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光：在敌人面前的筵席

作者：映光

一、中国教会历史中的逼迫与复兴

我们香柏之家的推荐书目里面有很多教会史方面的书，但大多是国际教会史，从初代教会、天主教时期、新教改革到现在，很多信主多年的弟兄姐妹应该都不陌生。但讲中国教会史的书并不多，因为基督教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一直处于边缘，从来没有变成主流，所以中国教会史可以说就是一部被逼迫的历史。

每次逼迫表面上是压制，却都带来福音更广泛的传播或教会更深地扎根，形成“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之局面。“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翰福音》12：24）中国教会的发展史，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这句经文，因为每一段逼迫迎来了一次复兴。

中国教会历史上遭遇的大逼迫与“教案”事件，可按时间顺序归纳为以下主要阶段：

1.唐元“昙花一现”——第一次遭剪除（7—9世纪）

公元635年，“大秦教”（景教）入华，一开始得到了一些发展，但到了公元845 年，发生了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唐武宗发动的“灭佛”事件。事实上，他不仅灭佛，也灭所有宗教，当然包括景教。景教当时已经本土化，以寺院的形式存在，因此寺产也都被没收。历史记载：当时300多名教士被迫还俗，不从者处死。这是基督教在中国第一次被连根拔起。

2.元末“也里可温”——第二次被扫荡（13—14世纪）

第二次在元末，基督教的一个分支“也里可温教”（蒙古语意为“有福之人”）也曾复兴。元朝的统治时间很短，那时实行的是非常民族化的政策，汉人的地位很低，但实际上民间还是有很多宽容度、很多空间的，因此基督教又一次复兴。但是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驱逐蒙古势力的时候，色目人及依附的基督徒群体也随之消散，汉地教会再次归零。

3.明清鼎革——第三次“禁教令”（17—18世纪）

明末清初，基督教又出现一段时间复兴，比较著名的有宰相徐光启等高官信主。康熙前期也与意大利的天主教会有联络，然而康熙后期政策骤变，著名宣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被下狱，各地教堂被查封。从1664年起，又进入到了第三次历史上大规模的“禁教令”。雍正延续了康熙的政策，1723年只留北京供历算之用的传教士，其余驱逐。中国过去的历法都不准确，汤若望改良修订了历法，就是我们现在还在使用的农历。持续百年的禁教期间，地下的基督信徒仅存于江南和福建沿海，其余都被连根拔除。乾隆到嘉庆年间仍然是禁止基督教活动，如果有神父（那时主要是天主教会）潜入，一经查获马上处死。1784年的“湖广教难”一次就捕押百余人。

我们熟知的由马丁·斯科塞斯执导的电影《沉默》，讲述了日本对基督徒的逼迫，非常凄惨，主内的弟兄姐妹看这部电影会觉得很心痛。在中国，展现教会遭逼迫、教案历史的书籍和影视作品很少。但实际上，回望神州大地上的基督教史，远比《沉默》更残酷。

4.19世纪“教案浪潮”（1844—1900）

到了清末的时候，随着中国教科书所说的“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后，随着工商贸易的发展，传教士也大量进入中国传教，尤其是很多所谓“不平等条约”里面都有重要的一条内容就是：允许传教士来传教。所以，基督教在清末有了一个极大的发展。

但鸦片战争后，官绅和民间都把社会崩溃转化为反教情绪，认为都是西方列强的侵略造成的，尤其是传教士还让中国人信教以后不能再祭祖，不能去拜鬼，严重影响了官绅和民间原来所遵循的传统文化，因此产生了巨大的冲突，之后40余年“几乎年年有教案”。

例如：1856年的“西林教案”，法国借口出兵，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广西的教会首次公开；1870年的“天津教案”焚毁望海楼教堂，法国领事死了10余名，曾国藩因此赔款道歉，也使教会被逼迫的情形在全国曝光了；1891年长江中下游的“反教骚乱”，教堂、学校被毁数十处，媒体的报道反而让很多当时不了解基督教的城市知识分子开始接触基督教书刊，因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897年的“山东巨野教案”，德国因为教案占领了胶州湾，鲁南成为19世纪末宣教士最密集的区域之一，烟台、青岛等地有很多当时基督教传教的遗迹，也推动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烟台的梨其实都是传教士种的，也为日后“耶稣家庭”等本土团体奠定了基础；1900年著名的义和团运动中，188名新教的传教士和5000余名中国的基督徒被杀，导致后面的八国联军入京，战后“庚子赔款”被英美教会用于兴办齐鲁、燕京大学和支持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等，间接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和福音机构化。

