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知识企业家”如此重要？——从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谈文明性增长

作者:赵晓

一、从“增长”到“文明性创新增长”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布，是人类经济增长思想的一次分水岭。

获奖者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与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并非简单地在研究“经济增长”，

他们揭示了增长的本质是一种文明机制：

技术只是表层，真正推动持续繁荣的，是知识、制度与信念所构成的文明程度。

他们的研究让人们看到，经济学对增长的认识，已经走过了至少五个阶段：

1.投入驱动——以哈罗德–多马（Harrod–Domar）模型为代表，强调储蓄、投资与资源动员的作用；

2.技术驱动——以索洛（Robert Solow）模型为代表，强调生产效率与外生技术进步；随后，保罗·罗默（Paul Romer）提出内生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从“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转化为企业研发与知识积累的结果；再到阿吉翁与豪伊特（Philippe Aghion & Peter Howitt）建立的“创造性毁灭”模型，揭示创新是一个旧事物不断被取代、新事物持续诞生的动态循环——增长不再是静态积累，而是制度化的创新过程。

3.结构驱动——以刘易斯（W. Arthur Lewis）、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等人为代表，强调产业结构转型，突出从“增长”走向“发展”的过程：经济进步不仅是数量的扩张，更是社会结构与人力资源的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的迁移、从低生产率向高生产率的跨越。

4.制度驱动——以诺斯（Douglass North）和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等人为代表，突出产权、法治与包容性制度对增长的决定作用；

5.文明性增长（Civilizational Growth）——以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与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等人为代表，揭示文化、信念与文明环境对创新与持续繁荣的深层驱动。

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到莫基尔的《增长的文化》（A Culture of Growth），这一路径强调：

现代经济增长不仅源于制度激励，更根植于一种文明心智——即相信理性、尊重知识、容忍异见、追求真理的社会大环境。

文明性增长的核心，不在资本多少，而在社会是否形成一种尊重真理、鼓励创新、包容破坏、约束权力的文化生态。

这正是莫基尔所称的“增长的文化”（A Culture of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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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识企业家：文明性增长的引擎

莫基尔指出，工业革命的真正起点不是机器，而是心智。

它源于一种社会信念：知识是光，能改善世界。

在这种信念支撑下，出现了一类特殊的人——

他们并非单纯的商人或学者，而是能把思想转化为社会能量的人。

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知识企业家（knowledge entrepreneurs）。

知识企业家之于文明，

正如市场企业家之于经济，

他们是创新思想的发动机、文明转化的桥梁。

他们不一定制造产品和技术，却能创造思想；

不一定筹集资本，却能唤醒观念。

他们将理论性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科学理念）与实践性知识（prescriptive knowledge，工匠经验）结合，使知识不再停留于书本或作坊，而成为可传播、可积累、可转化的“有用知识”（useful knowledge），从而成为推动社会持续更新的核心动力。

没有他们，知识就只会停留在书本上；

有了他们，知识才会成为火种，点燃新的制度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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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想市场”：知识企业家的生存土壤

在《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1945）中，哈耶克提出“市场不仅是商品的分配机制，更是知识的发现机制”。

他并未直接使用“market for ideas”一词，但其思想已奠定了“思想可竞争”“真理需在自由市场中检验”的理论基础。

科斯在若干场合（尤其1988年《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曾将学术界与公共讨论称为“思想的市场”，但仍属比喻性用法。他关注的是制度与产权如何影响知识传播，而非系统阐述“思想市场”作为文明现象。

真正把“Market for Ideas”上升为理论框架并以之解释“欧洲为何率先实现工业革命”的，是莫基尔。他进一步提出“思想市场”（market for ideas）的概念，并以此分析东西方分明何以大分野，西方兴起而东方依旧停滞。

莫基尔指出，15—18世纪的欧洲，正是在政治分散、文化多元、出版自由的环境下，思想得以流通、竞争与积累。

当伽利略在意大利被定罪，荷兰的大学向他伸出橄榄枝；

当笛卡尔在法国被围攻，他在阿姆斯特丹继续思索“我思故我在”。

思想于是拥有了“出逃权”，真理也因此拥有了进化力。

这种思想市场的形成，使“知识企业家”在欧洲首先得以出现：

他们可以出版、辩论、实验、传播；

他们把知识从权力的附庸，变成了创新的引擎。

而在缺乏思想市场的东方社会，知识被政治化、功利化、科举化——

知识变成“考试的道具”“权力的装饰”“道德的符号”，

不再具有创新的张力。

于是，就像莫基尔所言：

“中国的问题，不是没有知识，而是没有让知识自我更新的制度。”

甚至，“李约瑟难题，也不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发明’，而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形成一个能让知识累积并自我更新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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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类企业家：市场、政府与知识

我多年以前，就曾提出过一个三分法：

现代社会需要三种企业家——

1.市场企业家：通过创新产品等创造财富；

2.政府企业家：通过创新制度改进公共秩序；

3.知识企业家：通过思想创新推动文明更新。

过去四十年，中国最活跃的是第一类，

偶尔也出现第二类，如邓小平、胡赵等；

但最稀缺、也最被忽视的，还是第三类——知识企业家。

在一个只崇拜权力与金钱的社会，

思想创新者往往得不到尊重，甚至被视为“多事之人”。

然而，正是知识企业家，

构成了文明性创新的源泉。

他们不仅推动技术革命，也唤醒制度更新，乃至信仰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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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的紧迫任务：重建知识尊严

中国今天拥有全球领先的高铁、航天与AI技术，

却仍缺乏持续创新的文明结构。

原因不在技术，而在文化。

在一个不尊重思想和知识、不包容异见、不保障学术、言论与信仰自由的环境中，

知识企业家无从生长，

思想市场难以形成。

若要真正实现从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转型，必须建立一个保障人权、尊重知识的社会：

1.制度上：保障思想、言论与学术自由，让创新不再伴随恐惧；

2.文化上：重塑尊重真理、敬重学人的社会价值观；

3.教育上：从“标准答案教育”转向“探索式教育”；

4.信仰上：恢复对真理、自由与上帝的敬畏，让理性有灵魂。

唯有如此，知识才能成为光，

照亮制度的更新与文明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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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创新呼唤“知识企业家”的时代

202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告诉我们，

增长的核心不是资本的积累，而是文明的更新。

市场企业家让国家富强，

制度企业家让社会公正，

而知识企业家——让文明得以持续且不断提升。

他们是“有用知识”的牧人，

是“思想市场”的开拓者，

更是“文明性创新”的火种与源头。

如果说市场企业家创造财富，

政府企业家创造规则，

知识企业家创造未来。

愿中国早日成为尊重思想、敬畏真理的土地，

让知识企业家群体兴起——

使经济增长不止于GDP的攀升，

更成为文明自我更新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