直白：我们的宪法只是为一个有道德、有信仰的民族制定的，它完全不适用于治理任何其他民族。

麦迪逊的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野心对抗野心的机器，只能约束坏人，却不能保证这台机器有人愿意维护。市场也是如此：它不依赖利他之心，却离不开诚实、守约与对他人财产的尊重等“道德情操”的根基。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里说，我们的晚餐不是来自屠夫的仁慈；可是他在更早的《道德情操论》里又说，仁慈只是装饰大厦的点缀，正义才是支撑整座大厦的主要支柱。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一再强调，扩展秩序所依赖的那些规则，守诺、诚实、尊重财产，不是任何人设计出来的，而是在传统与信仰中代代传承下来的；德国经济学家勒普克（Wilhelm Röpke）索性把他论市场经济的书命名为《超越供求》。看不见的手，只能在守信的人中间运转；野心对抗野心的宪法，也只能在有美德的公民中间运转。选举要有输了也认账的政治家，法院要有不肯弯腰的法官，官员要有不以权谋私的操守，社会要有愿意为公共事务付出时间的公民。制度是共和国的骨架，美德是它的社会资本，是这副骨架能够长久运转的保障。制度设计得越精巧，越会让人忘记它所依赖的这份资本；而这份资本恰恰是制度自己生产不出来的。

罗马共和国就是前车之鉴。两千多年前，希腊史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盛赞罗马的混合政体：执政官、元老院与公民大会彼此制衡，在他看来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政体。可是此后一个多世纪里，这套制度在内战与独裁中一步步瓦解了。西塞罗（Cicero）在共和国的黄昏写道：正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恶习，而不是由于什么偶然，我们只在名义上保有共和国，实际上早已失去了它。制度还在，元老院还在，选举也还在，失去的是支撑它们的公民美德。

所以，美利坚共和国能否走得比罗马共和国更远，不只取决于它的制度，也取决于它的美德。这也是两百五十年来美国一直在回答、而且至今仍在回答的问题。

伯肯弗尔德的悖论与罗马的教训，正好解释了兰德的沉默。兰德是一份写给政府的报告，它只能提出政府可以做的事：政策、投资、改革、“培育”。可是意义与美德，恰恰不在政府能够生产的东西之列。一份政策报告走到这里，必然无话可说。不是作者想得不够深，而是这个问题本身超出了政策语言的边界。

这就是第一篇所说的那只“夜里没叫的狗”。它不叫，是因为它认识来人：来人就是国家自己的局限。

五、第三条线索：意义是纠错的基础设施

现在可以把前五篇的线索串起来了。

第五篇说，持久战在长期比的是方向层的纠错：当掌舵者犯了路线、方向的错，体制能不能纠正他。兰德自己对“治理”的定义，第一条就是政府机构的构成，包括人员的选拔、问责和更替机制。可是，问责与更替的机制，最终要靠人去启动：要有人愿意说“不”，要有法官敢于判决，要有记者敢于报道，要有官员敢于把坏消息报上去。

制度只是渠道，说真话的人才是水。没有水，渠道再好也是干的。而一个人为什么愿意说真话、愿意为此承担代价？这个问题，任何制度设计都回答不了，它只能由意义来回答。

图7｜意义是纠错的基础设施（作者据本文论证绘制）

核心逻辑：图7展示了“意义是纠错的基础设施”的逻辑递进关系：首先，家庭、信仰、社区等私人领域构成社会土壤，国家保护土壤但无法直接生产意义；其次，这片土壤培养出超越眼前安稳的信念与美德；第三，信念孕育出敢于说真话的普通公民；最后，说真话的公民为制度注入活水，启动方向层的纠错与问责机制。制度只是渠道，说真话的人才是活水。

美德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一个人愿意守信、愿意说真话，总是因为他相信有比眼前的安稳更高的东西。哈维尔的蔬菜店主撤下标语的那一刻，他启动的正是最原始、也最根本的纠错机制。

所以，意义危机不是一个“软”问题，不是竞争之外的道德感慨。它是纠错能力的基础设施。一个社会若普遍失去了比自身安稳更高的东西，它的人民就只会计算；而只会计算的人，在方向层的错误面前，永远会选择沉默。

用这把尺子去称两个国家，可以看到不同的病理。

美国的意义，历来主要从国家之外长出来：教会、社区、家庭、自愿结社，以及一套关于自由与平等的公民信条。它的危机，是这些土壤在流失：社区在瓦解，信仰在退潮，公民信条在两党的撕裂中被争夺。但土壤本身还在，而且宪法保护它们存在的权利。

