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 变革时代及保守主义的挑战

作者：赵晓

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在1906年出版的经典著作《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中，提出了一个关于 “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核心命题：

为什么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却迟迟没有诞生一支像欧洲那样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或工人运动？

一个多世纪过去，这个问题重新点燃——尤其是在纽约市长选举中，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卓兰·曼达尼（Zohran Mamdani）脱颖而出，成为这座资本主义象征之城的“社会主义市长当选人”，这本身就是历史性的反讽。

那么，桑巴特当年的判断是否正在被现实“改写”？美国是否正在走向社会主义？

或者说：美国不再“例外”，也正在从“没有社会主义”，变成“在自由制度之内吸纳社会主义元素”？

本文试图在桑巴特的视角与当代美国现实之间，搭一座桥：既回到20世纪初的“牛排和苹果派”，也走进21世纪的“房贷、学生贷与动辄几千美元的纽约房租”，看看保守主义在这场变局中，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一、桑巴特的分析：“社会主义乌托邦，粉碎在牛排与苹果派之上”

如同托克维尔来美国探究民主，桑巴特来美国，也是为了解一个问题：同样是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美国没有走向欧洲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他的答案，后来被一句非常形象的话概括：“所有的社会主义乌托邦，都是在牛排与苹果派的暗礁上粉碎的。”

换句话说：美国的工人不饿，因此没有被逼到“非革命不可”的绝境；他们有肉有派吃，有工资涨，有机会向上爬 ——在这样的环境里，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仇恨”很难成形，“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激进作法不容易成功。

如果细拆，他大致强调了四个方面：

1. 物质富足与高生活水平

19—20 世纪之交，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明显高于欧洲同类工人，生活条件也更宽裕——更不用说大萧条前一段时间的“黄金时代”。这让工人们的思想 意识更像“小业主”：他们关心的是涨工资、买房、进城，而不是推翻整个制度。

2. “西部边疆”作为巨大安全阀

当时美国仍然有可供开拓的土地，不满意工厂生活的工人，可以用“搬家”代替“革命”—— 中国人“上山下乡”是因城市经济危机。美国人则离开城市，去西部开荒种地，或者进入新兴地区创业。这个安全阀，使本来可能积聚在城市的阶级怒火，被大规模“稀释”到空间之中。

3. 社会流动性与“美国梦”叙事

美国没有封建贵族的厚重阴影，而是一个移民国家——“只要努力，你就能往上爬”，不只是广告词，而是许多家庭真实的经验，甚至是“美国梦”的底色。

在这种叙事下，工人更愿意相信“我可以成为中产”，而不是“我要推翻资产阶级”。

4. 个人主义文化与两党制结构

美国的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传统，天然对意识形态“教条”保持距离。 而政治上，两党制也有很强的“吸纳”功能—— 你可以在民主党或共和党内部搞工会、搞改革、搞福利，但很难在体制之外，另起炉灶搞一个大规模社会主义政党。

因此，桑巴特得出结论： 美国缺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种“清晰、对立、固化”的阶级结构和革命动力。 社会主义在欧洲能长成参天大树，在美国却难成气候，顶多长成一些零星的灌木。

二、从“牛排与苹果派”到“房贷与学生贷”

今天的美国，正在丧失桑巴特的前提。或者说，今天的美国，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1.物质富足的逆转：从“一份工资养一家”，到“工资追不上房价”

