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约看中国：神定秩序与法老秩序——一个民族千年循环的病因与唯一出路

作者：方舟文化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每一个文明都有他自己的故事，表面色彩斑斓，内里却隐藏着不同的苦难与辛酸。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几千年来在王朝更替、权力轮回、文化沉淀的交叠中，百姓始终被裹挟于政权的更迭之中，暴政与苦难如影随形，仿佛有一道看不见的咒诅始终萦绕在这片土地之上。当我们以旧约圣经的眼光重新打量这个民族，会发现那咒诅并非神秘的超自然力量，也不是某种宿命的安排，而正是人长期把上帝挤出自己的命运、把被造物高举到造物主之上的必然结果。北国以色列的历史几乎成了这片土地的一个缩影：无论更换多少君王，无论兴起多少看似辉煌的改革，只要整体拒绝以耶和华为神，灭亡的轨迹就始终如一。今天的中国，在许多深层结构上，正重演着同样的悲剧——不是因为中国人比别的民族更顽劣，而是因为这条文明之路从未真正接上那位创造天地的独一真神的源头，反而在古代以人定秩序自立为王，在近现代更以官方无神论刻意抵挡上帝，以致整片土地像一座没有锚的巨轮，在价值真空与被动植入的偶像狂潮中漫无目的漂流，风浪越大，漂得越远。

旧约圣经中反复告诉我们，真正的秩序只能有一种次序：神在万有之上，祂的律法（真理）在人之上，人按着神的形象活在被造的尊严与界限之中。这不是宗教独有的教条，而是人类文明唯一可持续的根基。凡颠倒这个次序的尝试，无论是埃及的法老、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还是以色列北国的耶罗波安，最终都走向同一结局——权力无限膨胀，人性被工具化，公义被扭曲，社会在表面繁荣下逐渐腐烂。埃及法老自以为是尼罗河的化身，可以随意决定谁生谁死；巴比伦王在城墙上夸口“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但以理书》 4：30）；北国以色列的列王一代又一代铸造金牛犊，告诉百姓“以色列人哪，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 （ 《列王纪上》12：28）。结果呢？埃及被十灾击碎，巴比伦一夜倾覆，北国以色列在

短短两百年内灭亡，连根被拔，连十个支派的名字都从历史上被抹去。

中国几千年来最深处的结构性困境，并非王朝的更替或思想路线的摇摆，而是始终活在一种以“人为中心、权力为轴心”的秩序框架之中。在这种框架里，终极权威不是来自超越性的真理，而是来自统治者的意志；社会稳定的基础不是公义，而是服从；价值的来源不是永恒的律法，而是权力的需要。因此，无论时代如何变换、制度如何更新，文明总在同一轨道上循环：权力不断扩张，真理不断收缩。

从秦始皇以“效率”焚书坑儒，到汉武帝以儒术锻造思想铁笼；从宋明理学把“天理”降为皇帝私理，到近代以“科学民主”之名反传统，却只换了一副更激进的人本枷锁；[ 刘小枫，《道与言——华夏文化与基督文化相遇》，上海三联书店1995]近代的狂妄与傲慢延续至今：以“站到大多数人一边”的无耻口号操弄人性丑陋，以“与天斗其乐无穷”的愚昧傲慢逆世界潮流而动——当全球愈发珍视人的尊严与福祉，这里却大开倒车，权贵精致利己、鱼肉百姓、掏空国库、愚弄人心、党同伐异，“民主”与“人权”在实际社会中，要么是掩人耳目的花瓶，要么干脆成为禁忌。

这些历史线索指向同一底层逻辑：中国并未建立在超越性真理之上，而始终把“人定胜天”当成信仰，把王权、集体意志、革命话语、政绩稳定等被造之物轮流放上神位。近代即便有心者在体制内部试图发出警醒，也难以扭转这条深植千年的轨迹。温家宝曾严肃提醒：“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不可能成功，文化改革不可能成功，我们取得的成果会得而复失，甚至出现历史性悲剧。”[ 温家宝2012年3月14日最后一次两会记者会]这句话之所以震动舆论，不因它新鲜，而因它揭露了一个从古至今反复被验证的规律：当文明仍然以人的意志和工具理性为根基，自以为能够制定秩序时，秩序最终必将吞噬人。

