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内瑞拉：“悲剧故事”抑或“任何国家都可能重演的下场”？——从刘瑜式叙事到政治经济学第一性原理

作者：赵晓

委内瑞拉的崩塌，伴随着美国近日对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的抓捕、指控与司法追责，在中文世界掀起了一波“拉美警世课”。刘瑜的长文《这才是马杜罗被抓的真正原因——深度解析委内瑞拉是如何被毁掉的》，再次把这场国家级灾难呈现在公众面前：

一个坐拥全球顶级石油储备的国家，为何沦为“最贫穷的富国”？为何陷入超级通胀、物资短缺、难民外逃、制度全面失灵？

她将答案指向两位关键人物——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与马杜罗——也指向一种更深层的动力：以“正义”“平等”“人民”为名的道德激情，如何在政治动员中失控，最终吞噬国家本身。

我认同其中最关键、也最有价值的洞见，并愿以此作为讨论的起点：委内瑞拉的灾难，并不是坏人作恶，而是道德激情失控。

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但今天我想再往前推一步：当这种道德激情，与不可问责的权力结构相结合，与不可持续的财政约束相结合，它决不会仅仅停留在“道德理想破灭”，而是必然地会把国家一步步推向一种更冷酷、也更稳定的状态——“犯罪化生存”（Criminalized State Survival）。

也因此，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好人还是坏人”，甚至不在于左派的道德激情，而在于是否承认一个左派传统常常忽视、却更真实的人性起点：人人都是罪人（Universal Sinfulness）。

——正因为人人都有罪性，权力才必须被制衡；

——正因为权力必然诱发自我正当化，它才必须象美国《独立宣言》那样，被理解为来自造物主受托的权力（Entrusted Power）——而不是自我授予、自我神圣化的权力；

——并且权力最终必须向一位超越性的终极主权者（Ultimate Sovereignty）交账。

如果否认人的罪性，也否认上述终极约束，那么任何国家——无论打着左的、右的、民族的、进步的旗号——都可能沿着同一条路，走到同一个下场：委内瑞拉化。

这正是今天中文世界最需要补上的一课：把“委内瑞拉悲剧”，从一个令人唏嘘的悲剧故事，看清为一种在特定主权观与人性观下，任何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可能反复复制的制度下场。

一、委内瑞拉当然是悲剧，但“悲剧”不足以解释其根本

“悲剧叙事”的优势在于：

它让人看见人的苦难、理想、错判与覆灭；

它能唤起同情、震惊与道德反思。

刘瑜的文章在这一点上极具穿透力：

查韦斯并非典型意义上的贪腐权贵，甚至拥有真实的悲悯与道德激情；许多民众并非被强迫，而是在正义感的动员下真诚拥戴；即便危机全面爆发，人们仍在肖像与口号中寻找精神庇护。但“悲剧叙事”也有一个天然的认知天花板：它很容易把问题收敛为人的性格、动机与道德偏差——“好人做了坏事”“理想走偏了”“群众被煽动了”。

这些解释并非错误，但分析层级不够深。因为历史上最可怕的灾难，往往不是因为坏人突然变多，而是因为一整套机制开始运转：

奖励坏行为，

惩罚好行为，

让掠夺成为理性选择，

让作恶成为系统均衡。

如果分析只停留在“人的好坏”，政治讨论就会不断循环一种无效的“中式道德主义”幻觉：“换个人就好了”“来个清官就好了”“有个好领袖，一切都会不同”……而制度经济学、政治学，特别是《圣经》人论，都在反复提醒我们：这种期待几乎注定落空！

二、真正的分野：刘瑜讲“人好人坏”，而我们必须追问人的“约束条件”

刘瑜式叙事精彩呈现了：道德激情如何走向排他，如何在“正义”之名下制造敌我，如何在“平等”口号中侵蚀市场与法治。

但若要把委内瑞拉从“故事”提升为“下场”，必须继续向下追问三组不可回避的硬约束（Hard Constraints）。

1）权力约束：不可问责的权力必然自我神圣化

当权力不再真正受制于

独立司法（Independent Judiciary）；

自由媒体（Free Press）；

有效议会（Effective Legislature）；

自治社会（Autonomous Civil Society）；

它就最终会越来越膨胀，最终把自己理解为终极裁决者（Ultimate Arbiter）：规则由我制定，解释由我垄断，执行由我掌控。

法律在形式上也许并未消失，却发生了性质逆转——

从边界（Boundary）变成工具（Instrument），

从秩序（Order）变成武器（Weapon）。

我将这种结构称为?“法老秩序”（Pharaonic Order）：它不是埃及特有，或某个民族、某个时代的特例，而是一种权力结构的通性。

其内在逻辑只有一句话：权力若不承认自己是受托的（entrusted），就必然走向自授的（self-authorized）。

而一旦权力完成这种自我授权，法律便不能再约束权力，制度也不能再保护人，统治者终将蜕变为无法无天的法老，其所建立的秩序，既冒犯上帝的终极主权（罪），也践踏人的自由与基本尊严（恶）。当然就是罪恶的秩序了！