1950年代的美国，是桑巴特预言延续的黄金时期：

1950年，美国全国住房中位价约7354美元，折算成 2023 年价格约为9万美元；

而2023年，美国住房中位价已达43.1万美元左右——是当年实际购买力的近五倍。

1950年，美国城市房价收入比约两倍多不到三倍；而到2020年代，已普遍超过五倍。

1950 年代的美国，那是一个只要找到普通工作、稳定供房，就可以在郊区买独栋、养孩子、读公立大学的时代。

而今天的现实是：工资增速长期落后于生产率增长，普通工人的收入曲线，远远跑不过资本和资产价格的曲线。

美国劳工统计局和研究机构的长期数据都表明，自1979年以来，劳动生产率显著上升，而典型工人的工资增长却严重滞后，两者之间的“裂口”越来越大。

住房、医疗、教育三座大山叠加，使许多中产家庭也活得如履薄冰——

“牛排与苹果派”的富足感，正在被“房贷与学生贷”的焦虑感取代。

2.“美国梦”的褪色：从“90%超越父母”到“只有一半做得到”

在《凋谢的美国梦》（The Fading American Dream）中，经济学家切蒂（Raj Chetty）团队用大数据研究发现：

出生于1940年的一代，有约90%的孩子在30岁时的收入高于父辈同龄时；

到1980年代出生的一代，这一比例已经降到约50%。

一句话：

在祖辈身上“几乎必然发生的向上流动”，在孙辈身上已经变成“打了半折”。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美国梦”不再是一种经验现实，而越来越变成一种海市蜃楼。

当年轻人发现：

房价跑在前面，工资在后面；

学费越涨越高，学生贷款压在肩上；

好工作集中在少数城市与少数行业，其它地方机会日益稀薄；

他们就会提出最简单的问题：“如果这个制度不能给我一个体面未来，那我为什么要为它背书和买单？”

3.贫富差距撕裂：从“大家都在变富”，到“只有少数人在高飞”

美国历来不怕贫富差距—— 只要大家相信：穷人有机会变富，富人也在创造机会。

但如今的现实是：

据美联储与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的数据，截至2024年，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持有全国约30%以上的财富，底部50%的人，却只拥有2%–3%左右的财富。

OECD 的比较更显示：在主要发达国家中，美国的财富集中度几乎是最高的之一。

更刺眼的是，这一趋势还在加剧。最新一份由慈善组织与智库联合发布的报告指出：

过去一年，美国前十大亿万富豪的财富增加了约6980亿美元，而同一时期，近一半的美国儿童生活在低收入家庭。

这就不再是“大家一起变富，只是富的程度不同”，而是 “少数人财富高飞，多数人原地踏步，部分人持续下沉”。 在这种结构性撕裂下，哪怕全民医保、免费交通、公共住房这些口号在技术上难以完全实现，也足以成为一种“政治情绪的出口”—— 这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得以兴起的现实土壤！

4.态度的转向：民主党基层对“社会主义”不再过敏

如果说桑巴特时代的美国工人，对社会主义既陌生又警惕，那么今天的年轻人，至少在态度上已经发生显著变化。 最近的盖洛普民调显示：

整体上，54%的美国人对资本主义持正面看法，已降至该机构2010年开始调查以来的最低水平；

39%的美国人对“社会主义”持正面态度，略高于 2010 年代初。

更关键的是：在18–34岁的年轻人中，对资本主义持负面看法的人数已经超过正面；

约一半的年轻人对“社会主义”持正面评价，在这一代人里，社会主义的形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压过了资本主义。

在民主党阵营中，约三分之二的支持者对“社会主义”持正面态度，而对资本主义持正面看法的比例已经跌破半数。

这当然不意味着美国人明天就要废除私有制，但意味着：“社会主义”四字，已经从曾经的“骂人的脏话”，变成了一种可以摆上台面、公开认领、甚至赢得选票的身份标签。

三、曼达尼与“纽约实验”：

美国会不会一头扎进社会主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曼达尼的当选，无疑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他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穆斯林、移民后裔；

他击败的对手包括前州长库默（Andrew Cuomo）等重量级人物；

他提出的纲领包括：提高亿万富翁税、免费公交、冻结低收入群体房租、至2030年将最低工资提高到30美元、发展市营杂货店与社会住房等。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项全美范围的民调显示：曼达尼的六大核心政策，在全国范围内都有超过半数的支持——特别是，提高对百万富翁和大企业税收：支持率高达 69%，其中约 40% 共和党人也支持。

