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马田vs.凯波尔：已然–未然的国度平衡

作者：赵晓

一、导言：两条路，两种气质

如果要在二十世纪教会历史上挑选几位最具代表性的领袖，钟马田（Martyn Lloyd-Jones，1899–1981）和亚伯拉罕·凯波尔（Abraham Kuyper，1837–1920）必然名列前茅。两人都是卓有影响的基督徒、教牧领袖，且同属改革宗传统，却在“基督徒与世界”的问题上，呈现出两条迥然不同的道路，也显出改革宗的两种不同取向。

钟马田，威尔士人，原为医生，后蒙召作传道人，是卓越的讲道家。他坚守逐节讲道、释经讲道，以圣经权威为中心，被誉为“改教后最伟大的讲道家之一”。他一生守住讲坛，反复强调圣经的绝对权威和人的悔改重生。他的声音，像“旷野的号角”，提醒人类不要把盼望寄托在任何政治与制度之上，而要仰望基督再来。

凯波尔，荷兰人，原为牧师，后投身公共领域，是卓越的思想家与政治家，提出著名的“领域主权” （Sphere?Sovereignty）理论，强调基督是全地的主，不仅教会属祂，教育、科学、艺术、政治、经济也都要归祂。凯波尔的声音，代表文化使命召唤的强音，呼吁基督徒进入公共生活，在社会制度和文明建设上见证福音。

凯波尔这样说，也以生命践行。他不仅是牧者、学者与政治家，也是媒体人、教育家以及政党领袖：他创立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创办《标准报》（De Standaard），以文字塑造社会舆论，又组建“反革命党”（Anti-Revolutionary Party）。这是荷兰第一个现代化政党，为他最终进入议会、担任荷兰首相、执掌政府铺平道路。

凯波尔的视野，超越教会围墙，呼召信徒在教育、文化、媒体、政治、科学等各个领域见证基督的主权。他的声音，像“文明的号角”，提醒教会不要退守为孤岛，而要在万有之中宣告：基督是全地的主。

他们两位都是主的忠仆，一位像是初代教会的守望者，提醒信徒作客旅、等候天国；另一位像是改革宗的开路人，呼召教会在历史进程中积极建造。两条路、两种气质，其实都出自同一本圣经。问题是：如果偏听一边，都会失衡；而今日西方的危机，正与这种失衡密切相关。

二、钟马田的声音：未然的强音

钟马田生于十九世纪末，成长于二十世纪风雨飘摇的欧洲。他原本是医学博士，却放弃前途光明的医生生涯，成为一名讲道人。他一生最著名的贡献，就是那一系列逐节讲道：从《罗马书》到《以弗所书》，厚重如山，深刻如镜。

在讲坛上，他不断强调同一个主题：基督徒首先是天国的子民，其次才是地上的公民。这与时代环境不无关系。因为，他的时代受到了启蒙运动以来左派最激烈攻击，教会感到压力山大、心态明显处于守势。例如，钟马田反复思想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认为“法国大革命标志着一种全新的历史转折点的诞生。它的重要性堪比宗教改革，虽然性质不同，却同样是历史的重大转捩点”（参见小麦的书房：《钟马田论法国大革命》），否定上帝，理性至上，“这不仅是政治上的革命，更是一种‘世界观的革命’，是一种从神本走向人本的全面转向。”因此，他虽不赞成，甚至警惕教会中出现的“数日掐时”的末世论思想，说过“近五十年来，我一直强调要警惕对‘时候日期’的过度关注”（参见小麦的书房：《钟马田：基督徒与世俗政权的关系省思》），但却和这些等候对世界绝望，一心盼主来的人们一样流露出明显的“历史失败主义”的倾向。他宣告：“世界永远无法被改造，这是绝对确定的。基督教国家是不可能存在的，所有尝试都已失败，且必然失败。”

特别是，他还亲历了人类历史上悲惨绝望的一段岁月：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社会的衰落、民主制度的摇摆、自由派神学的扩散，于是愈发确信：这个世界没有出路，人类历史不会自己变好。

他的讲章中有几个鲜明的立场：

1. 世界无解，唯有主再来

历史的终极盼望不在于任何革命、民主或制度改革，而在于基督的再来。世界“卧在那恶者手下”，终极更新只能由神亲自完成。

2. 拒绝文化基督化

他极力反对“基督教国家”的概念，认为这是愚蠢甚至异端。一个人若未重生，怎能过基督徒的生活？“好果子只能出自好树。”因此，立法强加基督教道德毫无意义。他甚至反对基督化， 曾说过（大意）“你不能将一个非基督教的社区、文化或政府制度完全变成基督教的”（you can’t Christianize something not Christian），明确反对把社会、艺术、政府、法律等“基督化”（Christianizing），认为那样做是走极端，是误解教会与国家的关系。

