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系列”之四——国家主义启蒙：日本这条危险而成功的捷径——后发国家为何容易跳过“元启蒙”？

作者：赵晓

作者按：为什么要单独讨论日本？

在近代史叙述中，日本往往陷入两种简单化理解：要么被视为启蒙与现代化的成功典范，却缺乏系统、全面的反思；要么被标签为“军国主义失败者”，从而遮蔽其真实的历史复杂性。然而，日本恰恰是近代以来最成功、也最具示范效应的非西方现代化样本之一。正因如此，它才值得被严肃对待，而非被简化评判。

本文并不试图对日本近代史作道德裁判，而是将其置于“启蒙路径选择”的比较视角之中：在生存压力与时间高度压缩的条件下，一个后发国家如何通过国家主义启蒙迅速完成现代化，又为何在缺乏“元启蒙”的情况下，将效率不断转化为深层的结构性风险。

理解日本，并不是为了否定它，而是为了看清一条在后发国家中反复出现、危险却极具诱惑力的启蒙捷径。

引言｜日本影响了中国的启蒙

如果不认真理解日本，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近代启蒙的路径选择。正是由于近代转型的“成功”，日本成为中国乃至所有后发国家极具诱惑力的样本：它向所有后发国家展示了一条看似可复制的道路——无需经历漫长的信仰与人论重塑，也能迅速建立现代国家。

这正是问题所在。日本完成了现代化，却并未完成以信仰（“何为人”）为核心的元启蒙。它为后发国家展示的，是一条可以绕开信仰与人论、直接动员国家力量的启蒙捷径。

这条路，效率极高，风险同样极高。

启蒙面对的三大问题是：何为人？（Who we are）人当为何？（How we ought to live）人何以知？（How we know）

若以启蒙学的三大问题来看：何为人？人当为何？人何以知？

日本近代启蒙，事实上主要集中于第三问，对第一问与第二问则长期悬置，甚至制度性回避。它迅速建立了“国家如何行动”“理性如何服务效率”的体系，却未重塑“何为人”的终极根基，“人当为何”的权力约束。

第一部分|日本为何必须“快”？——生存压力背景下的启蒙逻辑

1.黑船来航与体系性恐惧

日本近代启蒙的起点，并不浪漫。

1853 年，美国海军准将Matthew Perry率舰队抵达日本（“黑船来航”），强行打开国门。

这不是“交流”，而是文明等级的当场展示。对日本精英而言，问题被瞬间简化为一句话：不变，即亡。

2.时间被彻底压缩

与英美不同，日本不存在一个：渐进改革的窗口、社会自治自然生长的过程、信仰—人论缓慢重塑的余地。

启蒙在日本，从一开始就被定义为：一项以救亡为目标的国家工程，而非文明自省工程。它面对的不是“如何变得更好”，而是“如何避免被消灭”。

这也是一切后发国家共同的困境：时间成为最稀缺的资源。在这种处境下，启蒙自然被重新定义：不再是对“人是什么”的反思，而是对“国家如何活下去”的紧急回应。

启蒙，被“救亡”压倒，首先成为一种求生技术。

第二部分| “脱亚入欧”的真实含义：选择了哪一个“欧”？

1.日本启蒙的历史形态：明治维新，而非思想革命

日本的启蒙，不是一次“启蒙运动”，而是一场国家主导的制度—组织重构，集中体现在明治维新。

核心特征一句话概括：不是社会启蒙国家，而是国家启蒙社会。

2. 日本启蒙的关键人物：不是“思想解放者”，而是“文明教练”

福泽谕吉

这是日本启蒙最重要、也最常被误读的人物。

常见误解：福泽是日本版伏尔泰 / 卢梭真实定位：福泽是工具理性型启蒙者

他的核心思想不是：何为人？——人的原罪、人当为何？——良心的独立、以及是否存在对权力的终极限制以保障人的自由，而是“人何以知”的工具理性三句话：知识即力量、文明即竞争力、落后就要挨打。

他推动的是：学制改革，科学常识，功利理性，国家竞争意识。一句话，他问的是：“国家如何变强”，而不是?“国人如何为人”。

明治国家精英集团（非思想家，而是工程师）

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他们的角色类似于：文明工程的总设计师。其思想来源，并非英美自由主义，而是：日式“选择性引入”的三重拼装。

3.思想来源：日式“选择性引入”的三重拼装

儒家忠君伦理的国家化：

忠—— 忠于国家；

孝—— 国家秩序的伦理基础；

天皇 ——被塑造成超越性的政治象征。

但注意：天皇是人，因此这不是基督教意义上的“超越性上帝”，而是国家以天皇作为化身和代表，开启了一条将国家本身神圣化的高度危险路径。

德意志（普鲁士）国家哲学的制度输入：

日本启蒙最著名的口号，莫过于“脱亚入欧”。但这一口号，常常被误读。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启蒙思想家，并非在价值层面全面皈依西方，而是在战略层面选择阵营。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日本选择的是哪一种“入欧路径”？

