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系列”之七——理性为何会杀人？——德国思想线索中的启蒙自毁机制

作者：赵晓

一个看似荒谬、却无法回避的问题是：理性，这个原本用来反对迷信、限制暴力、纠正权力的东西，为什么会在现代历史中，反复与大规模杀戮同行？

这并不是一个关于“邪恶人格”的问题，也不是简单的政治阴谋或民族性格问题。它是一个更深层的文明问题：当理性被赋予终极意义，它会变成什么？

这一篇，我们从欧陆的法国转向其彼邻的德国。

在这里，理性不再只是工具，而被抬升为历史的裁判、伦理的根基、甚至救赎的代理者，最系统、最精致，也最诚实地把理性推向了它的极限。而当理性开始承担它无法承受的角色时，启蒙，便悄然孕育出自毁的机制。

一、澄清一个误解：问题不在“理性”，而在“理性的地位”

首先必须明确一点：问题不在于人使用理性，而在于人如何理解理性。

在古典与基督教传统中，理性始终被理解为一种受限的能力：它用于判断、论证、区分与校正；它并不裁决终极善恶；它服从于一个高于自身的秩序。

在这一结构中，理性是工具，而非主权。启蒙运动最初的使命，正是要恢复理性的尊严，使其摆脱神权滥用、传统迷信与专断权威。但危险，正是在这里悄然出现。

二、第一步偏移：从“纯粹理性”到“理性自足”

（一）康德

在启蒙运动中具有奠基意义的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那里，理性仍然被理解为自律但有限的能力。他强调理性的普遍性与规范性，却同时为其划定了一道关键边界：理性只能把握“现象”（Erscheinung / phenomenon），却无法认识作为“自在之物”的“物自身”（Ding an sich / noumenon）。

在康德看来，人类理性所能认识的，始终只是经由感性形式与先验范畴所结构化的对象，而并非独立于认识结构之外、作为终极实在存在的“物自身”。

这一限制，表面上看似一种理性的谦卑，仿佛与苏格拉底“知无知”的智慧相似；但在文明结构上，它已与西方古典智慧和英美元启蒙传发生了根本性的分岔。在古典与基督教传统中，理性之所以被理解为有限，并不是因为终极实在不可认识，而是因为终极实在高于人类理性，却仍向人显明：真理不是被人穷尽的，却是可以被认识、被回应、被敬畏的。

在这一传统中，理性的有限性从未意味着终极的不可知，反而意味着人与终极之间保持着一种正确而活跃的关联。而在康德那里，“不可认识”第一次被确立为一种认识论原则。终极秩序不再是“超越而可指向的真实”，而被安置在理性与公共世界都无法进入的边界之外。

这一转变极其微妙，却意义深远：它并未立即抬高理性，却悄然移除了理性之上的被启示与可认识秩序。于是，一个结构性张力开始出现：当外在的超越秩序被持续削弱，而理性又被保留为唯一普遍有效、可公共运作的能力，理性便不可避免地被迫承受一种它本不该承受的角色——填补终极意义的真空。

当理性被要求回答它原本被宣告“不能回答”的问题时，它只剩下两种选择：要么拒绝这一角色，承认自身的非主权地位；要么——在历史、国家或总体性之中，被迫完成自我变形。

(二)为什么这是“思想的一小步，却引发文明的巨大漂移”？

在西方古典思想与希伯来智慧传统中，理性之所以被理解为有限，并不意味着人与终极之间被切断；恰恰相反，有限性本身，正是人与终极保持关联的前提。

在苏格拉底那里，“我知道我一无所知”并不是对真理的怀疑，而是对真理本体仍然存在的承认。正因为人不能自封为真理的拥有者，真理才被保留为一个高于人、可指向却不可僭越的领域。

同样，在希伯来智慧传统中，“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并不是反理性的宣言，而是对理性位置的根本定位：智慧并不源自人的自足判断，而源自人与终极秩序之间的正确关系。

在希伯来—基督教的智慧传统中，这一点被进一步推向一个决定性的方向：终极真理并不是一套可被抽象掌握的道理、原则或公式，而是一位可以被认识、被跟随、被回应的“位格”。圣经并不把真理理解为人类理性不断逼近的终点，而是理解为主动向人显明、并进入历史的存在本身。

因此，在新约中，真理不再只是“what”，而是“who”。正是在这里，耶稣基督说出了那句彻底改变思想史以及整个人类历史走向的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 14:6）

这句话并不是对理性的否定，而是对理性角色的最终界定：理性不再是终极裁判，而是回应者、见证者、跟随者。真理不再等待被人类体系“穷尽”，而是以位格的方式向人敞开，要求的不是占有，而是信靠；不是控制，而是顺服；不是僭越，而是进入关系。