其实，我们对近代史的了解是非常片面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中所谓割地赔款的源头与教案都是有关系的。按道理来讲，清政府是同意传教的，但是屡屡民间的反教热潮造成了这些血腥的教案。清政府又不作为，杀了外来的传教士，造成了很多冲突，再进一步有所谓“不平等条约”的签署。如果不看基督教的历史，很难理解近代史。

5.20世纪“非基运动”与抗战考验（1922—1945）

进入 20 世纪后，“非基督教”开始变成一个社会化的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的1922到1945年间，中国知识界发起了一个“非基督教运动”，旗手胡适就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也是反对基督教的一个代表。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是欧美传教士创建的，这些大学教授神学课，主日也礼拜。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就提出“收回教育权”，要求教会学校必须注册和取消宗教课。“非基运动”使这些大学收回到本土管理，也不再允许大学传讲《圣经》，却也催生出本土化教会和神学写作，比如敬奠瀛的“耶稣家庭”、倪柝声“小群”，他们就在这个时候兴起了。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华北、华东的教会遭受了轰炸和屠杀，日本军队不只要消灭中华文化，还要消灭基督教，因传教士保护难民，还掌握相机与笔，是记录暴行的核心力量。2025年有部电影叫《南京照相馆》，实际上其中的故事是被嫁接了，真实的故事是当时包括约翰·拉贝等欧美传教士保护了大量的南京难民，日本人屠杀的罪证也是传教士放出去的。当时传教士在社会上有着重大的影响，包括我们所熟知的司徒雷登，既是传教士，也是燕京大学的校长，因保护中国人也曾被日本人关押。所以当时的基督徒包括西方的传教士都遭遇了逼迫，他们在抗战当中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和作用。抗战中大量西方传教士的集中撤侨，造成了本土信徒首次独立承担牧养，为1949年以后“三自”教会的雏形提供了经验。

6.1949以后——持续最久、覆盖面最大的逼迫

（1）1950年代“三自”与“控诉运动”

1950年的《基督教宣言》要求切断外国差会，不再允许任何西方的传教士进入中国来传教，不参加“三自”者就被视为帝国主义的走狗。1951年开始的“控诉大会”：许多传教士被游街、驱逐；王明道、倪柝声等领袖相继入狱，王明道因为拒绝担任“三自教会”的领袖，坐了将近30年的牢。1956年的“反右”运动，不光打“右派”，也是对基督教的大逼迫，上海的地方教会经历了“大恐怖夜”：李渊如、汪佩真、俞成华等七人七天七夜被鞭打逼供，俞成华死于狱中；张愚之继续秘密传道，后被枪决。

（2）1958—1976“集体化—文革”阶段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都是一个大逼迫的时代。到文革结束时，教堂悉数关闭、合并，或被工厂、学校占用，《圣经》几乎绝迹。这个时候唯一活动的就是农村的家庭教会，就是地下教会，在夜间山林、地窖中聚会长达20年，人数反而由1949年的约100万增至1979年的5,000万，涨了50倍，成为史上最快增长率之一。

在这个时期，也形成了5大家庭教会体系，比如在东北和山东、河南这一带，都是农村地下教会。他们非常不容易，因为在那个时期一旦被抓的话，都不简单是坐牢，主要的人物都要被枪毙。在香柏之家首次举行受洗仪式时，我们邀请了一位牧者——韩姐，就是农村家庭教会的带领人之一，她给我们分享过很多那个时期传道的艰辛：她因此坐过三次牢，他们那会儿受洗可能有一两百人，受洗的时间特别短，一个人不到半分钟，洗完了就赶紧撤离。读《圣经》都要等晚上别人都睡觉了，才能偷偷聚会在小树林里读，这就是当时农村家庭教会的情况。

（3）1982“19号文件”后—打压与增长并行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赵晓老师也分享过小平访美时跟卡特有过一个交流，卡特总统提出的三点，小平同意了印制《圣经》和开放教会，但没有同意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于是，中国迎来了一段比较宽松的时期，中国教会开始复兴。

