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理性 vs 迷信”二元对立：转向“被启示的理性”

作者：赵晓

在人类思想史上，理性与信仰常被摆在对立的两端：

一端是“理性至上”——怀疑一切超验，只信可计算、可验证；另一端是否定理性，因此掉入“迷信”——仿佛凡谈理性，必反信仰。

但这种“理性 vs 迷信”的二元对立，更像一条画在地上的假界线。它既误读了真理的信仰，也高估了理性的自足能力。

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要理性，还是要信仰？而是：理性究竟靠什么才能看见那理性之外的超验、超越的存在？

本文试图换一个更贴近真实生命经验的角度，提出一个更有盼望的框架：不是“被理性统治的世界”，而是“被启示照亮的理性”。

一、理性不是王座，而是灯

把人自己的理性当作王座上的君王——坐在其上，审判万物，决定一切真假。但若更诚实一点，人的理性更像上帝赐给人的一盏灯，而不是王。

灯本身并不决定要照向哪里；它只照亮人已经走的方向。一盏灯可以照路，也可以照向悬崖。

耶稣说：“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马太福音》6：22-23节 ）

问题从来不只是“有没有眼睛”，而是——眼睛朝向哪里、看向哪里？是选择性地看见、还是客观性地看清，以及穿透性地看到？

理性也是如此。它并不在真空、中性中运作，而是被欲望牵引、被恐惧塑形、被骄傲校准。

我们并不是先中立思考，再作判断；更多时候，是先爱、先恨、先怕、先想要，然后再通过思维、思想使之“合理化”。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路德说：人的意志不是自由的，而是被情欲或圣灵所掌控。奥古斯丁则用一个极其精准的词形容人的处境：弯曲向自己（_incurvatus in se_）。

灯，若被一个叫“自己“的灯罩遮住，再亮也照不远。因此，理性无法从自身证明自身的可靠性，也无法凭自己攀登到终极真理。理性之灯，需要的不是更锋利的灯罩，而是——光源。

二、康德的悖论：若神沉默，理性只能止步于门前

康德当然并非轻视理性，恰恰相反，他对理性的尊重，几乎到了敬畏的程度。正因如此，他或许也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看见了理性的边界。

在康德看来，人类理性只能认识现象（_phenomena_），却永远无法直接触及物自身（_thing-in-itself / noumenon_）。世界如何向我们显现，我们可以研究；

但世界“本身是什么”，理性却永远无法越雷池一步。

于是，上帝、自由、灵魂——这些人类无法不问、却又无法证成的问题，被康德安置在“理性不可通达之域”。理性绕不开它们，却又进不去。

于是，康德仿佛在真理之门前，立起了一块极其庄严、也极其冷峻的牌子：

“此路不通。”不是因为门不存在，而是因为——门从里面关着。

从“认识本质”到“止步边界”：一条文明分水岭

正是在这里，一道深刻的思想断裂出现了。在古典思想传统中——无论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人们固然承认理性的有限，但他们从不怀疑：理性的目的，正是指向本质与真理。理性或许艰难，但它的方向是确定的；人或许会错，但真理是存在的。

换言之，理性并非真理的创造者，而是真理的追寻者。

而到了康德与启蒙运动这里，发生了关键转向。启蒙思想不再问：“真理是什么？”而转而问：“人类理性能够知道什么？”真理不再是理性的目标，而成为理性的边界条件。

用一句高度概括的话说：不是“人追求并顺服于真理”，而是“真理必须符合人的理性结构，才有资格被承认为真理”。这当然并不等同于“人是万物的尺度”（那更接近普罗泰戈拉），但它确实意味着：一切真理与价值，都必须先经过人类理性能力的重新评估。

凡不能进入人类理性之认识结构的，就被判定为“不可知”，也因此被排除在人类理性所能追寻的真理范围之外。

而当“不可知”之物不再被视为仍值得追求的真理，反而被越来越粗暴地等同为“不可言说”、“不可寻求”，并最终被判定为“无意义”时，后现代对意义本质与真理的全面解构，便不再只是偶然的思想潮流，而成为一条内在逻辑所推动的必然延伸。

三、现代思想的悖论：真理在外，而神沉默

于是，现代思想被推入一个无法回避的深层悖论：如果真理确实存在，却位于理性之外；而神若始终沉默，人还能做什么？

逻辑上，只剩下三条路：

（1） 要么，我们假装那扇门根本不存在

——实证主义 / 科学主义（positivism / scientism）

这是第一条路，也是现代最“体面”的逃避方式。

其核心姿态是：凡不可被经验、测量、验证的，就不是真问题。

不是门关着，而是直接否认有门。上帝、终极意义、形而上真理，并非被反驳，

而是被降格为“无意义命题”，不值得讨论。

这条路的口号往往是：“别问为什么，只问怎么做。”