因此，在希伯来—基督教智慧中，认识真理并不等同于掌握一个命题，而是与真理建立正确关系。

理性在这里获得了它最安全、也最尊贵的位置：不是被废弃，而是被安放在一个高于它、却并不敌对它的终极真实之中。

在以上这两条传统中，理性的有限性从未意味着终极的不可知，而意味着：终极真实高于人，却向人显明；真理不可被穷尽，却可以被认识、被回应、被敬畏。正是在这一结构中，人的心灵世界并非无主之地：它既不由个人意志主权化，也不由国家或集体占据，而被理解为向终极负责的领域。理性因此天然不是主权，而只是一种受托的能力。

康德在认识论上的姿态，看似与苏格拉底的“知无知”极为相似：他同样拒绝理性僭越，同样强调理性的边界。但二者在本体论后果上却发生了根本分叉。苏格拉底的“知无知”，为智慧本体留下了空间；希伯来智慧的“当敬畏”，直接确认了终极秩序的在场及与人的关联。而在康德那里，终极实在被界定为原则性不可认识的“物自身”。这并非暂时的谦卑，而是一种认识论上的永久悬置。

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后续文明分岔的关键节点：当真理仍被理解为“一位向人显明的主”，理性的有限性并不会导致虚无；但当真理被降格为可被理性自我立法、自我封闭、自我证明的体系，那看似微小的一步，便足以引发文明方向的巨大漂移。

其结果，不是人与终极的正确距离，而是人与终极之间的结构性断裂：终极秩序不再是“高于理性却可被指向的真实”，而被安置在理性与公共世界都无法进入的领域之外。

（三）王座空置：启蒙自毁的起点

启蒙真正的危险，不在于理性高举，而在于：当超越秩序被宣布为“不可认识”，王位被空置，却不允许神归位。也正是在这里，一个决定性的文明问题被悄然引入：当人把神“关在认识之外”，人的心灵王国，究竟由谁来作主呢？

在古典—希伯来传统中，答案是明确的：人的心灵，归属于终极秩序之下。而在康德之后，这一王座被空置了。空置，并不会带来中立。终极位置无法长期悬空，它终将被新的东西填补：理性、历史、国家、总体性乃至某某主义、思想开始被迫承担本不属于它们的角色。于是，理性不再只是认识工具，而开始被推向主权位置。

二、核心区分及历史中的三种结构的分化

问题不在于理性是否在认知层面保持表面的谦卑（epistemic humility）——承认自身的有限：我知道我不能知道一切。而在于：理性是否在心灵与本体论层面保持真正的谦卑（spiritual / ontological humility）——承认无限的终极存在并为终极真实保留王的位置：我承认有一位高于我的终极存在，我不坐在王位上。

苏格拉底与希伯来智慧的本质谦卑，指向更高者的在场；而康德式的表面谦卑，却在不经意间，制造了终极的缺席。欧陆与英美启蒙的根本分歧，也正是从这里开始。

历史中，三种结构的分化

① 古典—基督教传统（英美元启蒙的深层根基）

理性：有限

真理：可被认识（虽不可穷尽）

理性之上：存在一个可指向、可审判人的秩序

理性天然不是主权，因此，英美世界得以：限制国家、保留良心，让理性长期“做工具而不登基”。

② 康德式转向（关键的“铰链”）

理性：有限

终极实在：原则性不可认识

超越秩序：被移出公共理性空间

理性暂未登基，但王座空置。康德不是问题的终点，却是结构松动的起点。

③ 后康德德国传统（漂移发生之处）

真空不能长期存在，终极意义必须被某种东西承载。于是：历史、国家、总体理性开始“代位填补”。

理性并非突然变坏，而是在真空压力下，被迫承担主权。

一句话总结：

不是“理性有限”导致了灾难，而是“超越秩序被宣告为不可认识”，使理性在历史中失去了上位约束。这正是为什么：这是认识论上的一小步，却引发了文明结构的巨大漂移。

三、关键转折：理性被历史化、总体化——当“判断工具”变成“历史主权”

真正的危险转折，并不发生在理性被强调之时，而发生在理性被历史化之时。

在德国思想传统中，理性逐渐不再被理解为一个超历史的判断尺度，而被重塑为一种在历史进程中自我展开、自我实现的力量。这一转向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几位关键思想家，一步步完成。

（一）从康德到费希特：理性开始“内化世界”

在康德之后，德国观念论试图回答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物自身”不可认识，那么统一世界、赋予意义的根基在哪里？在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那里，答案发生了决定性变化。世界不再被理解为一个独立于理性之外、等待被认识的秩序；而被理解为由“自我意识”主动建构、展开的整体。

理性开始从“向超越秩序受托的判断能力”滑移为“自我生成意义的根基”。这是理性历史化的第一步：世界的意义，不再来自一个外在、可指向、可审判人的终极存在，而开始内生于人的理性活动与历史展开之中。

（二）黑格尔：理性完成历史化与总体化

完成这一转折的，是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在黑格尔那里：理性（Vernunft）不再只是人的能力；而被理解为在历史中自我展开的“世界精神”（Weltgeist）。

由此，一整套新的理解框架被确立：

第一，理性即历史的内在逻辑

“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句话原文出自?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Was vernünftig ist, das ist wirklich;und was wirklich ist, das ist vernünftig.