答案并非英美。日本并未选择英美那条以信仰立基、社会自治与渐进宪政为核心的路径，而是更接近德意志式的国家主导型现代化道路。

日本在宪政、军制、官僚体系上，系统性学习普鲁士—德意志模式：国家高于社会，官僚理性，组织、纪律、服从。

国家是最高理性实体，这直接体现在：明治宪法、军国体制、官僚国家传统。

启蒙理性的“去信仰化处理”：

日本几乎完全跳过了：、宗教改革、原罪论、良心神学、超越性审判者。理性被直接理解为：服务国家目标的效率工具

启蒙在日本，不是解放社会，释放个人自由，而是服务于国家建构。因此，日本启蒙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国家主义底色。

4．日本启蒙的结构性特征（启蒙学视角）

回答了的问题：人何以知？（部分）国家如何行动？知识如何转化为力量？理性如何提高效率？

回避了的问题何为人？人当何为？——良心的终极归属？人当何为？——国家是否受超越性约束？

日本近代启蒙，实质上构成了一种去人论的启蒙形态。

第三部分|跳过“何为人”的信仰元启蒙：效率极高，风险同样极高

必须承认，日本模式在短期内极其有效。工业化推进迅速，国家动员能力极强，社会被高度整合，在国际竞争中迅速崛起，在近代战争中连续取胜。正因如此，这条路径显得极具说服力。

但问题在于：在效率被最大化的同时，三件关键之物被系统性压缩了：

第一，个人良心。个体不再以良心面对超越性真理，而是以忠诚面对国家目标。

第二，社会自治。社会不再是国家之外的独立空间，而是国家动员体系的一部分。

第三，超越性约束。国家逐步被默认为终极秩序来源。

理性在这一结构中，也发生了转变：它不再是自我反思、限制权力的理性，而成为服务国家目标的工具理性。

在启蒙学的语言中，这正是理性被主权化的典型情形：当理性不再受超越性秩序约束，而直接为国家目标提供终极正当性时，理性便被主权化，启蒙也因此开始自毁。当理性只对国家负责，而不再对超越秩序负责，启蒙便开始反转为动员机器。

第四部分|成功为何反而更危险？——日本的“成功陷阱”

日本并非偶然滑向军国主义。相反，它是被“成功”一步步推向那条道路的。每一次战争胜利，都在验证国家主义启蒙的正确性；每一次效率提升，都在强化对国家动员模式的信心。

在缺乏元启蒙的条件下，国家被自然地抬升为终极价值；牺牲被神圣化；个人被彻底工具化。于是，启蒙并未背叛自身，而是沿着既定逻辑走向终点。

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日本并非没有“精神”，而是将“精神”彻底“国家化”了——精神不再作为超越性约束存在，而是被国家中介、吸收，并转化为动员资源。

日本最终走向军国主义，这不是背叛启蒙，而是没有元启蒙的启蒙，被贯彻到底的结果。

一个重要的评价：为什么日本不是“反例”，而是“警告”？

正因为，日本不是启蒙失败者，而是一条跳过元启蒙的启蒙路径，被成功执行到底的案例。也因此：它不仅仅是“日本问题”，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的普遍诱惑。

第五部分|日本如何“中介”了中国的启蒙？

对中国而言，日本并非遥远的他者，而是近代启蒙的关键中介。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留学路线的转向，从英美逐步转向日本，并非偶然。日本提供了一种看得见、摸得着、似乎可以直接复制、弯道超车的现代化方案。

中国由此学到的，便是国家能力、制度设计与组织动员；而信仰、人论与超越性秩序问题，则被进一步悬置。

启蒙在中国，同样被理解为一套工具包，而非一项文明自省工程。

如果说“五四”跳过了元启蒙，那么日本，正是那块被踩下去的跳板。

第六部分|日本经验的普遍警告：这不是“日本问题”

日本并不是特例。在所有后发国家中，国家主义启蒙都具有极强的诱惑力：它速度极快、它极其有效、它可被量化与动员。而风险，往往在很久之后才显现。

这并非文化缺陷，而是一种结构性选择。当效率成为首要目标，当时间被极度压缩，元启蒙最容易被视为“奢侈品”，在第一轮中就被放弃。但历史反复证明：被放弃、跳过的那一层，终将以更高代价被补交。

结语|捷径与正路：启蒙从来不是效率竞赛

日本这条启蒙捷径，并非出于恶意，而是出于生存焦虑。它的成功，也并非虚假，而是真实得诱人。日本的经验教训提醒我们：启蒙的危险，有时不来自失败，而来自“成功”本身。

它还清楚地表明：启蒙一旦脱离元启蒙，就可能在高度效率化的过程中，积累深层次的文明风险。

说到底，启蒙，从来不是一场速度竞赛，而是一项高风险的文明工程。

当一个文明既渴望速度，又缺乏自我约束的根基，启蒙，反而可能成了最危险的力量。

日本证明：现代化可以绕过信仰与人论完成，但现代文明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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