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次革命的文明分野：方向、秩序与信仰的决定性力量

作者：赵晓

世界近代历史中，最常被并置与比较的，是四次革命：

1）英国光荣革命（1688）

2）美国革命（1776）

3）法国大革命（1789）

4）俄国革命（1917）。

好友魏加宁兄不耻下问于我：

“还是想请教那个问题～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为什么会失败？英国光荣革命、美国革命（独立战争）为什么会成功？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是啊，为什么同样都是革命，其中两次走向自由与繁荣，而另两次却滑入暴政与灾难？这不是技术性政治问题，而是“文明性”的根本问题。革命的成败，取决于文明底层结构——方向（价值）、秩序（制度）与信仰（文化）。

更深一层说，是神本与人本的两种理念在背后塑造了两种不同的文明路径。

我尝试从方向、秩序、信仰以及背后的“爱”四条主线，分析这四场革命背后的文明分野，敬请加宁兄及朋友们批评指正。

一、方向：革命是为了建造，还是为了摧毁？

革命的首要问题不是“推翻谁”，而是“通往哪里”。

（1）英美革命：方向明确——重建自由秩序

英国光荣革命的目标，不是摧毁王权，而是恢复被国王破坏的古老自由秩序。

因此它不是“破坏性”的，而是“修复性”的：

恢复议会主权

恢复普通法体系

恢复宗教自由

恢复地方自治

美国革命的目标更清楚：

殖民者不是为了创造一个从零起步的乌托邦，而是为了守护在新大陆已运作一百五十年的自由生活——地方自治、信仰自由、契约精神与社群自组织。

一句话：

英美革命的方向是“归回被破坏的自由”——它是保守主义革命，是在维护一个既有的、被证明有效的文明秩序。

（2）法俄革命：方向模糊——从否定走向否定

法国大革命要“彻底否定旧制度”，却没有清晰的建设蓝图。出发了，却不知道去哪里，为否定而破坏！

他们在否定君主制后，又否定教会、否定贵族、否定市场、否定宗教，甚至在实践中一步步否定人性本身的限度。

俄国革命更极端：否定传统社会的全部结构，试图以阶级斗争取代社会的自然秩序与多元结构。

因此，两个革命都陷入同一循环：否定 → 破坏 → 真空 → 暴政填补真空

这就是“方向之错”决定结局之错：不是有没有“理想”，而是理想是什么——以摧毁一切为起点、以乌托邦为终点，必然在现实中滑向地狱。

二、秩序：革命之后，权力被约束了吗？

革命的第二个关键因素，是权力结构如何重建。

（1）英美革命：权力被“制度之绳”捆住

英美新教文明都深知“人皆有罪”——这是基督教政治哲学的核心。因此，革命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庆祝胜利，而是——分权、限权、制衡权力。

英国革命之后建立了：

议会主权

王权受限

法治体系

宗教宽容法案

美国革命更系统：

成文宪法

三权分立

联邦制

权利法案

民兵体系（防止暴政）

英美政治的核心逻辑是：权力不可被信任，因此必须被拆碎并互相监督。这是基督信仰的人性观——“人有罪性”，在制度层面的逻辑表达和现实建构。

（2）法俄革命：权力脱缰——暴政的结构性必然

法国革命宣布“人民主权”，也就是人民替代了上帝的位置，人民代表正确、正义乃至神圣。人民主权在失去超越性约束时，轻易取代上帝的位置；“人性有罪”在第一时间被抽空，于是，罪人走上了神坛。

如此浪漫理念下，自然没人想到：居然还需要从制度上限制“人民代表”的权力。结果，“人民代表”很快成了暴君，“大多数人的暴政”取代了“王权暴政”——恐怖统治的断头台，就是这种盲目的人性观主导下“无限主权”的自然产物。

俄国革命更是以国家暴力垄断一切权力，并以意识形态封禁一切社会力量（教会、家庭、公民社团、市场），形成彻底的“单层社会结构”。其结果不是偶然，而是必然：无限权力 → 无限腐化 → 无限暴政

革命本身只是导火索；真正决定成败的是：革命之后，权力是否被制度困住？

不承认人的有罪、有限，就看不到权力的罪恶，也因此很容易走向权力的罪恶：从虚妄的人民主权走向取消个人自由的“国家集权”，最终走向个人独裁。

三、信仰：文明是否有一个能整合秩序的“灵魂”？

革命从来都不只是政治事件，而是文明事件。

文明之所以能长期稳定，不在于制度设计得多精巧，而在于它是否有一个超越性的“秩序之源”。

（1）英美革命：信仰提供了文明的“负熵力”