当上帝的位置被撤空，必然有东西来填补——皇帝、祖宗、革命、发展、科学主义、权利、金钱、女人、毒品……这些词汇听起来不同，本质上都是被造物被高举到造物主的位置，成为新的偶像。人若不敬拜真神，就一定会敬拜假神；信仰从来不是“信或不信”的自由选择，而是非此即彼的归属：要么以上帝为神，要么把魔鬼当作主人，没有灰色地带可容中立。拒绝真神的人不会成为“没有信仰的自由人”，只会成为最狂热的偶像崇拜者，只是他们的偶像换了更现代、更隐蔽、更集体化的包装而已。

“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何西阿书》4:6）先知何西阿的哀叹不是在责备百姓不识字，而是在痛惜一个民族失去了认识神的知识，失去了分辨善恶、是非、美丑、高下、尊卑的最终基准。当真理的锚被拔起，价值就只能随风飘荡。中国社会今日最令人痛心的景象之一，正是非此即彼的混乱：高雅与粗俗不再有界限，善恶可以随时被重新定义，美丑完全取决于权力与舆论的风向，娱乐至死的审美与审丑疲劳并存，公共话语里充满了自相矛盾的口号。大多数人早已习惯了不再追问“为什么”，只关心“站队”与“安全”。表面金光闪闪，底下全是扭曲社会的脓血。因为这个社会的标准从来不是真假、对错、善恶，而是“是否合领导心意”“是否能过关”“是否安全”。真理被绑架，良心被噤声，规则被潜规则取代，整个社会被训练成一个巨大的“装”字。于是所有人一起表演：领导演英明，干部演忠诚，学者演成果，媒体演盛世，百姓演幸福。演得太久，连自己都习惯了深夜的眼泪、累到发抖的身体、被摧残到麻木的孩子，还有老无所养、病无所医，看不见的未来……越是歌舞升平，越是腐烂到底。

这不是某个时代特有的堕落，而是整个文明长期远离真理之后的必然结果。当没有超越性的律法做准绳，道德就必然沦为权宜之计；当没有永恒的审判做背景，良知就必然被恐惧与利益收买；当没有按神形象被造的观念做根基，人就只能在“位置”而非“本性”里寻找尊严，于是整个社会形成了欺软怕硬、向上逢迎、向下苛刻的集体性格——对强者点头哈腰，对弱者毫不留情，对不公敢怒不敢言，对谎言心知肚明却选择共谋沉默。这种性格不是天生的，而是千年人定秩序一以贯之的训练结果。也正是在这种长期缺乏超越性真理的文化气候中，许多看似彼此无关的社会现象才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正如杨虹博士所说，中国式父母的爱常常在慈祥与残酷之间摆动[ 杨虹，《慈祥与残酷——透视中国式父母之爱》，信实文化出版社2014]；中国的司法也常在秩序与公义之间摇摆。本应以公义为灵魂的法律，经常沦为维护秩序的工具，程序可以让位于结果，真相可以让位于稳定，于是冤假错案屡见不鲜，屈枉正直成为常态。[ 罗翔，《法律的悖论——正义的国家与正义的人》 ，云南人民出版社2023]这并非巧合，而是同一文化土壤的自然产物——在缺乏上帝之律的世界里，权威往往取代真理，顺从取代理解，秩序取代公义，位置取代尊严。几千年来，文化、制度、教育、舆论像一台精密的机器，日复一日地把人塑造成“可管理、可驯服、可牺牲”的零件，而不是按神形象被造、拥有永恒尊严与自由意志的个体。