于是，问题就来了：

美国会不会在“曼达尼们”的带领下，长驱直入社会主义？

答案仍然是否定的——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不会成为“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

原因不在于民主社会主义没有号召力，而在于美国制度内部，有一整套极其强大的体制与保守主义的“安全阀”：

1.深植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与怀疑精神

美国人可以支持更高工资、更强福利，但很难接受“国家接管一切”的叙事。 即使在民主党基地里，多数选民对“自由企业、小企业”仍然抱有高度好感，对“大政府、大企业”同时保持警惕。

换句话说，美国人可能会投票支持“更多一些福利的国家”，但未必会投票支持“全盘式的国家社会主义”。

2.制度结构的多重制衡

联邦制、三权分立、两党制、独立司法，加上五十个州的自治权—— 这套制度设计，本来是用来防止多数暴政与权力集中，如今同样会在很大程度上，阻挡极端意识形态的全国性扩张。

曼达尼可以在纽约尝试“市营杂货店”“免费公交”，但要把这套模式推广到德州、佛州、俄亥俄，需要跨越选民结构、产业结构、价值观的巨大鸿沟——那已经不只是“左派的愿望”，而是“历史的长跑”。

3.资本与利益集团的强力反制

桑巴特时代的美国资本主义还比较“朴素”，而今天的美国资本主义，是高度金融化、平台化、全球化的。

华尔街、大型科技公司、医疗与军工复合体， 构成了庞大的利益同盟；

他们在游说、媒体、选举资助上的影响力，远超普通选民；

当政策触及他们的核心利益时，往往会引发一轮又一轮的反攻与“修正”。

从这个意义上说， 美国不是不会尝试“向左转”， 而是任何向左的尝试，都会在利益与制度的交锋中，被不断“中和”与“折中”。

4.美国的真正“例外”：

不是“没有社会主义”，而是“吸纳一切可用资源” 。

如果说20世纪初的美国例外，是“社会主义政党起不来”，那么21世纪的美国例外，很可能是：

这个制度会不断把对手的口号， 变成自己的政策选项； 把社会火山口变成旅游景区； 把革命者的议程，变成改革者的工具箱。

社会保障、八小时工作制、反垄断、环境保护、种族平权…… 许多当年被视为“激进左派议题”的东西， 今天已经成为美国主流政治的一部分。

美式“民主社会主义”，也很可能会经历类似的命运：被削弱，被柔化，被纳入，再被重塑。

四、真正的考题在保守主义一边：没有“物质答案”的保守主义，会被淘汰

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论述与马克思“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强调了物质条件（如高工资、广阔的土地资源）对社会意识形态（如工人对社会主义的态度）的决定性影响。

他将美国社会的特殊性归结为“生活优先于理论”的国民性，也反映了物质生活条件对思想观念的影响。但他更侧重于社会学和文化层面的解释，而不仅仅是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

文化和价值观： 桑巴特非常重视美国的个人主义、实用主义文化和“美国梦”信念的作用。这些被他视为是超越纯粹经济结构的“上层建筑”或文化因素。

政治制度：美国的政治制度（如两党制、宪法保障的平等）也被桑巴特视为关键因素，而这些因素并不完全是经济基础的直接产物。

如果说桑巴特当年给左派的一课是： 你别低估“牛排与苹果派”的力量；

那么今天的现实，正在给右派上一课： 如果你不能回答“房子、医疗、学费”的问题， 再漂亮的意识形态，也会失去年轻人的心。

今天美国保守主义面临的最大挑战，根本上不是来自左派的口号，而是来自自己在民生议题上的“缺位”。

要想在变革时代守住美国的核心价值，保守主义至少要在三方面思考并做得更好：

1.如何把“促增长”的故事，讲进普通人的钱包？

减税、放松监管、鼓励创业，这是保守主义的老三样。 问题不在于它们的是非对错，而在于实际果效： 过去几十年的真实分配结果，很难说服底层与中产：这些政策主要帮到了谁？

