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线性历史观，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责任伦理

作者：赵晓

在关于道德、制度与公共责任的讨论中，人们常常默认一个前提：只要把道理讲清楚，把规范设计好，责任自然就会成立。

但历史一再证明，这个假设并不成立。

真正决定一个社会是否具备责任伦理的，并不只是道德训诫的密度、制度条文的精细程度，而是一个更深层、却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历史，究竟是向前的，还是循环的？

一、责任伦理的一个隐秘前提：时间必须“不可回头”

“责任”这一概念，本身就内含着三个不可拆分的要素：

1.行为是不可逆的

2.行为会留下真实后果

3.后果必须被清算与回应

如果历史可以不断重来，如果一切终将“翻篇”，那么责任就会被系统性地削弱。

在循环时间中：

今天的错误，可以在下一轮中被冲淡

当下的恶行，可以被历史叙事重新包装

个人与群体，只需“熬过这一段”

循环历史观，天然宽恕权力，却不会真正追责行为。

二、循环历史观：为什么“责任”总是让位于“成败”？

在循环历史观中，历史更像自然现象：

朝代兴衰，如四季更替

盛衰更迭，被理解为“气数”

成功者，被历史自动正当化

于是，道德评价逐渐让位于一个更现实、也更残酷的标准——成王败寇：不是“你做得对不对”，而是“你最后赢没赢”。

在这种逻辑下：

胜利者天然拥有叙事权

失败者的道德主张被视为徒劳

历史成为“成王败寇”的循环剧场

历史不再追问责任，它只是不停翻页、轮回、重复。责任伦理，在这样的时间结构中很难真正成立。

三、线性历史观的革命性断言：历史会被审判

与循环历史形成根本对照的，是圣经所开启的线性历史观。

线性历史，并不等同于“进步史”，而是一种更严肃、也更危险的宣告：

历史有起点

历史有方向

历史有中心（道成肉身的事件性介入）

历史有终点

更重要的是：历史不是自然过程，而是一个道德过程；它最终会被审判。在这种历史观中：

每一个行为，都会被“记账”

每一次选择，都是不可撤销的

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交账的时刻

正是在这里，责任伦理第一次获得了不可逃避的根基。

四、为什么“审判”不是恐吓，而是责任的前提？

现代人往往对“审判”一词高度警惕，将其理解为压迫、恐惧或权力工具。但从文明逻辑看，恰恰相反：没有终极审判，就没有终极责任。

如果历史没有终点：

权力滥用，只是阶段性偏差

群体暴行，只是时代代价

个体良知，反而显得不合时宜

正是“终将被审判”的意识，使得：

权力不敢轻易越界

个体敢于承担代价

少数人可以对抗多数人的疯狂

责任伦理，本质上是一种向终局负责的伦理。

五、为什么现代制度无法自发产生责任伦理？

有人(特别是制度论者)会反驳说：现代社会可以用法律、制度与程序，替代宗教性的历史观。

但问题在于：

制度只能惩罚“被发现的行为”

法律只能处理“可量化的责任”

程序无法裁决“被掩盖的罪责”

如果不存在一个超越制度的终极时间轴，那么最深层的责任——动机的责任、良知的责任、集体的责任——终将系统性逃逸。

这正是为什么：制度越精巧，若缺乏线性历史观，责任伦理反而越容易空心化。

六、中国语境中的关键张力：治乱循环与责任稀释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史更多被理解为“治乱循环”：

天命可转移

功过可相抵

盛世可遮蔽罪责

由此形成一种危险却稳定的伦理逻辑：只要结局是“盛世”，过程中的责任就可以被历史原谅。在这种历史想象中：

个人责任容易被吞没

群体暴力容易被合理化

权力极少真正面对清算

这不是道德意愿不足，而是历史观本身无法承载责任伦理的重量。

七、为什么祠堂不能代替教堂？

有人（包括法学家贺卫方老师等学者）会指出：中国传统并非没有长期约束机制——祠堂、祖宗、家法、族规，正是在延长责任的时间轴。的确如此。但问题在于：祠堂无法提供终极责任。

1. 祠堂的时间轴是“向后的”，而非“向上的”

