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有技术，却没有文明性的创新？——从 202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看“创新—持续增长”的三大前提
作者：赵晓
一、导言：技术的崛起，文明的停滞
中国历史几千年，有所谓的“四大发明”也就是技术创新，但中国并没有产生现代文明。
改开后，中国以“后发优势”，实际上是“抄作业”取得巨大成就，但仍未跨越“文明三峡”。
如今，中国的高铁可以精确到秒，航天器可以抵达月球，AI 技术可以模仿人的声音、人的脸，但在制度创新、社会信任、思想自由与道德共识上，我们似乎仍停留在过去，面临“后发劣势”陷阱。
一句话，技术在前行，文明却在原地。
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工具”，却没有形成一个能够“持续创新”的文明结构。
为什么？
二、诺贝尔奖的信号：增长不是财富，而是文明机制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三位探究“创新驱动的持续增长”（innovation-driven sustained growth）的学者——
Joel Mokyr（乔尔·莫基尔）：研究技术进步背后的“知识与文明前提”；
Philippe Aghion（菲利普·阿吉翁） & Peter Howitt（彼得·霍伊特）：建立“创造性毁灭”模型，揭示创新与制度更新的内在循环。
诺奖委员会的颁奖词指出，他们“解释了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机制”，强调：
“Their studies have illuminated the process by which new products and methods replace old ones in a never-ending cycle. This is the basis for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意思是，“他们揭示了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新产品与新方法不断取代旧者，这正是持续增长的基础。”
换句话说，增长或许表面上看是资本的累积，但持续的增长要靠创新驱动，归根结底是知识、制度与文化能否持续更新的能力。我称之“文明性的创新”。
三、第一前提：尊重知识的价值体系——让创新有源头
Joel Mokyr 的核心思想，是“知识是现代增长的起点”。
他提出现代文明要想摆脱停滞，必须具备三种条件：
1.有用的知识（Useful Knowledge）
2.机械能力（Mechanical Competence）
3.支持技术进步的制度（Institutions conducive to technological progress）
他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
欧洲的工业革命并非偶然的技术爆发，而是文明深处的信念转变——一种相信理性与知识能改善世界的文化——就像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
在这样的文化中，科学家、工匠、思想家被尊重；知识不是权力的装饰，也不是偶然的泄露，而是进步的火种。“工业革命并不只是一些机械发明的接连出现；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世界以及知识如何改善世界的信念发生了根本改变。“
——《A Culture of Growth: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Econom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6, p. 3）
Mokyr 的这句话，说白了就是“工业革命不是机器的胜利，而是信念的胜利”。
从文明角度看，没有一个尊重真理、鼓励理性的文化氛围，就不会有可持续的创新源泉。
启蒙运动、印刷术，其实还有更早的宗教改革，共同催生了一个“思想市场”（Market of Ideas）。
在这个市场中，异见可以流通，真理可以竞争，于是“创新”才成为可能——不是偶然的天才闪光，而是系统性的文明现象。
对照古老以及当今的中国，技术（“坚船利炮”）被推崇，但信仰、思想却被防范；
工匠被表彰，思想却被噤声。
结果就是——我们有知识，却没有“被尊重的知识”；有聪明才智，却缺乏对真理与信仰的向往。
一句话，我们有产品市场，没有“思想市场”，没有对思想和知识的足够的尊重。
四、第二前提：约束权力的制度秩序——让创新有激励
Aghion 与 Howitt 的理论以“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著称。
他们继承并数学化了熊彼特的思想：
创新是什么？并非线性积累，而是旧秩序被破坏、新秩序诞生的动态循环。新企业不断诞生，旧企业被淘汰；技术不断更新，既得利益不断消失；这种“毁灭”不是灾难，而是文明的更新机制。
但关键在于：
社会必须有制度，来保障“创造”可以发生，“毁灭”不致失控，同时“创造性毁灭”能够被制度所激励。
Aghion 指出：
“To make creative destruction a source of progress rather than anxiety, we need institutions that protect individuals against its risks.”
——“要让创造性毁灭成为进步的源泉，而非焦虑的根源，社会必须有制度来保护个人免于其风险。”
他指出，技术革新与产业替代虽然带来生产率提升，但也制造短期失业与不平等；
若社会缺乏保险、再教育与公平竞争的制度支撑，创新会让人焦虑而非受益。
“要让创造性毁灭成为进步的源泉，而非焦虑的根源，我们需要制度来保护个体免于这些风险。”
——《The Power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Economic Upheaval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Odile Jacob, 2021）
表面上，他谈的是“保护个体”；但更深层，他指向一种文明机制——制度必须既保障自由竞争，又约束权力干预。
否则，创新要么沦为权力的工具，要么被垄断扼杀。
换言之，创新不仅需要动力机制，更需要制度秩序。
一个真正有创新能力的社会，必须同时具备两种力量——竞争的自由与权力的约束。
若竞争被压制、垄断被纵容，创新就会被扼杀；
若权力无边界、特权如滚水，创新将沦为权力的玩物，而社会性创新将被压制。
因此，创新不仅需要技术激励，更需要权力节制。一个社会的制度文明程度，决定了创新的可持续性。
五、第三前提：容纳破坏的文明心态——让创新被接纳
技术革命必然伴随社会阵痛。新技术取代旧岗位，新思想挑战旧观念。
如果一个社会惧怕破坏，只崇尚“稳定压倒一切”，那么它就只能复制自己，而无法更新自己。
欧洲近代文明能在宗教战争、政治革命与经济动荡中重生，关键还在于形成了一种“破坏的合法性”：——允许旧秩序被推翻，只要有新的、更高的秩序能够重建。
这背后是一种文明的成熟：人不再把创新视为叛逆，而是视为进步；社会不再惧怕失败，而是从失败中学习。
这也正如我在上堂课后所讲述的日本战后重建的秘密——麦克阿瑟节制胜利者的权力，吉田茂节制失败者的怨恨，双方共同以信仰、理性和制度为新的起点，让“毁灭”成为更新的开始，而非复仇的循环。
六、中国的困局：有技术，却没有文明性的创新
中国的创新，仍未脱“器物”与“技术”创新，而非“文明性创新”：政策驱动、资本驱动、行政驱动——唯独缺乏信念与思想驱动。
我们能造出芯片，却造不出制度；
能规划城市，却规划不了公平；
能制造强大的机器，却制造不出自由的心灵。
因此，当西方社会在进行“创造性毁灭”的自我更新时，中国的创新更多是“被动性修补”：在旧秩序中寻找缝隙，而不是建立新秩序。
结果就是：
创新是为完成“上级任务”，技术则演变成了“政绩指标”，现代文明，仍未真正建立；国家与社会，一直缺乏内生的更新力。
七、结语：创新，不是科技的胜利，而是文明的考验
真正的创新，不只是造出新机器、发明新算法，而是让社会建构创新性文明：能够在破坏中重生、在竞争中成长、在真理中更新。当信仰给予意义，制度设立边界，文化鼓励理性，创新才能持续成为祝福，而非灾祸。
创新的终极问题，不是“能不能”，而是“该不该”。
不是“模仿抄袭”“多快好省”，而是“公义、自由与真理”。
器物固然可以让我们飞得更高，
但只有文明，才能告诉中华民族——
飞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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