英美革命的深层动力来自清教徒传统与更广义的基督教世界观：

上帝之下人人平等 → 反对任何绝对权力

人人堕落、有罪 → 制衡制度，而不是神化权力

个人尊严 → 私有财产与良心自由不可任意践踏

天命观 → 劳动、自治与公共责任被视为从上帝而来的神圣呼召与使命

圣约神学 → 社会契约、宪法与联邦制有坚实的神学根基，“宪约”源自神与人的圣约。

这种信仰让社会自发产生秩序，使国家不必无限扩张。换句话说：英美革命的成功，是信仰塑造了文明的“自我稳定机制”。

在“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的张力中，国家不被视为终极，也就不容易滑向极权。

（2）法俄革命：信仰真空让革命失控

法国革命向“旧制度”开战，也向“教会秩序与宗教信仰”开战。

他们试图用“理性崇拜”“公民宗教”取代基督信仰，却没有意识到——人是有罪有限的，人的理性因此也是有限的甚至有罪的，根本无法提供道德根基，也无法约束自身对权力的渴望。

结果：在失去信仰后，所谓“理性”，很快变成“最大的不理性”——“政治暴力的合法化工具”。“人民的名义”“公意的名义”，成为镇压异己的最高借口。

俄国革命则直接将个人自由、信仰、家庭、商业与一切中间团体全部摧毁，造成完整的文明真空。在真空中，唯一能提供秩序的就只剩下国家暴力，因此极权成为唯一可能的形态。

一句话：

没有信仰，就没有文明的底层约束和指南；

没有底层约束，革命必然滑向失序与暴政。

四、两种爱，两个王国：革命背后的价值底座

如果再往下追问一句：为什么英美与法俄会在“信仰”这一层如此不同？答案可以归结为神本还是人本，也就是说走的是以神为本的保守主义道路，还是将人当神的激进无神的道路。

我前面从罪的角度作了论述。我一位朋友最近还从爱的角度进行了比较，推荐了解一下（埃里克，2025）。

（1）英美传统：扎根于“爱人如己”的 Agapē

基督教的核心命令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路加福音》10:27）

顺序很清楚：先是爱神，后是爱人；对人的爱，是从对神的爱流出来的，是对具体邻舍的委身与责任。

在这样的框架下：

人有尊严，但也是罪人 → 既要尊重自由，也要限制权力

爱是具体的责任与牺牲，而不是抽象口号

政治不能替代上帝，国家不能成为道德的最高裁判

因此，英美革命背后的“爱”，是一种知道人自身有限、有罪、需要被约束的爱。这种爱形成了有限政府、法治传统与自治社群。

（2）法俄传统：高举“博爱”的 Fraternité

法国大革命将“自由、平等、博爱”写上旗帜。

这里的“博爱”（Fraternité）不再是“在神面前人人为罪人、人人为弟兄”的那种爱，而是抽象的、政治化的“公民之爱”——

爱“人民整体”、爱“共和国”、爱“革命”；

而对具体的人，则可以因为“不够革命”“不够纯粹”而被排除在“兄弟”之外。

俄国革命延续了这种逻辑：口头上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现实中则是：对“阶级敌人”绝不宽容，对不同声音零容忍。

这种“博爱”，在切断了对上帝的敬畏与对人罪性的自知之后，很容易演化为：以爱的名义行仇恨之实，以团结之名行排斥之事。

从理念根源看：

基督教的爱人如己 → 产生“有限的国家 + 稳定的社会”之自由秩序

启蒙的博爱 → 在失去信仰根基时，常常走向“无限的国家 + 被压碎的社会”之极权体制。

于是，出于神本与人本的两种爱塑造了两个不同的王国：一个是“在上帝之下的自由国度”；一个是“以公意之名的专制国家”。

这正是四次革命背后出于信仰与理念的文明大分野。

五、文明模型：同样是革命，为何命运分道扬镳？

我们可以用一个“文明三角模型”总结：

英美革命：三角稳定 = 成功

1.方向：回到自由秩序（保守主义革命）

2.秩序：分权、法治、自治

3.信仰：出于启示的世界观、人性观，如以“爱人如己”的 Agapē 为底座，提供文明底层的“负熵力”

三者彼此支撑，形成一个“自我纠偏的文明系统”。

法俄革命：三角失衡 = 失败

1.方向：否定信仰与传统、追求乌托邦

2.秩序：理性建构、人民主权、权力真空与极权填补

3.信仰：真理信仰被摧毁或被意识形态替代，以“博爱”之名行排斥之实

三者互相放大失序，形成“走向极权的文明结构”。

六、对当下的启示：现代化从来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文明问题

这四次革命告诉我们：

推翻旧制度不难，难的是建立新制度

民主不等于自由，自由需要秩序做骨架

秩序不是靠动员，而是靠信仰与制度

没有信仰支撑的理性，极易滑向暴力

现代化不是经济工程，而是文明工程

真正保证社会稳定与繁荣的，是三件事：

1.方向正确——承认人的尊严（Imago Dei），也承认人的罪性（Total Depravity）与自由的边界

2.秩序健全——国家受限、有限政府、宪政法治、市场自由、社会自治

3.信仰深厚——文明拥有超越性的道德来源与真理性的信仰，有一种不会被权力垄断的“大爱”