常见英译为：

“What is rational is actual;and what is actual is rational.”

这里的关键词不是 real（现实存在），而是 actual（wirklich），这一点极其重要。

在中文语境中，这句话常被理解为：“凡是已经发生的、正在存在的现实，都是合理的、正当的、不可质疑的。”在这种理解下，它被用来论证：强权即合理，成功即正义。历史胜者天然代表理性，现实本身就是合法性的来源。这是一种彻底的误读，也是后来“理性为暴力背书”的思想温床。

在黑格尔的哲学中：“现实的”（wirklich / actual）并不等于“眼前存在的事实”（existent / real）而是指：真正实现了其“概念”的存在。换句话说：并非所有存在的东西都“现实”，只有那些体现了理性结构、完成其内在目的的存在，才配得上“wirklich”。

因此，这句话在黑格尔原意中，更接近于：“只有真正实现了理性概念的事物，才配得上被称为现实；而真正的现实，必然具有可理解的理性结构。”在这个意义上，它并不是对既成事实的无条件背书。

但关键危险在于：当理性不再只是判断标准，而被理解为历史自身的内在动力，它便开始获得为历史结果赋予正当性的潜在权力。

第二，历史被理解为具有方向性与必然性的进程

历史不再是由自由选择、偶然事件与责任承担构成的开放场域；而被理解为理性不断克服低级形态、迈向更高阶段的必然进程。在这一框架下：冲突不再是悲剧；失败不再是真正的可能性；暴力可以被解释为“历史推进过程中的阶段性代价”。

正是在这里，历史第一次从“需要被审判的事件序列”，转变为“自带正当性的进步轨道”。

请注意：国家尚未登场，但位置已经被预留。一旦历史被理解为理性的展开进程，一个问题便不可避免地出现：谁，来承载这一路径中的“历史理性”？

四、致命一步：国家成为“历史理性的承担者”

当历史被理解为理性的展开进程，国家便几乎不可避免地被推上了承载这一进程的位置。国家被理解为：理性在现实中的组织形式；历史精神的执行机构；整体目标高于个体判断的制度载体。

至此，国家不再只是英美保守主义社会中一个需要被限制、被怀疑的公共权力，而开始在欧陆大陆以及世界各地获得一种准神圣地位。权力由此发生质变：国家行为被理解为“历史必然”，而非道德选择；服从被理解为“理性顺从”，而非政治妥协；异议被视为“反历史”“反理性”，而不再是合法分歧。

理性，正是在这一刻，借国家完成了主权化与偶像化。

五、理性为何会杀人？——不是因为理性邪恶，而是因为理性被迫承担了主权

当理性被主权化、偶像化，暴力并不需要仇恨来驱动。因为：杀戮可以被解释为“历史的需要”；清算可以被包装为“理性的校正”；个体可以被牺牲于“整体的必然”。

在这一结构中，执行者未必是狂热者，而往往是自认理性、服从秩序、履行职责的人。

这正是现代暴力最可怕之处：它不再显得疯狂，而显得冷静、系统、合乎逻辑。当理性被历史化，历史就被神圣化；当历史被神圣化，国家便不再受审。理性并不直接杀人，它先成为历史，再成为国家，最后让杀戮变得不可避免。

六、必须再次强调的界限：这不是“德国的问题”

需要反复强调的是：这不是德意志民族的“宿命”，也不是某一国家的“特殊缺陷”。同一启蒙失控机制，可以在不同语境中被反复激活，只是披上了不同的合法性外衣：

当“公意”被赋予终极正确性，个体良心便被宣布为“反民主”（法国大革命及其后续形态）；当“历史的正确方向”被宣告不可质疑，现实中的暴力便被解释为“必要代价”（共产主义试验国家）；当“科学”“理性”“进步”被推上终极裁判席，传统、信仰与超越秩序便被视为“落后与迷信”（ 在东大等某些非西方语境中对启蒙的激进接受）。

问题从来不在民族，而在于：一旦某种人造概念被赋予终极裁决权，启蒙便会转化为新的神圣化工程。

七、从理性到战争——德国启蒙思想如何导引两次世界大战与纳粹

如果说前文所分析的，仍停留在思想与结构层面，那么二十世纪的德国，则展示了这套机制在现实历史中的第一次全面兑现。

需要强调的是：纳粹并非对启蒙的简单背叛，而是在某些关键节点上，对启蒙逻辑的极端贯彻。

（一）从历史理性到战争正当性

一旦历史被理解为理性展开的必然进程，战争便不再只是政治失败，而可以被解释为历史“矫正方向”的手段。在这种理解中：战争不再是例外状态；而成为历史推进的“加速器”；失败与牺牲被重新编码为“通向更高阶段的必要的历史代价”。