但是到了1982年的《19 号文件》虽停止极左路线，但仍限制非登记聚会，罚款、劳教、拘留不断，又开始“打压和增长并行”的模式；1983年的“严打”、1996—2000年“打击邪教”都波及了大量家庭教会；但每次这种清洗都促使信徒转向更隐蔽、却倍增更快的“细胞化”模式。

（4）2004《宗教事务条例》至今

进入2000年，2004年的《宗教事务条例》要求登记场所、审批讲道内容；拒绝登记者被视为非法。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后，家庭教会大量进入灾区赈灾，当时赵晓老师的“香柏领导力机构”刚刚成立，也参与到公益的实践当中。但这之后官方再度收紧，2014年著名的浙江拆十字架运动，至2016全省被拆除的十字架约1500座，2018年新的《宗教事务条例》强化了互联网管控，未登记线上讲道可究刑责。然而线上敬拜、微教会反而在这个时期激增，尤其是疫情三年，因为大家无法线下聚会，很多教会转到了线上。

看着这些历史以及我们当下所面临的环境，我在心痛之余，想起的第一句震撼人心的经文就是：“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诗篇》23：5）这句话不仅是大卫个人的信仰告白，更是圣灵赐给整个教会、赐给每一位在患难与逼迫中跟随主之人的应许与盼望。

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我们的直觉里，筵席应当设在一个安全、温暖、熟悉的地方，比如在家中、教会、亲人和朋友之间，我们很难去邀请不喜欢的人甚至是敌人来赴筵。但神却刻意把筵席摆在“敌人面前”，为什么呢？

二、神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

1.《诗篇》23篇的背景

《诗篇》23篇特别有名，在我处境特别艰难、灵里特别低落的时候，它总是能给我力量；当我不知道要祷告什么内容的时候，我也默默地背诵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诗篇》23：1—6）

《诗篇》23篇明确标注了“大卫的诗”，大卫年轻时是伯利恒的牧羊人，先知撒母耳膏他时，他还是一个小孩，后来经历了很多的曲折，成为了以色列的王，耶稣就来自大卫的族谱。他的生平跨越了从牧羊人到战士（他先是用石子击杀了不可一世的非利士巨人歌利亚，变成了一个战士），再到君王的转变，这使得他对“牧者”与“羊”的关系有深刻的亲身体验。在伯利恒旷野放羊的经历，大卫深知羊的软弱和需要，也体会到牧者的责任和保护，这些成为他在《诗篇》里面描绘神为“牧者”的生动素材。他将神比作牧者，把自己比作羊，表达了对神供应、引导和保护的深切信赖。

大卫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我看过一本书名为《犹太人四千年》，比较了大卫、所罗门时期的同时代，以色列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无论从GDP、军事实力，还是它所创造的文明影响力，都是最强的国家。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君王，他从来没有标榜过自己的功绩和荣耀，却谦卑地把自己比作一只羊，称只有神能引导他。

而且大卫在很多《诗篇》中都表现出了自己的软弱，他的一生其实是多次面对逼迫的，比如遭扫罗追杀不得不藏在洞穴中，后背井离乡深入到敌人非利士人当中，晚年的时候又遭遇他儿子押沙龙的背叛和追杀等。在这些困境中，他经历了神的同在和拯救。《诗篇》23篇中提到的“死荫的幽谷”和“敌人面前的筵席”，便反映了他逃亡和受敌时的体验。

这首诗采用牧者比喻，是一首真正的信靠诗，表达了大卫在极度绝望、极度孤独的时候，对神的完全信靠。当人还有别的依靠时，往往不会完全地信靠神，而会寻求一些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到了尽头，没有任何依靠，只能信靠神，这就是这首诗的背景。

诗的结构从牧者引导羊到青草地，再到走过死荫幽谷，最后在敌人面前摆设筵席，展现了一种从日常到危机，再到得胜的旅程。这首诗很短，但实际上跌宕起伏。它不仅表达了大卫个人的信仰体验，也成为以色列民在困境中对神的集体信仰告白。它强调神是子民的牧者，会供应他们的需要，保护他们免受伤害，引导他们走向正义之路。这条义路是一条窄路，因为旁边险象环生，但最后要引导子民走向一个真正得胜的路，并不只是避开危险而已。

《诗篇》23篇的背景深深植根于大卫的个人经历、以色列民群狼环伺的历史以及古代近东的文化土壤之中，同时它也展现了一个超越时空的信仰真理：神是祂子民的牧者，引导、保护和供应他们的一切需要，而且这种保护是有意义的，不只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也是要彰显神的公义。

