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析了“五四”运动对中国启蒙的影响，指出其加速了启蒙进程，但跳过了基础阶段，执着于科学和民主，形成启蒙与救亡焦虑的结构性困境。

文章提出“元启蒙”概念，认为启蒙不仅依赖理性，还需信仰与人论基础，警告忽视根基可能致极权与灾难，强调需重新考虑启蒙的起点与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