革命只是历史的入口，文明才是决定命运的力量。

七、一个简化的文明增长模型：四次革命的“系统差异”

如果用我近来提出的“文明增长模型”来看这四次革命，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它们背后的系统差异。

文明要实现长期增长，不只是 GDP 的一时增长，而是整体秩序、自由与创造力的增长，至少需要“三大工程”同时在正方向上运作：

1.方向工程（Direction Engineering）

价值与目标是否指向“真实的秩序与自由”，还是指向抽象乌托邦与全面的传统否定？

2.秩序工程（Order Formation）

是否形成了一个“有限政府＋分权制衡＋法治”的低熵结构，还是滑向“无限主权＋权力真空＋极权填补”的高熵结构？

3.文化／信仰工程（Cultural / Faith Engineering）

社会有没有稳定的价值根基与群体自组织能力，有没有一种能够约束权力、修复人心的“外源负熵”（如以“爱人如己”为核心的信仰传统）？

用一个极简公式来概括就是：

文明增长 ≈ 方向工程 × 秩序工程 × 信仰／文化工程 × 外源负熵（Grace）

用这套模型来看四次革命，会发现分野非常清楚：

1. 英美革命：三大工程基本为正，文明实现“负熵增长”

方向工程：

归回被破坏的自由秩序，而不是推倒一切、从零设计人间天堂。

秩序工程：

通过宪政、法治、分权、联邦制，把权力“拆碎、分散、互相牵制”，形成一个相对稳定、可自我纠偏的低熵结构。

信仰／文化工程：

新教伦理、“爱人如己”的 Agapē、人有尊严但也有罪性的自知，使社会内部持续产生“自发秩序”，国家无需无限扩张。

外源负熵：

通过信仰与教会、家庭、社团等中介结构，源源不断地把“爱、约束、自我反省”输入文明系统。

结果是：英美革命之后，文明整体熵值下降，秩序更稳定，创新能量更强，社会更具自我修复能力。

2. 法俄革命：三大工程严重失衡，文明陷入“熵增与崩塌”

方向工程：

从否定旧制度出发，却没有现实可行、可自我约束的正向蓝图，以“摧毁一切＋乌托邦终点”为方向，开启熵爆的狂奔进程。

秩序工程：

在“人民主权”“公意”“阶级斗争”的名义下，既没有真正的分权，又迅速消灭中间结构，最终只能靠国家暴力来维持单一秩序，高熵且脆弱！

信仰／文化工程：

真理信仰被摧毁，以理性崇拜、意识形态或抽象“博爱”取而代之，人性有罪的自知被取消，权力不再受到属灵与道德的外在约束。

外源负熵：

几乎完全被切断——没有真正能限制国家、修复人心、化解仇恨的外在来源，爱被政治口号取代，社会长期处于高压与高内耗状态。

结果是：法俄革命之后，文明整体熵值急剧上升，结构失衡，只能在“失序—高压—崩塌—再高压”的循环中打转。

从数理模型看，四次革命给我们的启示就更加清晰了：

革命本身只是一次剧烈“搅动”，

真正决定一个社会是走向文明增长，还是走向文明塌陷的，不是“有无革命”，而是“三大文明工程”是否在“革命”进程中，被正确地启动和持续地推进。

换句话说：决定命运的，不是革命的烈度，而是文明的结构。决定文明结构的，不只是制度设计，更是背后那一套“方向—秩序—信仰”的整体工程。

这样，我们看到一幅革命背后的“文明增长的系统图”：

英美，是相对成功的“负熵型文明实验”；

法俄，则是典型的“熵增型文明实验”。

八、结语：革命不是答案，文明的根基才是答案

四次革命的分野，最终指向一个根本性的真理：

自由不是革命赐予的，而是文明孕育的。制度不是天上掉下的，而是信仰塑造的。

一种怎样的“爱”，就会长出一种怎样的国家与文明。一个民族能否走向现代文明，取决于它能否跨越“方向—秩序—信仰”的三峡，也取决于它愿意扎根于怎样的人性观和怎样的“爱”：

是承认上帝、承认人有罪、因此愿意限制权力的爱，

还是切断超越根源、又迷信理性与公意的“博爱”？

英美在漫长历史中，部分跨过去了，法俄在惨痛代价中，没有。而今天的中国，也正在重新走到同样的十字路口；

我们这一代人所在的世界，正面临新一轮的文明选择——是让文明系统继续吸收“来自上帝的外源负熵”，还是交给人自己的骄傲与幻觉去主导？

这，已经不再只是历史问题，而是明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