中国文化几千年的沉淀本身并不是问题，但在缺乏上帝的前提下，文化沉淀就变成了思想的牢笼。儒家强调的孝道与礼法，本有其美善一面，却因缺乏对造物主的敬畏，常常滑向对权威的无条件顺从——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孝道可以成为暴君压迫子民的工具；佛教宣扬的忍耐与业报，本可安慰受苦之人，却在高压政治下变成对不公的默认与对命运的麻木，“忍一时风平浪静”成了无数冤案的墓志铭；法家赤裸裸地把人性当作可操控的材料，用严刑峻法把人驯化为工具，把人权玩弄于粪土之中；道家看似超脱，实则在强权面前往往演变为明哲保身的遁世，“难得糊涂”成了知识分子最好的护身符；墨家虽有“兼爱”之说，却因缺乏神学根基，终究无法对抗权力，最终湮没无闻。[ 刘小枫，《道与言——华夏文化与基督文化相遇》，上海三联书店1995]所有这些思想交织在一起，塑造出一种深层的文化惯性：把“稳定”置于公义之上，把“面子”置于真理之上，把“集体”置于个体良知之上，把“成功”定义为爬到别人头上继续压榨他人。于是，社会心理被塑造成一幅扭曲的图画——人生的最高理想不是成为合神心意的人，而是成为人上人；最高的道德不是爱人如己，而是保全自己；最大的恐惧不是得罪神，而是得罪权势；最大的勇敢不是为义受苦，而是投机取巧；最大的智慧不是分辨善恶，而是左右逢源。这种惯性如此强大，以至于即使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精神空虚、人际冷漠、价值混乱仍然像雾霾一样笼罩着整个社会。年轻人把自己卷成麻花、躺平、摆烂，只为那一丁点可怜的上升空间；中年人杀红了眼、当卷王、割韭菜、搞内斗，只为不被下一轮裁掉；老年人能回老家收租算赢家，收不到的就守着空巢、守着药罐子而终。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小世界里精致利己，却无人敢问：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生命的终极意义究竟在哪里？

他们倡导的无神论带来的绝不只是“摆脱迷信”的解放，而是一片悬空的荒原。当宣传机器日复一日地宣告“上帝不存在”时，人内心对终极意义、对永恒、对超越性的渴求并不会随之消失，它只会转向别处寻找寄托。于是金钱被当作救赎——“有钱能使鬼推磨”成了最流行的宗教信条；权力被当作永生——多少人前赴后继、飞蛾扑火也要挤进那条“窄门”；成功被当作永存——学历、房子、车子、孩子成了新的“永生牌位”；民族复兴被当作终极盼望——“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成了最响亮的救赎宣言；稳定被当作最高美德——“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别折腾”成了最普遍的灵修劝勉。这些替代品一开始看似能填补空虚，却最终都要求献祭——金钱要求你出卖灵魂，权力要求你出卖良知，成功要求你出卖健康与关系，意识形态要求你出卖独立思考。尼采早在百年前就预言：当上帝被宣布死去，虚无主义将席卷一切，道德将失去根基，人将陷入“一切皆可”的深渊。今天的中国社会，精致利己主义的盛行、道德倡导的苍白无力、公共信任的持续崩塌、年轻人普遍的“躺平”与“内卷”焦虑，正是那虚无主义浪潮最真实的注脚。没有永恒，没有审判，没有救赎，所有关于善良、正义、怜悯的教导都成了没有根的浮萍，风一吹就散。

《圣经》中从未停止诉说一个真理：人定秩序必然走向自我毁灭。而最令人痛心、也最发人深省的，乃是大卫到罗波安短短三代王朝的急剧坠落——这几乎是神定秩序与法老秩序最完整、最触目惊心的对照。[ 《01-02-1015-从圣经看神定秩序和法老秩序》，2025]

大卫虽身为君王，却一生俯伏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他犯下奸淫与谋杀的重罪，当先知拿单指着他说“你就是那人”时，他没有倚仗王权推诿，没有动用暴力灭口，而是立刻俯伏认罪：“我得罪耶和华了。”（《撒母耳记下》12:13）他在《诗篇》51篇痛悔哀哭，求神为他造清洁的心，使他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大卫深知：王不是主人，只是神牧养子民的代理人；王权的正当性，唯在于是否活在神的主权之下。因此，即便他软弱犯罪，神仍称他为“合我心意的人”，因为他始终把王座摆在至高者的脚凳之下。这是神定秩序的核心——顺服高于权力，悔改高于面子，神的荣耀高于人的成就。