2.在敌人面前摆设筵席的深意是什么？

对敌人而言，这桌筵席代表了什么？它代表了三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就是“审判的预告单”：在强大敌人的逼迫面前，比如扫罗、押沙龙的逼迫追杀，大卫都是岌岌可危、弱小的一方，好像没有得胜的希望。这时敌人可能觉得自己胜券在握了，因此他们眼前所见的恩典，正是将来审判时的证据：神曾如此宽容、呼唤，他们仍拒绝。

第二层含义是“角色对调”：当我们觉得敌人无比强大的时候，神却摆设了一个筵席，神不只是让我们得救，不只让我们躲开逼迫，神也不是派天兵天将把敌人消灭掉，而是摆设了一个筵席。只有真正得胜了以后，才会用一个筵席去面对仇敌，这代表的是一种得胜的姿态，也代表了一种宽容。如果不回转，这就是一个审判的证据，也是一个角色的对调，从“追杀者”到“旁观者”，从“控方”到“背景板”。敌人在追杀、逼迫，但他们越想贬低神的子民，越成为神高举子民的脚架。

第三层含义是“一扇仍开放的门”：筵席常常是邀请朋友的，但这场筵席却邀请了敌人到场，说明筵席的邀请也向他们发出，地上的敌人若愿意转身，就能从看客变为宾客。这是神得胜的恩典，虽然在逼迫之中，但我们实际上是在得胜者的位置上。

3.为何不跟敌人刀兵相见，而“非要在敌人面前”摆席？

第一，显明祂的主权。这场筵席显然不是我们可以摆设的，因为我们在最深的逼迫当中，也是最软弱的时候，但神却摆设了一个筵席。敌人以为他们掌控了局势，可以藉恐吓、羞辱、暴力来摧毁信徒的信心。然而，神把筵席摆在他们眼前，宣告：真正的权柄不在逼迫者，而在坐席的主。我们知道权柄不在撒但手中，不在仇敌手中，真正的权柄是坐着为王的主耶稣，祂才是历史与王座的主宰，连敌人的忿怒也要成为祂荣耀的见证。

第二，显露祂的恩典。逼迫往往暴露人心的真实：有人退后，有人跌倒，也有人被火炼得更纯净。神在敌人面前摆设筵席，是要让逼迫者看见，也让我们自己经历：恩典够我们用，祂的慈爱永不隔绝。

第三，成就祂的见证。初代教会教父特土良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当信徒在敌人面前仍能欢喜坐席，平静而坚定地宣告“我属于基督”，黑暗权势便无地自容，而观望的世界也被震撼，归荣耀给神。我们不过是客旅，我们的一生不过是见证而已，但往往就是透过逼迫成为了一道光，影响更多的信徒，所以这场筵席也是神的一个见证。

4.《圣经》中“敌人面前筵席”的历史见证

（1）大卫迎约柜

大卫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典，迎接约柜进首都耶路撒冷，然后献上平安祭、为民祝福，甚至跳起了欢快的舞蹈，随后分发食物给众民：“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就是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并且分给以色列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众人就各回各家去了。”（《撒母耳记下》6：17—19）

实际上，那个时候的以色列并不强大，周边仇敌环伺。在这种情况下，把约柜公开抬进圣城，在敌人眼皮底下举行全国性敬拜筵席，对周边的敌人是一种震撼，是一场在敌人面前的演习。也是在向列国宣告“谁才是真王”，不是大卫，不是以色列这样一个国家，而是大卫和以色列背后的真神！

（2）所罗门献殿

到了所罗门最鼎盛时期，所罗门献殿。我们知道，大卫筹备了圣殿的一切，最后由所罗门这位和平之君建起了圣殿。“所罗门祈祷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因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殿，所以祭司不能进殿。那火降下，耶和华的荣光在殿上的时候，以色列众人看见，就在铺石地俯伏叩拜，称谢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王和众民在耶和华面前献祭。所罗门王用牛二万二千，羊十二万献祭。这样，王和众民为神的殿行奉献之礼。祭司侍立，各供其职；利未人也拿着耶和华的乐器，就是大卫王造出来，藉利未人颂赞耶和华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祭司在众人面前吹号，以色列人都站立。所罗门因他所造的铜坛容不下燔祭素祭和脂油，便将耶和华殿前院子当中分别为圣，在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牲的脂油。那时，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会，守节七日。第八日设立严肃会，行奉献坛的礼七日，守节七日。七月二十三日，王遣散众民。他们因见耶和华向大卫和所罗门与他民以色列所施的恩惠，就都心中喜乐，各归各家去了。”（《历代志下》7：1—10）