祠堂的责任逻辑是：

对得起祖先

不辱没门楣

给后代留下名声

这是一个向过去、向血缘延伸的时间结构。

而基督教的责任逻辑是：

人要向一位

超越血缘、超越历史、超越人间权力的

终极审判者交账。

一个是家族—历史轴，

一个是创造—终局轴。

二者在结构上并不等价。

2. 祖先不能审判，血缘无法裁决是非

更关键的是：

祖先无法对活人作出道德裁决

家族无法判断结构性不义

血缘共同体天然倾向于遮蔽内部罪责

在祠堂逻辑中：

功业可以掩盖恶行

成功可以洗白过程

家族荣誉可以压倒个体良知

祠堂制造忠诚甚至最终沦为“狭隘爱家主义”，

却无法产生普遍、不可通融的公义道德裁决。

3. 祠堂缺乏一个不可被操纵的终极裁判者

责任伦理真正的难点不在于“知不知道善恶”，

而在于：当代价极高时，是否仍然有人敢承担责任？

而祠堂文明存在致命缺陷：

祖先不会审判权势者

家族会为强者重写叙事

历史评价可以被成功者垄断

换言之：

祠堂没有能力对权力与罪恶说“不”。

4. 教堂不可替代，不在于仪式，而在于终极审判

教堂之所以不可被祠堂替代，不是因为它更神秘，而是因为它指向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每一个人，无论成败、身份、地位，都要面对同一位完全公义、不偏待人的审判者。

这一终极审判，具备祠堂无法提供的三点：

超越血缘，因此不狭隘

不以成败论功过，因此不功利

不因叙事被改写，因此不短视

责任，在这里第一次真正不可逃逸。

结论：责任，来自对终局的敬畏

祠堂，确实试图让行为长期化；

但它只能做到历史化，却无法终极化。

而责任伦理，

若没有一个不可推迟的清算时刻，

就只能停留在劝善与教化层面。

所以结论并不残酷，却极其清晰：

没有终极审判，

责任就永远可以被推迟；

没有线性历史的终点，

责任伦理就无法真正落地。

祠堂可以塑造身份，

却无法完成审判；

教堂不是文化装饰，

而是文明在责任问题上的最后锚点。

线性历史观告诉人类一件残酷却宝贵的事：历史不会替你负责，你必须为历史负责。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没有线性历史观，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责任伦理。

附录：责任伦理的形式化证明（Formal Sketch）

（不喜欢学术化可忽略此部分）

三个模型分别从个体理性

（模型 1）、社会合作

（模型 2）与制度结构

（模型 3）三个层面，证明：责任伦理无法在纯内生制度中稳定成立，必须引入一个外生、不可操纵的终极裁决点。

模型1： “贴现—责任坍塌”模型

核心：没有终局审判＝贴现率趋近无穷大＝责任变成不值得。

设个体在时点 t 选择是否作恶 e∈{0,1}。

作恶即时收益：B >0

被追责的概率：p∈(0,1)

追责惩罚：F >0

追责发生在未来τ期后（制度、舆论、历史清算往往滞后）

个体贴现因子：δ∈(0,1)

当 ΔU≤0时，不作恶或责任行为才具有激励相容性；若 ΔU >0则理性选择作恶。

p越低（发现率/执行率越低），责任越难成立

F越难落实（权力可操纵），责任越难成立

线性历史＋终局审判等价于：存在一个“不可逃逸、不可操纵”的追责项

即便制度追责弱，责任也能“硬着陆”。

一句话解读：

制度只能把pF做大一点；终局审判把qJ变成“最后的硬约束”，从而让责任在极端条件下仍能成立。

这套模型表明：制度越精巧，若缺乏终极时间轴，责任伦理反而空心化。

所谓“终极审判/终局交账”在逻辑上等价于加入一个不可逃逸的清算项，使责任在制度失灵处仍能硬着陆——这就是线性历史观能为责任提供而制度无法内生的最终锚点。

模型2：“没有终局就没有合作”的博弈论模型

把社会理解为重复博弈（Repeated Game）。两人每期选择合作C或背叛D。

合作收益：每期各得R

单方背叛：背叛者得T，合作方得S（且T>R>S）

双方背叛：各得P（且R>P）

若历史是循环的、可翻篇的、叙事可洗白的，本质上等于社会的有效贴现率上升（δ下降）

当δ低到阈值之下，合作/守约/承担责任都会崩塌，社会滑向D,D的低信任均衡（犬儒、互害）

线性历史＋终局审判相当于把“未来”变得真实、不可逃逸，从而提高有效δ，让责任与合作更容易成为稳定均衡。

模型3：“制度内生不了终极裁判” 机制设计模型

把“追责”看成委托—代理问题（principal-agent）：

公民是委托人P

政府/司法是代理人A

但A同时掌握规则解释权与执行权，会出现“自我裁决”与“选择性执法”

当监督机构也在同一权力结构内时，追责机制存在结构性上限：

责任无法成为普遍理性选择。

终极审判/超越主权在模型里等价于引入一个“外生、不可俘获”的最终裁决者，使追责不再完全受约束，从而突破制度内生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