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在这种“历史—民族—使命”的语言中被广泛动员与正当化。

（二）从国家理性到民族—身体政治

战后德国的崩溃，并未终结这一逻辑，反而使其更加激进。当国家被理解为历史理性的现实承担者，而民族被理解为国家存在的“自然基础”，理性便开始穿过制度，进入对身体本身的管理。

于是：人口被统计、分类；身体被评估、筛选；生命被区分为“有价值”与“可被清除”。在这里，理性不再只是解释历史，而开始规划生命与死亡。

（三）纳粹的真正危险：不是疯狂，而是合逻辑

纳粹体制最危险之处，不在于其狂热口号，而在于其运作方式：法律化的歧视，行政化的清洗，技术化的屠杀。

杀戮不再需要仇恨，只需要程序；不再需要激情，只需要“履行职责”。

这正是启蒙理性在失去超越约束后，进入国家与身体层面的理性的冷静兑现。

（四）两次世界大战：理性政治的历史后果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并非孤立个案，而是最早、最彻底地展示了一条危险路径：当理性成为历史主权，国家成为其代理人，而战争成为历史工具，世界便进入系统性自毁的时代。

（五）关于“纳粹是左还是右”的文明层级澄清

纳粹究竟是“左”还是“右”？

如果仅停留在战后政治标签或当代舆论语境中，纳粹常被称为“极右”；但这种说法，更多反映的是表象政治位置，而非其思想根源与文明结构。

本文所采用的，并非战后政治坐标系中的“左右之争”，而是一个更根本的左右判断标准：是否承认一位高于国家、历史与集体意志的真神，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权力、理性与人性的终极约束。

在这一文明—神学层级上，在不同现代性路径中，类似的结构性机制反复出现。

例如：纳粹与其所对抗的另一种激进现代性形态，并非彼此对立的两端，而是同一条现代性逻辑在不同方向上的两次极端兑现。二者共享一个决定性前提：真神被逐出文明结构，终极性必须在世界内部被重新制造。

于是，不同的有限之物被绝对化、神圣化：在纳粹那里，是民族、种族与国家；在共产主义那里，是阶级、历史规律与政党。名词不同，但前提、逻辑与结构一致：国家或党被赋予终极使命，历史被解释为不可违逆的必然进程，个人良心与权利被整体叙事所吞没，暴力因此获得“理性”“历史”或“正义”的正当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纳粹并非“右”的保守主义，而是一种激进的、建构主义的、无神论的现代性形态——它与共产主义同属一种将理性、历史或集体意志僭越为假神的“左翼现代性”。

真正的分野，并不在于民族还是阶级，也不在于右或左的政治标签，而在于：是否承认人是有限的，权力是堕落的，而终极审判不属于国家、历史或任何人间代理。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纳粹与共产主义并非彼此的对立面，而是同一场文明偏航中的不同变体。

当真神退场，理性便登基；当理性登基，国家便成神；而一切成神的有限之物，最终都会要求人以血肉来证明其正确性。

八、结论：理性若为王，自由必为祭品

当理性成为王，自由就不再是权利，而是可以被牺牲的变量。由此， 本文提出一个不可回避的结论：理性不是王。它既不拥有、也不能被赋予终极裁决权。一旦理性被推上王座，它便不再限制权力，而开始为权力提供终极辩护。

启蒙因此发生自毁：它不再解放人，而开始“合理地”消灭人。

也因此，真正的启蒙，必须从元启蒙开始并为理性设限。真正的启蒙，必须回到基于神论的人论，并且，不是让理性无所不能，而是让理性知道自己不能成为什么。不是取消理性，而是拒绝理性登基；不是回到迷信，而是恢复边界。

因为历史已经一再证明：当理性成为主权，杀戮，往往只是时间问题。还需要指出的是：纳粹并不是这条逻辑的终点。当“历史理性”不再以民族之名，而以“阶级”“规律”“解放”之名被重新编码时，同一套机制将在另一条更广阔的轨道上继续运行。

这，正是下面的篇章必须讨论的主题。

上篇（《理性为何会变成暴政？——法国大革命的启蒙悖论》）及本篇（《理性为何会杀人？——德国思想线索中的启蒙自毁机制》）

专注于：启蒙在其“母体文明”（法德）中的自毁机制

下篇（《当法德启蒙被移植：理性在非原生文明中的结构性漂移》）

专注于：启蒙逻辑如何被“移植、承载、变形、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