所罗门起初也蒙神赐下智慧，他求的不是长寿、财富、仇敌的首级，而是“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列王纪上》3:9）。然而荣耀越大，试探越大。所罗门渐渐把智慧从“敬畏耶和华”转向“人的文化与外交”，娶外邦女子七百为后，三百为妃，甚至与埃及法老结亲，把法老的女儿接入耶路撒冷（《列王纪上》3:1）。以色列的王重新与“法老秩序”联姻。他为神建殿七年，却为自己建宫十三年；他让百姓负担沉重的徭役与赋税（《列王纪上》12:4）。荣耀从神的殿悄悄转移到人的宫，信仰被政治、财富、文化取代。神定秩序开始崩塌，法老秩序悄然复辟。神宣告：“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列王纪上》11:11），只因大卫的缘故，留下一支派给他的儿子。

到罗波安手中，堕落彻底完成。百姓恳求他减轻父亲的重担，这是何等宝贵的属灵机会——若他肯谦卑回转，国度本可得着医治。然而罗波安弃绝老年人敬畏神的劝言，听从少年人狂傲的建议，扬言：“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列王纪上》12:14）。这几乎是《出埃及记》里法老对以色列人原话的翻版（《出埃及记》5:7-9）。罗波安在无形中成了新的法老，以色列人逃出了埃及，却在自己的王身上重新给自己套上埃及的轭。结果，国度一分为二，北国十支派离叛，南国犹大也从此埋下祸根。神藉先知示玛雅宣告：“这事是出于我”（《列王纪上》12:24）——分裂不是偶然，乃是神对悖逆的审判性作为。

三代王朝的兴衰，不过百年，却把神定秩序与法老秩序的死结活生生地撕开给我们看：当王俯伏在神的主权之下，国家蒙福；当信仰被文化与政治取代，国家裂痕初现；当王彻底弃绝神、自我神化，国家立即陷入分裂与苦难。以色列人当年在旷野向神哭喊：“给我们立一个王，像列国一样治理我们”（《撒母耳记上》8:5-20），神警告他们：那样的王必抓你们的儿女、田地、牲畜，使你们做奴仆，他们却执意悖逆。神应允了他们的要求。结果呢？他们逃离了埃及的法老，却在自己选的王身上，重新戴上了更重的轭。

中国历史何尝不是如此？从秦始皇到历代帝王，再到近现代种种“新王”的登场，我们一次次听见那句熟悉的呼声：“给我们立一个王，像列国一样治理我们。”（《撒母耳记上》8:5）我们以为换了新的制度、新的主义、新的领袖，就能摆脱旧的咒诅，却不知只要拒绝让耶和华作王，人定秩序必然再次滑向法老秩序——只是鞭子换成了更精致的数字镣铐，蝎子鞭换成了更隐蔽的监控与恐惧。

极权之所以疯狂排斥基督教，不是因为它害怕教堂、害怕十字架、害怕《圣经》，而是因为它害怕真理。基督教的核心信息简单而致命：唯有上帝是神，任何人都不是；唯有神的律法高于一切，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制约；每一个人都在神面前平等，因此无人可以成为另一个人的绝对主人；每个人的良知直接向神负责，而不是向国家、向领袖、向集体负责。当百姓一旦看见这个真理，就会发现无论皇帝、组织、国家都不是终极的，都不是不可批评、不可反抗、不可质疑的。极权最害怕的，就是臣民“眼睛被打开，看见自己是赤身的”。正如十八世纪英国布道家查尔斯·斯伯吉在议会演讲时所说：“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只要《圣经》可以公开阅读，暴君就无法长久坐稳。”

然而《旧约》的故事从来不以审判结束，总是留下悔改与盼望的门。神对以色列的审判越严厉，祂显明的怜悯就越大；百姓堕落越深，祂兴起先知的声音就越响亮。北国以色列最终被亚述灭亡，南国犹大被掳巴比伦七十年，但神从未放弃祂的子民——被掳的苦难反而成了炼净与更新的熔炉，以斯拉、尼希米、撒迦利亚的时代，最终迎来了归回与重建。《旧约》的整个叙事都在告诉我们：咒诅不是终点，悔改才是出路；审判不是为了毁灭，而是为了挽回；历史循环不是铁律，而是人对神的回应所决定的轨迹。

