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权与集恶，分权与制恶：恶的跨学科分析

作者：赵晓

暴力政体如何维持？

靠的是权力不断集中、罪恶不断放大、责任不断分散。

索尔仁尼琴指出：集权体制的可怕，不在于它拥有少数作恶者，而在于它能把整个社会变成一部作恶机器。

前苏联的体制结构就是这样：

行刑者说：“我只是执行命令”；

审判者说：“我只是按法律办事”；

看守说：“我只是维持秩序”；

官僚说：“我只是一个螺丝钉”。

正因为人人都觉得“我没有责任”，恶才得以以制度化的方式膨胀到极致。这正是索尔仁尼琴一再强调的精意：体制不是靠恶棍维持，而是靠无数个自以为无辜的普通人维持。

换句话说：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只是一个“中性”的螺丝钉，但正是这些螺丝钉的集体转动，构成了那台压碎人性、吞噬良知的罪恶机器。

这不是文学的夸张，而是一条政治—经济—神学的铁律：集权会“集恶”；分权才能“制恶”。

本文从三个学科角度分析这一命题：神学（罪性论）、经济学（激励结构）、法学（制度设计）。

一、神学：集权的根源是罪性，分权的前提也是罪性

基督信仰对政治最深刻的启发是有关人性的启发，最深刻的洞见则是分权与制衡——不是“好政府应该怎样”，而是：人在罪中，因此不能被信任。

《圣经》对人的罪性讲得极其透彻：“……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罗马书》3:23）“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耶利米书》17:9）

既然人性如此，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让一个人、一个集团、一个阶层握有绝对权力，也就等于让罪有了绝对放大并扩散的管道。因此，圣经时代的以色列从未形成类似东方的“集权帝国”，而是天然的“三权分置”：

祭司：宗教权力

君王：政治权力

先知：超然监督权力

三者互不从属，构成古代世界罕见的制衡结构。

新约更进一步，将政府功能定位为“最低必要的公共秩序力量”。《罗马书》13章3–4节（和合本）说：“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

这句话的精意就是：“公共权力的终极来源是上帝，旨在赏善罚恶。”这不是“国家万能论”，而是“有限政府论”。所以，有限政府并非政治技术问题，而首先是基于人性论的神学判断：因为人人皆有罪，所以权力必须受限。

二、经济学：集权降低作恶成本，分权提高作恶成本

现代经济学的核心不是“良心”，而是“激励”。

（1）集权体制：让作恶成本最低、回报最高

集权通过三个机制放大罪恶：

① 权力集中 → 罪恶可以规模化

权力越集中，其恶的半径越大，往往是全国范围。例如：

一项政策可以影响上亿人

一次决策可以波及几代人

一个错误可以演变成系统性灾难

这是罪恶的规模优势（Economies of Scale of Evil）。

② 信息垄断 → 错误无法纠正

集权体系中：

“思想市场”消失

批评声被压制

真实信息被屏蔽

理性反馈机制消失

这是罪恶的信息垄断机制。

没有思想市场，缺乏信息反馈的系统，就是加速奔向深渊的高铁。

③ 责任分散 → 全社会“不自知地作恶”

行刑者说：“我只是执行命令。”

审判者说：“我只是按法律。”

看守者说：“我只是混饭吃。”

告密者说：“我只是求自保。”

这是罪恶的外部化机制。经济学术语叫：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最大化。因此，集权不是偶尔作恶，而是激励结构使然的必然作恶。

三、法学：集权是责任灭失，分权是责任清晰

法学的核心是：权力如何被约束？责任如何被追问？

在集权制度下：

1. 立法、司法、行政合一

权力为自己立法，也为自己裁决，身兼运动员与裁判员。

2. 监督机制被封堵

结果不是“法治”，而是“法制”——

法律成为统治工具，而不是限制权力的工具。

3. 责任难以追究

权力只向上负责，不向公民负责；

责任被层层稀释，直到彻底消失。

这意味着：

集权＝责任灭失＝恶的制度化。

四、分权如何“制恶”？三重机制

宪政分权的目的从不是“行政效率”，而是：让罪恶难以积累成灾。

1. 权力分散：恶的扩张半径被切断

立法、行政、司法互相牵制，

彼此拆台、彼此审查——

在效率上看似“内耗”，

在道德上却是“自净”。

这是文明的最大智慧。

2. 责任清晰：恶无法匿名

分权体系中：

每项决策都能追溯

每个行为都能问责

任何人不能以“我只是执行命令”逃脱责任

这与集权的“责任消失”恰好相反。

3. 宪法高于权力：让权力坐在笼子里

宪法不是装饰，而是钢性边界。

法官能限制总统

媒体能限制法官

人民能限制一切

这才是真正的法治。

五、集权与分权的根本分野：一个集恶，一个制恶

核心判断可以用一句话总结：

集权是罪恶的集中与放大；分权是罪恶的分散与约束。

机制：

权力——集权集中，分权分散

信息——集权垄断，分权公开

激励——集权作恶成本低，分权作恶成本高

责任——集权分散消失，分权清晰可追

后果——集权恶被制度化，分权恶被制衡

宪政分权的目的不是让国家“更强”，而是让国家不能强到可以为所欲为。

六、为何中国反复落入“集权—集恶”循环？

因为中国长期缺乏：

罪性论（神学：人不能被无限信任）

激励论（经济学：权力会天然腐败）

宪政论（法学：权力需被制度性制衡）

综观人类文明，对比中国历史可看到：

每一次集权，都伴随巨大灾难；

每一次分权，都带来文明跃升。

文明的关键从来不是“谁掌权”（明君昏君），而是权力能否被约束。

七、结论：制度不能消除罪，但能防止罪恶成灾

神学告诉我们：人都是罪人，不是救主。

经济学告诉我们：激励比好的愿望更可靠。

法学告诉我们：罪恶的权力必须被关起来。

跨学科的分析告诉我们：集权必集恶，分权才能制恶。

制度不能让人变好，却能让坏人难以作恶。而这，就是文明能否持续、社会能否兴盛的根本分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