所罗门邀请了很多外邦使节，这些外邦使节都是拜偶像的。他们来观礼，看见耶和华的荣耀与火降下，筵席成为福音布道与威慑的双重舞台，所以献殿的仪式也是一场重大的盛宴。

（3）以斯帖设“两席”（《以斯帖记》5—7章）

最有代表性的是以斯帖，她是一个隐瞒了自己身份的波斯王后，没有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是犹太人。当宰相哈曼向波斯王献上阴谋诡计，要杀死所有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面临灭族危险的时候，以斯帖勇敢地承担了她的责任。她两次邀请哈曼赴宴，并勇敢地在与哈曼同席时公开了自己的身份。最后的结果是一个大的反转：哈曼被挂在了自己所筑的（本来为以色列准备）木架上。这是神行的奇事，也是神在仇敌面前所摆的筵席。

（4）耶稣与罪人同桌（《路加福音》15：2）

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更能看到这样的一种敌人面前的筵席：耶稣带领的往往是一些税吏和罪人，法利赛人、祭司这些律法主义者经常指责耶稣的门徒是不守律法、不洁净的人。但是在这些宗教“敌人”面前，耶稣与罪人们同席，这是“冒犯性”的筵席——他们看见神竟与“不洁净”者同欢，这是对天国得胜的预演。耶稣说：“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我们知道世上本没有一个义人，更别提这些假冒为善的律法主义者了，他们其实并不是义人。

再如，我们非常熟悉的圣餐礼，也是在敌人面前的筵席——圣餐礼的由来是耶稣在逾越节、要上十字架的前一天摆设的一场盛宴。

（5）《启示录》羔羊婚宴

当然，最后一场盛大的筵席——羔羊的婚宴： “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启示录》19：6—9）这也呼应了大卫这首牧人和羔羊的诗。

《启示录》中描写兽、地上众王、大巴比伦在末世的时候统治了世界，他们的权势无与伦比。但是这时圣徒被邀请赴天上耶稣摆设的筵席，同时地上对巴比伦的审判也展开了，七杯、七碗大灾难降下。这很像电影的蒙太奇镜头，展现给我们的是天上的喜宴，盛大的、得胜的筵席和地上那些被审判者的哀哭，敌人被迫观看自己最终的失败。

透过这些《圣经》的案例，从以经解经的角度去看23篇，我们就能更深地理解这是一场什么样的盛宴和为什么要在我们敌人面前摆上筵席：因为它是一场最终得胜的筵席，神早已预定了得胜的结局，我们只是在经历这个过程。所以，我们要以得胜者的姿态去面对逼迫，而不是以失败者的姿态来应对。

5.筵席中享用的是什么？

这是什么样的筵席呢？我们在这样的筵席上享用的是什么呢？只是普通的美酒、美食吗？神为承受苦难的受逼迫者预备了什么？大卫用这首诗歌回答了我们：

首先祂预备了膏油——圣灵的同在与印记。筵席开始，主人用香膏浇在客人头上。逼迫中的基督徒最需要的不是环境逆转，而是圣灵在心灵深处持续地膏抹。在筵席开始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被膏了，祂赐下说不出来的叹息与代祷，赐下出人意料的平安，使我们在各种逼迫中，仍能昂首见证“耶稣是主”。我们要记住在这场筵席中我们是受膏的，就像大卫只是一个牧童的时候，就被撒母耳膏了。我们每一位跟从主耶稣的都是君尊的祭司，在这场筵席中我们都有份的。当想到这样的身份时，我们就不要只是恐惧，而要看到神用香膏直接浇在这些受逼迫的人的头上。

第二是满溢的福杯——喜乐与盼望。杯象征的是命运，我们的命运早已预定，我们都是得胜者的位分。世人看逼迫中的信徒是“苦杯”，他们只看到了受逼迫者的苦难，被关押、鞭打，但神却让它变成喜乐、救恩的杯。因为祂应许：“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马太福音》5：4）这喜乐不取决于处境，而源于对永世筵席的确据。我们最终是得胜者，现在所遭遇的苦难、逼迫，都是得胜的确据，也都是神要在这场盛大的筵席当中所记念的。