纵观历史千年，战争与苦难萦绕在这片土地上挥之不去，就像一潭绝望的死水。赵晓教授说：“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土地像这片土地多灾多难，仅仅上个世纪就有一亿人死于人为的灾难。”（此数字为最宽口径估计，包含抗日战争、内战、大饥荒、文革等全部非正常死亡）[ 赵晓，“1212”特别论坛：文明转型与信仰更新，2025]即便是对中国这片土地而言，盼望也同样存在，而且只存在于同一个方向：归回上帝，让真神重新成为神，让人重新成为人，让物各归其位。这不是要把中国文化连根拔起，不是要否定一切传统美德，而是要把所有美德重新放回它本该扎根的土壤——对造物主的敬畏。没有这个根，孝道可能变成对暴君的顺从，仁爱可能变成对不公的沉默，礼仪可能变成虚伪的面子工程，中庸可能变成没有原则的圆滑。只有当真神坐在宝座上，文化才能被净化，权力才能被限制，律法才能高于人，个人才能在神面前找回真正的尊严与自由。

基督教文明之所以能在西方孕育出现代法治、人权、科学、慈善、大学、医院、公共伦理，并不是因为西方人种优越，而是因为他们至少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承认有一个超越所有人的主权的存在，承认所有人都在这个律法之下，因此国王也要受法律约束，教会也要受真理校正，科学也要在造物主的框架里谦卑探索。当上帝被放在首位，权力就被关进笼子，人性就被释放出来，文化就被赋予永恒的意义。然而历史同样无情地证明：即使一个文明曾经在神的恩典之下达到过巅峰，一旦它再次把上帝驱逐，堕落的速度往往比从未认识光的人更快、更彻底。欧洲就是最刺目、最令人心碎的活见证。中世纪的欧洲曾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基督教信仰塑造了从修道院到大学的整个知识体系，催生了哥特式大教堂的壮丽、经院哲学的严谨、医院与慈善机构的普及；正是因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才有了《大宪章》对国王权力的限制，才有了后来的普通法传统、代议制与近代宪政的萌芽；正是因为相信受造世界有秩序、有智慧，才有了培根、牛顿、开普勒这些基督徒科学家谦卑地“思想神的思想”。那时的欧洲虽然有黑暗面，却因敬畏上帝而保有敬畏之心，因承认罪性而保有悔改之心，因盼望永恒而保有道德与文化的张力。但从文艺复兴晚期到启蒙运动，一场看似“解放”的思潮悄然把上帝从王座上拉下来，把“人”高高举起。“人的尊严”不再是“神形象的尊严”，而成了“自主、自足、自我立法”的尊严。失去上帝的欧洲没有变得更理性、更自由，反而堕入最黑暗的理性：理性可以为种族清洗提供理论，理性可以把人变成编号，理性可以计算出用毒气室比子弹更“有效率”。今天，欧洲的教堂大多成了博物馆或清真寺，人口置换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进行。曾经的“基督教欧洲”如今在很多城市里，星期五的聚会比星期天的崇拜人多；曾经用拉丁文传讲福音的广场，如今用阿拉伯语呼喊口号。欧洲人用几百年的时间，把上帝从公共生活彻底驱逐，最终换来的是：

道德真空：安乐死、堕胎、变性手术被包装成“人权”；

家庭解体：离婚率、同居率、单身率、抑郁症发病率全球领先；

文明自杀：本土人口萎缩，却对大规模移民带来的文化冲击束手无策；

信仰失败：英国超过37%的人口填写“无宗教信仰”；法国、荷兰、瑞典等国“无信仰者”早已超过60%。[ British Social Attitudes Survey, “53% of British adults say they have no religion,” Politics.co.uk, 2023.]