2）财政约束：统治必须被支付，赤字会逼出黑色财政

这是许多公共讨论中最被低估的一环。政治不是口号工程，统治本身是有成本的：军警、官僚、补贴、维稳、债务利息、外汇支出……

一句话：Rule must be paid for（统治必须被买单）。那钱从哪里来？无非三条路：

税（Taxation）：公开、可见、需要合法性；

租（Rent）：资源租、垄断租、金融抑制；

抢（Predation）：罚没、侵吞、走私、灰黑交易。

当增长停滞、税基萎缩、租金枯竭，而统治成本又无法下降时，掠夺就会从“腐败现象”升级为“制度方案”。这不是阴谋论，而是会计恒等式。

这一步，正是我所称的 “吸血鬼经济”（Extractive / Vampiric Economy）?的起点：国家不再依赖创造增量获得供血，而是系统性汲取存量。

3）合法性约束：当说服失效，恐惧成为最低成本公共品

政治秩序通常依赖三种合法性（Legitimacy）：绩效（Performance）、程序（Procedure）、道德（Moral Authority）。

当三者同时衰退，维持秩序的最低成本替代品是什么？不是辩论，而是恐惧（Fear）。

于是：

执法与创收绑定，

司法与政治绑定，

国家强制机器从“维护规则”滑向“经营收益”。

到这一步，国家未必表现为“毒品国家”这种公然的形式，却往往呈现出更隐蔽、也更持久的形态：

掠夺财政化（Fiscalized Predation）。

三、回到根本：主权观与人性观之争

在这里，必须澄清一个被长期混淆的根本问题：委内瑞拉的崩塌，并不只是政策失败或者好人坏人之类，而是主权观失败。

表面上看，问题出在左派政策组合：高福利、强再分配、国有化、价格管制、反市场。

然而，这些只是工具。真正决定制度走向的，是其背后的权力合法性来源。

左派政治往往隐含一个未经审视的前提：只要权力代表“人民”，就天然正当。

这一卢梭式“人民主权论”的前提，在根本上否认了造物主（Creator）作为终极主权者（Ultimate Sovereign）的存在必要，也否认权力需要向一位更高者交账。

然而，人类一骄傲，洪水就滔天。一旦终极主权缺席，政治秩序就会发生方向性的结构变化：

权力从受托走向自授；

法律从边界走向工具；

责任从终局走向当下；

纠错从制度走向动员；

最终从治理走向汲取，从汲取走向恐惧维稳。

这，正是“委内瑞拉国家犯罪化”的深层机制：不是就个人来说谁更好更坏，而是权力在左派错误的人性假设与主权假设下，必然走向失控！

四、为什么“委内瑞拉化”具有高度可复制性，是各国均可能走向的下场？

至此，我们才能回答最关键的问题：为什么委内瑞拉不是特例，而可能成为常态？因为它并非偶发灾难，而是一条在特定前提下高度稳定的制度轨道和政治经济学逻辑链条：

1.否认终极主权（Ultimate Sovereignty）

2.权力自授（self-authorized）

3.法律工具化（law-as-instrument）

4.财政纪律瓦解（fiscal collapse）

5.恐惧维持秩序（fear-based order）

当这几步同时出现，国家是否自称“社会主义”等等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已经站在同一个悲剧下场的入口。

结语：真正的分水岭，不是人的好坏，而是人性观与主权观

委内瑞拉留给世界的警告，并不是一句简单的“左派坏”，更不是“不要道德理想主义”。

它指向的是一个更根本、也更不舒服的事实：凡是否认造物主、不承认权力受托、不承认终极审判的政治秩序，都在制度上更容易走向失控。

这不是道德指控，而是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性原理。唯有当一个社会终于承认：

权力不是自授的，

人性不是可靠的，

责任不是只向当下负责的，

制度才第一次具备长期自救的可能性。这，才是委内瑞拉悲剧背后，真正值得世界尤其是当下的中国需要警醒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