3. 有限的公民责任

基督徒应该是最良善的公民，尽可能为社会创造秩序与和平，但不该对政治改革怀抱过高期望。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顶多带来有限的改善，却永远不能治愈人类的罪。

4. 回归属灵本分

在末世的黑暗中，教会唯一的呼召是：警醒祷告、传福音、等候主来。传道人最重要的工作，不是“基督教化社会”，而是呼吁人们预备迎见基督。

这种声音有其力量。它提醒教会不要把福音稀释为社会工程，不要幻想靠教育、制度或文化运动就能造出天国。尤其是在面对二十世纪“社会福音派”的自由派潮流的冲击中，钟马田的坚持守住了福音的纯粹。

但问题也在这里。钟马田的“未然强音”，几乎压过了“已然国度”的维度。他把世界看得过于“无解”，几乎全盘悲观，导致“已然国度”的临在（公义、真理、群体见证）被压缩。他承认基督徒要尽公民责任，但语气冷淡，却没有给予公共使命足够的重视，缺乏改革宗传统里凯波尔式的积极文化使命感。他的悲观论在当时或许必要，但放到今日后基督教的西方，却很容易成为一种“退守”，把公共空间拱手交给世俗主义。

历史回顾，西方今天的混乱，就跟钟马田这样的神学观点和主张有关系，世界没戏，不必看重，这恰恰也是19世纪以来福音主义的大潮流。

三、凯波尔的视野：已然的召唤

与钟马田的讲坛不同，凯波尔的生命在公共舞台上燃烧。他是十九世纪末荷兰的牧师、学者、政治家，曾创办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最终成为荷兰首相。他最著名的一句话是：

“在整个人类生存的领域里，没有一寸土地，不在基督这位万有之主的大声宣告中：‘这是我的！’”

（There is not a square inch in the whole domain of our human existence over which Christ, who’s Sovereign over all, does not cry, Mine!）

凯波尔的神学重心在于“已然国度”——基督已经作王，国度已经临到。虽然尚未完全成就，但教会在当下要积极彰显国度的价值，哪怕只是一点点，也要在历史中作盐作光。

他的思想有几个核心：

1. 领域主权（Sphere?Sovereignty）

凯波尔强调，上帝赋予不同生活领域以独立的权柄：家庭、学校、教会、政府、艺术、科学，各有其边界，却都在基督的主权之下。基督徒在每个领域都有责任彰显真理，不是把世界割让给世俗主义。

2. 文化使命

凯波尔认为，创世之初上帝就赐下“治理、管理”的使命。这不仅是农业和生育，也包括对文化、制度、艺术的建造。即便在堕落的世界中，基督徒也要回应这一使命，推动社会的“相对公义”。

3. 历史乐观主义

他承认罪的普遍性，但同时相信国度已然展开，神在历史中仍然工作。基督徒不该只等候末世，更要殷勤作工，把“天国的价值”带入地上的制度与文明。

4. 实践成果

在凯波尔的推动下，荷兰兴起了基督教教育运动，建立了独立的学校体系；他作为首相推行教育与社会政策改革，试图在一个多元社会中，为基督教争取合法的公共空间。

这种进取取向，与钟马田的退守形成鲜明对比。钟马田提醒我们“世界无解”，凯波尔则告诉我们“基督有救”。钟马田呼召回到初代教会的姿态，其实是要在逼迫中放弃对公共领域的发声与转化，退守教会的堡垒，而凯波尔则呼召以加尔文主义的世界观积极投入新教改革的文化使命主流。

当然，凯波尔的路径并无危险。若理解不当，做得过火，如只强调“已然”，便很容易滑向鸡血派甚至成功神学的“文化凯旋主义（Triumphalism）”，误以为我们能靠人类的努力在地上、在今朝就可建成“基督国”。这会削弱对“未然”的警醒，把国度误解为一种制度工程。

但不可否认，凯波尔的神学给教会打开了一扇窗，让信徒看到：基督的国度不只是天上的盼望，也是当下的责任。

四、已然–未然的神学张力

圣经对“国度”的启示，一直带着紧张与张力。耶稣在地上说：“日期满了， 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15）又在赶鬼时宣告：“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马太福音》12:28）——这是国度的已然，如同天国的“诺曼底登陆”(D-Day)，是基督的做王与得胜的开始。但启示录又告诉我们，天国完全的“胜利日”（V-Day）还未到来，需要等候耶稣再来，最终圣城从天而降，神亲自与人同住，不再有眼泪与死亡（《启示录》21）——这是国度的未然。

因此，基督徒在历史中总是处于“两极拉扯”之间：

一方面，我们已经在基督的得胜之中，蒙召在社会和文化中作光作盐；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人类的败坏，世界的最终更新只有在主再来时才会发生。