这正是《圣经》的警告成全在眼前：“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创世纪》6:3）“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罗马书》1:28）欧洲的悲剧不是“基督教失败了”，而是欧洲背弃了真神上帝的信仰！它证明了一条冰冷的铁律：一个文明即使曾经在神的恩典之下达到过最高峰，一旦再次把上帝废掉，堕落与咒诅就会以加速度卷土重来，甚至比从未蒙光的文明更可悲——因为它知道光，却选择黑暗；它尝过恩典，却吐出来践踏。这正是今日中国必须引以为鉴的镜子：我们若以为只要“物质富裕”“科技发达”“文化自信”，就能避免欧洲的结局，那无异于自欺。欧洲的全面滑坡，不是从穷困开始的，而是从把上帝赶出学校、赶出法庭、赶出家庭、赶出人心开始的。靠近上帝，就是靠近真正的文明、自由与生命；远离上帝，哪怕曾经辉煌，最终也必然走向虚空、混乱与死亡。反过来，当上帝被驱逐，权力就必然成为新神，国家就必然成为新偶像，人就必然重新沦为工具。

今日中国若要走出咒诅的循环，唯一的出路就是从根源上归回——不是表面的宗教热潮，不是把基督教当作另一种“文化遗产”来消费，而是真正让那位创造天地的主重新成为公共生活与个人生命的中心。让教会成为盐与光，让信徒在职场、家庭、社区活出公义与怜悯的见证，让真理在民间自由流传，让年轻人重新学会追问“为什么”，让知识分子敢于为义受苦，让普通百姓敢为真相发声。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看见“除祂以外，别无拯救”，当越来越多的家庭在基督里得着医治，当越来越多的社区因福音而充满爱与盼望，历史的车轮就将被扭转——不是靠革命，不是靠改良，不是靠换一个人或一套主义，而是靠人心被更新，靠一个民族重新学会敬畏那位坐在高天的独一真神上帝。

这片土地的未来并非注定要继续沉沦。《旧约》的先知在最黑暗的时代仍敢宣告：“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诗篇》33:12）神的怜悯永远大于人的罪恶，祂的恩典永远追赶愿意回转的人。只要还有人肯谦卑下来，承认自己和这个民族的有限、软弱、骄傲与远离，只要还有人为基督徒被迫害感到忧伤，只要这个国家不再继续逼迫基督信仰，只要还有人肯为这片土地祷告、悔改、传扬真理，咒诅的锁链就会断裂，复兴的曙光就会升起。不是靠人的能力，不是靠政治运动，不是靠文化复兴，而是靠那位曾经对被掳的子民说“我要领你们归回”的同一句话。

中国的问题从来不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技术问题、文化问题，而是信仰敬拜的问题——我们究竟要把谁放在至高的宝座上？当真神重新被高举，人重新被尊为按神形象所造，物重新归回被造的地位，这片土地上千年循环的咒诅才会真正终止，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公义、真正的繁荣、真正的平安才会从天而降。

《旧约》对中国最残酷的诊断，也是最慈悲的邀请：这片土地的千年沉疴，不是缺制度、缺科技、缺文化，而是缺一个高于人的王。这个国家一日不俯伏在神定秩序的下面，只要人继续坐那个宝座，法老就会不断复活，鞭子只会越换越精致。唯有当我们听见那位在十字架上被刺穿为王的主说“成了”（《约翰福音》19:30），才敢承认“我错了”，才敢把王座腾出来，才敢让真神成为神，让人成为人，让物各归其位。

愿那日快快来到，

愿这片古老的土地，在认罪、悔改与归回的恩典中，

重新成为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

那将是有福的国，那将是有真正盼望的国。

参考书目：

1)1015，《从圣经看神定秩序和法老秩序》，（旧约概论论文，华夏福音神学院，2025）

2)刘小枫，《道与言——华夏文化与基督文化相遇》，上海三联书店1995

3)罗翔，《法律的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23，P20-32

4)杨虹,《慈祥与残酷——透视中国式父母之爱》，信实文化出版社2014

5)赵晓，刘军宁，“1212”特别论坛：文明转型与信仰更新，YOUTUBE,2025年10月13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BvarSSyomc&t=833s

6)王怡，《基督教与中国文化》2009年，YOUTUBE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AvC2XvU-yw&t=8362s

7)阿摩司，《圣经?阿摩司书》汉语圣经协会2012

8)ChatGPT，提供润色、修改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