中国的意义，近几十年越来越多地由国家来提供：民族复兴的宏大叙事，经济增长带来的个人上升。兰德注意到，中方把民族复兴定义为一场文明的复兴。这种由上而下供给的意义，在增长强劲的时候很有凝聚力；可是一旦增长放缓、个人上升的通道收窄，它就容易变成哈维尔笔下橱窗里的标语：人人都放，却越来越少有人真信。“躺平”与“内卷”，正是这种落差的表达。

两种病都是真的，但病理不同。美国的问题是土壤在流失，中国的问题是土壤太少、过多依赖国家灌溉。前者需要复兴，后者需要生长的空间。

公平地说，这个分析也有它的局限。中国社会远非只有国家提供的意义：家庭的伦理、民间的信仰、传统文化的复兴，都在国家叙事之外默默生长。而美国的公民信条，也可能在极化中彻底破裂。哪一方的土壤更有生命力，不是一篇文章能下的定论。

六、判词

国家可以提供服务，却不能生产意义。制度可以限制罪，却不能生产美德。意义只能从国家之外生长，而纠错的勇气，正是从意义里长出来的。

兰德走到了全报告最深的地方，看到了意义危机，然后停了下来。它停下，是因为政策语言只能谈论国家能做的事，而意义恰恰是国家不能生产的东西。

这一篇想说的是：这场文明持久战的胜负手，不在国家能做什么，而在国家之外的社会能长出什么。一个社会若能在国家之外，保有家庭的温度、信仰的高度和结社的自由，它就能源源不断地长出愿意说真话的人；有了这样的人，方向层的纠错才有可能。

七、对决策者的含义

对经营者。企业也是一个意义共同体。兰德所说的“内卷”与“疏离”，不只发生在社会上，也发生在每一家企业里：员工按绩效表行动，却不再相信公司的使命；会议上人人点头，坏消息却到不了老板的桌上。一家企业若只靠考核与奖惩运转，它的员工就会成为橱窗前的蔬菜店主。真正有韧性的企业，要给人一个高于绩效的理由，并且让说真话的人不吃亏。

对施政者。意义不能命令，也不能采购，只能生长。施政者能做的，是保护它生长的土壤：家庭的稳定，信仰的自由，社会组织的空间，以及一个让人敢于说真话的公共环境。国家对意义的供给越是垄断，意义就越脆弱；国家为社会留出的空间越大，社会反过来给予国家的忠诚与信任就越真实。伯肯弗尔德的悖论，不只适用于西方的自由国家，也适用于一切希望长治久安的国家。

下一篇，我们将回到开篇，把前面的线索收拢：在兰德所说的五大转型中，谁能先造出下一个成功的模式？

注释

本文所引兰德报告，均据英文原文：Michael J. Mazarr et al., The Scope and Nature of the U.S.-China Competition, RR-A4254-2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26)。页码为报告正文页码。

1、 关于“意义与集体目标的危机”的完整论述，见第76页。

2、 美国社会疏离的成因与后果，见第30–31页；中国年轻人的疏离与“内卷”，见第27页。

3、 “社会与治理”文本框，包括治理的定义（人员的选拔、问责与更替机制）以及社会状况对正当性与技能动力的影响，见第70页文本框6.2。

4、 中方把民族复兴定义为“文明复兴”，见第9页。

5、 瓦茨拉夫·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力》，写于1978年10月。文中情节为作者概述。

6、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 “Die Entstehung des Staates als Vorgang der Säkularisation”（1964年演讲，1967年发表）。

7、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1835年）。关于宗教是美国“首要政治制度”的论述，见该卷第二部分第九章。

8、Robert D. Putnam,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Anne Case and Angus Deaton, 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9、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1788年）；麦迪逊1788年6月20日在弗吉尼亚州宪法批准大会上的发言；约翰·亚当斯1798年10月11日致马萨诸塞民兵的信。引文为作者中译。

10、   波利比乌斯《历史》第六卷论罗马混合政体；西塞罗《论共和国》第五卷。引文为作者中译。

12、   赵晓《自由与共和：从罗马共和国到美利坚共和国——美国250周年思考，兼议中国文明转型》（迦南·全球出版 Canaan Global Press，2026年）。

13、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1759年）、《国富论》（1776年）；哈耶克《致命的自负》（1988年）关于扩展秩序与传统道德的论述；Wilhelm Röpke, Jenseits von Angebot und Nachfrage（1958年，英译 A Human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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