在财富高度集中的今天， 保守主义若要重新获得道德与政治的正当性， 必须回答两个问题：

如何确保减税与增长，不是单向度地利好资本市场， 而是真正地落实到工资、就业与家庭安全上？

如何用市场友好的方式，打击寻租、抑制垄断、减少“权贵资本主义”，保障市场的“涓滴效应”？

这意味着，保守主义必须勇敢地面对自身阵营中长期忽视的问题—— 包括股市与地产泡沫、金融过度、教育成本失控与医疗系统的系统性浪费等问题。

2.如何重建“中产同盟”：让保守主义回到“普通人这一边”？

桑巴特时代，美国工人由于高工资和向上流动性，被“吸入”中产同盟；今天，如果中产继续被挤压、债务缠身、对未来焦虑，他们自然会去寻找新的政治代表——哪怕那代表的方案并不完美。

因此，保守主义若想重新“代表中产”，需要在以下方向上有实质行动：

教育与技能：以市场导向的方式，降低教育成本，扩大职教与终身学习，避免“学历通胀”与“文凭陷阱”；

住房供给改革：通过规划改革、减少不必要的监管与地方保护，增加可负担住房供给，而不是只靠补贴需求；

家庭与社区支持：用税收优惠、弹性工作制度、托幼支持等方式，帮助年轻家庭真正敢生、敢养、敢留在城市。

这些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左派福利”， 而是可以在保守主义框架内完成的制度创新—— 它们扶持的不是“大政府”，而是家庭、社区与民间社会。

3.从“防守型保守主义”走向“志向型保守主义”

今天，许多自称保守主义者，在现实政治中，更多扮演的是“刹车键”角色：

反对税收，反对福利，反对监管，反对身份政治……

这些“反对”有其必要，但如果保守主义只有“防守”，没有“建设”，就注定会被年轻一代视为“只会说不”的老派力量。

真正有前途的，是一种“建设型保守主义”：

在价值上，坚定维护人的尊严、家庭、信仰自由、法治与有限政府；

在经济上，承认并正视不平等与机会丧失的问题，主张通过市场兼容的制度改革，重建“机会的公平”；

在政治上，反对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国家，也反对把所有责任推给个人，而是重建公民社会、行会、地方社区、教会与非营利组织的中间层。

简言之：

既不向“国家全能”投降，也不为“资本无边”背书。

五、结语：

从桑巴特的问题，走向今天的美国考题

桑巴特问： 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

今天，我们或许要把问题稍微改写一下： 为什么美国有了社会主义？

同时还要进一步求问：

在美国贫富悬殊加剧、社会流动性下降、年轻人对资本主义越来越失望的当今时代，美国还能不能在不走向极端的前提下，自我修正、再平衡？

“民主社会主义”的崛起，是对现实不公的一种警报，而不是一个可以照单全收的“解决方案”。

真正的历史考题，其实落在保守主义一边：

它能不能从传统的胜利叙事中醒来，承认桑巴特时代已经过去或情况已经变化？

它能不能在守住制度与价值底线的同时，拿出可信的物质答案，回应普通人的焦虑？

它能不能不只是“阻止美国走向社会主义”，更是“帮助美国走向一个更公平、却仍然自由的资本主义”？

如果做不到，那就不能怪“曼达尼们”的“左转”，只能说，是保守主义自己交出了年轻人、工人和中产的心。

从这个意义上说：

未来的美国例外，不是有或者“没有社会主义”， 而是能否在变革的风暴中，守住自由的精神与制度之根，又勇敢面对浪漫全球主义、技术乌托邦背后那些不公与撕裂的后果。

这，才是变革时代留给美国、也留给保守主义者的一道真正历史性大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