“五四”后一直到今天，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就走在这条路上，但却对启蒙运动的局限缺乏足够的警惕与反思。

（2） 要么，我们在门外无限徘徊，把“不可知”当作智慧

——不可知论（agnosticism）

这是第二条路，看似谦卑，实则悬停。

其核心姿态是：也许有门，但我们永远进不去。

于是，“不可知”本身被美化为理性成熟，怀疑被视为最高美德，不下结论被当作智慧的标志。

这条路拒绝断言，也拒绝回应，理性在门外徘徊，却永不敲门。

中国一批从”五四“启蒙运动中逐渐走出来，然而走得不远，还没有走向保守主义的知识分子，正在此路上。

（3）要么，我们索性把沉默本身，当作终极答案

——虚无主义 / 后现代相对主义（nihilism / postmodern relativism）

这是第三条路，也是最彻底的一条。

其核心姿态是：既然门不开，那就宣布：门从来不存在。

这正是后现代哲学的方向：意义被视为建构，本质被视为幻觉，真理被还原为权力或话语游戏。门不但不开，连“门”的概念本身，也被宣布为虚构。

由此，我们看到一条清晰的思想链条：

康德 → 不可知（限界）

↓

不可知被去价值化

↓

不可言说 / 不可寻求

↓

无意义

↓

后现代解构

理性，在后现代世界完成了最后一次“自我解构”，不是为了更深的认识，而是为了不再需要认识。

理性的最高使命，不再是认识，而是怀疑一切。

沉默，不再令人不安，反而被奉为终极状态。

在中国语境中，这一路上的人也不少，且常与当代西方进步主义思潮形成共振。

这三条路看似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点：都默认那扇门不会从里面被打开。

也正是在这里，《圣经》所宣告的“启示”，不只是另一种观点，而是对整个现代思想困局的根本性打断。

四、《圣经》的第四种可能：门从里面被打开

但《圣经》所给出的，并不是这三条路中的任何一条。《圣经》给出的，是第四种可能：门，从里面被打开了。

启示，并不是理性越权、僭越、闯入神的领域；而是——神主动走向人的领域；不仅先知预言的方式，以西奈山立约的方式，更以道成肉身的方式。

因此，人的认知，不是人攀登天梯，不是理性突破极限，不是思想完成自救；而是——天向下俯就。真理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赐下的；不是被人类捕获的，而是主动寻找人的。

这，正是启示与理性关系的根本转向：不是理性抵达神，而是神唤醒理性。也正是在这里，“被启示的理性”，第一次成为可能。

五、被启示的理性：不是取消理性，而是给它光明的眼睛

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启示会不会压制理性？”而是更尖锐的一个：若没有启示，理性能不能真的看见？

加尔文用了一个极其日常、也极其耶稣式的比喻：上帝的启示，好比一副眼镜。

世界本就在那里，文字本就印在书页上，但若视力出了问题，越用力看，只会越看错。

理性不需要被废弃，却需要被上帝的眼镜帮助和矫正。

耶稣也多次用类似的图像：灯要放在灯台上；盐若失了味，就毫无用处。

理性如灯，启示如电。断电的灯，也许还能闪一下，但终究会暗下去。被启示的理性，不是跪向愚昧与黑暗，而是站在真实中，朝向光明。

六、福音：不是反理性，而是真理来寻找人并苏醒理性

基督信仰的核心宣告，不是“上帝存在”，而是——上帝说话了。不是抽象地说，而是进入历史、进入肉身、进入时间。

耶稣不是给世界的一本新哲学教材或者道德模范，而是真实的生命、道与真理的本体，他用比喻、行动、生命本身，把真理带到人面前。

他讲种子、讲羊群、讲迷失的儿子、讲敲门的夜行人。他不是绕过理性，而是唤醒理性。

福音的呼召，不是“放弃思考”，而是“放下以自我为中心的主权”。因为当人把自己当作终极裁判，理性就成了最精致的偶像制造机。

而当理性被启示更新，人第一次不再被自己奴役，而是进入那真正的自由——被真理释放，被爱塑造，被神引领。

结语：让理性跪下，脱离黑暗，转向光明

在一个理性被用来包装权力、真理被拆解成感受的时代，我们真正缺乏的，

不是更复杂的论证，而是更谦卑的倾听。不是丢弃理性，而是让理性跪下——不是向迷信屈服，而是向启示降服。因为只有被光照亮的眼睛，才真的看得见！这不是思想的退却，而是思想自由真正的开始！

（本文写作受到了“万有引力思想”乔木兄弟讨论的激发，感谢乔木兄弟。当然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