如果失去这种张力，就会滑向两种危险：

只讲已然

容易变成“社会福音主义”，把基督教简化为社会改良方案。

追求乌托邦，幻想通过制度、教育或政治运动，就能建成“天国”。

最终必然失望，甚至背离十字架。

只讲未然

容易产生历史失败主义，忘记了“末世”其实是耶稣已经做王，从“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的胜利走向耶稣再来、“新天新地”降临的完全胜利的充满盼望的历史进程，变成属灵退缩，只关心灵魂得救，不关心公共公义。

导致教会缺席，公共空间被世俗主义、自由主义乃至反神力量占据。

信徒在世界中失去见证，成为“把灯放在斗底下”。

真正的平衡而健康的福音立场，是承认历史的有限性，却不否定历史的意义。

在已然的层面：基督徒要尽责任，在家庭、社会、制度中见证国度价值，坚定地推动民族福音化、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的使命。哪怕只是部分改善，也是一种见证。

在未然的层面：我们清楚知道这世代不可能彻底更新，最终盼望只在基督再来，因而保持谦卑与清醒。

换句话说：基督徒要带着深刻的悲观主义，冷峻的现实主义面对人的罪性与历史，同时带着荣耀的乐观主义面对永恒。我们既不幻想乌托邦，也不放弃使命，而是殷勤作工，等候主来。

五、西方的困境与中国的挑战

如果把钟马田与凯波尔的思想放在二十一世纪的语境里，结果会非常鲜明：西方的困境，正是钟马田式“未然偏重”的副作用；而中国的挑战，则是如何在两端之间找到一条真实的出路。

1. 西方的困境：教会的公共缺席

二十世纪下半叶，福音派在北美和欧洲逐渐成为主流宗派，却在公共生活中逐步失语，日益边缘。原因何在？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钟马田式的神学思想与行动取向——“世界没戏，不必看重”，这与布道家慕迪“沉船论”的思想一道，被教会广泛接受。

这种思想在积极层面保护了教会的属灵纯粹，抵挡了社会福音主义的偏差。但从更全面及长远的角度看，它削弱了教会的文化担当，让公共空间被自由主义、世俗主义迅速占领，对教会的损失也是巨大的。

今日西方，政治正确横行，文化秩序崩塌，正与基督徒的退守密不可分。

换句话说：若教会只盯着“末世的未然”，不在当下作盐作光，就会眼睁睁看着文明沉沦。

2. 中国的挑战：两种极端

在中国，情形又有所不同。在当下教会生态中，我们既有“盲目的进步主义幻想”，也有“彻底的宗教犬儒”。

一方面，有人幻想“靠制度救国”，仿佛民主化就是福音化，这就是凯波尔思想被误用后的极端。

另一方面，有人则彻底退守，只关心灵魂得救，不关心社会正义与公共秩序，这就是钟马田式“未然偏重”的极端。

前者导致“政治乌托邦”，后者制造“属灵躲难所”。两者都不是真正的国度神学。

3. 前路：在张力中行进

中国教会若要避免西方的覆辙，必须学习在“已然–未然”的张力中行走，在正确的国度转化进程中前进。

不寄望功利的政治救国：因为历史终局只在基督手中。基督教并不是人可以用来“救国的工具”。

也不放弃忠心的公共责任：因为国度已经临到，基督徒要在教育、商业、文化、社会中作见证。

一种新的姿态：深刻的悲观+冷峻的现实＋荣耀的乐观；历史的有限＋永恒的盼望。

这种姿态，既不同于西方的退守，也不同于中国的幻想，而是回到圣经本身：既有初代教会的守望，也有改革宗的文化使命。

六、结语：国度的平衡见证

钟马田提醒我们：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世界的制度上；凯波尔提醒我们：基督是全地的主，没有一寸土地不属祂。两者都是真理的强音，都值得我们认真听取。但需要在学习和运用中掌握好“已然未然”的平衡。

只讲未然，会让教会退守，只剩灵魂得救，却把公共空间交给世界；只讲已然，会让教会自负，误以为靠人类努力就能在地上建立天国。平衡的启示，是把两者放在张力中：

已然：国度已经临到，我们在家庭、社会、制度、文化中，都要活出天国的价值，见证基督的主权。

未然：国度尚未完全，我们的盼望不是制度、不是进步，而是基督荣耀的再来。

西方基督文明所面临的挑战，提醒我们：若教会退守，文化就会被虚无与欲望吞没。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处境则提醒我们：若盲目幻想，必然走向另一种乌托邦的幻灭。真正的道路，是在“已然–未然”的张力中，忠心前行。

这条道路意味着：

对历史的深刻悲观：承认人类制度无法拯救世界。

对永恒的荣耀乐观：仰望基督必然再来，带来新天新地。

对当下的殷勤责任：在一切领域活出国度的见证，成为世上的盐与光。

正如保罗所说：“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作 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腓立比书》2:15–16）

这才是今日中国教会的呼召：既不幻想乌托邦，也不退缩为避难所，而是在世界深处，忠实见证那位已经作王、并将再来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