第三是同在的群体——身体彼此相顾：筵席不是单人套餐，而是群体宴席。《希伯来书》13章3节说：“你们要记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当一部分肢体在火窑里，整个教会都要围绕他们——或祷告、或救济、或发声。当遭遇逼迫的时候，往往是教会最团结的时候，也是基督徒信心最大的时刻。仇敌为什么要把这些人关押起来？因为孤立是撒但最擅长的战术，而属神的子民灵里是在一起的，“同坐席”的团契是神给脆弱者的盾牌。

6.我们该如何赴席？

（1）坦然无惧

大卫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诗篇》23：4）恐惧本身不是罪，但让恐惧主宰我们才是问题。一切的恐惧其实都是仇敌制造的，当我们心生恐惧的时候，我们要知道那不是来自神的，因为神给了我们一切的供应，神不会让我们恐惧。

当然，坦然无惧不是天生的勇气，而是神给予我们的一种信心，它是祷告操练的结果：把每一次心慌的惧怕交托给神，让神的爱一次次浇灭惧怕的火焰。就像大卫这样的勇士，行过死荫的幽谷时也有恐惧，如果没有恐惧，他为什么要躲避呢？但是他知道，当他依靠神的时候就没有恐惧了。因此，当我们跪下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站起来成为巨人。每个人都会软弱，当完全信靠神的时候，我们就变得刚强了。

（2）以德报怨

耶稣教导：“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马太福音》5：44）这不是道德高论，不是假冒为善，而是一种属灵战略。逼迫者期待我们以怒制怒、以暴易暴，好让他们有借口继续妖魔化信仰。假如一个基督徒去报复社会，很多人会说“这就是你们信的”。然而，当基督徒在监狱里为施暴者祷告，在法庭上给迫害者一个拥抱，黑暗国度的根基就动摇。爱，是拆毁邪恶循环的终极武器。我们知道，神已经让我们得胜了，不是依靠弱小的身体，乃是我们紧紧依靠神。在这场筵席当中，我们邀请敌人来赴宴。即使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依然是得胜者。因此，我们反而对逼迫者心生怜悯。

（3)恒久忍耐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最终的那场盛宴才是结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然要忍受逼迫。《启示录》第6章10节：“（殉道者）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有时候我们甚至等不到公义的时刻，然而神是高维的神，祂并非我们所认知的时间。我们总是觉得时间很漫长，尤其在受逼迫的时候。神没有立即伸冤，却给他们白衣，吩咐再稍候。神有祂的计划，祂的时间表不同于我们，但我们坚信祂的公义终必降临。恒久忍耐不是被动认命，而是积极信靠：在等候中继续传福音、继续爱邻舍、继续行善。因为“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马太福音》24：13）

三、从初代到当代教会在逼迫中爆发的见证与应用

有一个生在海外的华人弟兄说：“我很羡慕你们大陆的基督徒，因为你们可以有更好的见证。”其实我们要感谢这样的一个环境，因为初代教会就是这样在逼迫中成长、繁荣的。每当大逼迫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重读《使徒行传》，重温其中呈现的和中国教会发展史一样清晰而反讽的“铁律”——逼迫越猛烈，福音越爆发；敌人越聚集，福音越扩散！

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只有十二个使徒跟着耶稣，然而在祂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去向了。但是，五旬节初代教会建立以后，福音却广传。神甚至使用逼迫基督徒的人成为祂重要的使徒，比如保罗在年轻的时候逼迫基督徒，后来却成了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这也是一个在敌人面前摆设筵席的重要案例，保罗的一生就是这样一个见证。

1.《使徒行传》中十次主要逼迫及其“后续的爆炸效应”

大卫·鲍森说，《使徒行传》中的那些逼迫就像是一颗石子投到了水中央，每一次逼迫都迎来一次复兴，这是《使徒行传》叙事的一个隐含逻辑。

(1)《使徒行传》4：1—22

彼得、约翰被公会逮捕、恐吓，最后二人被释放，会众祷告得圣灵震动，“放胆传讲神道的人越发增添”，这是《使徒行传》描写的第一次逼迫。

(2)《使徒行传》5：17—42

十二使徒全体下监、被鞭打，被鞭打以后还很欢喜，“他们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

(3)《使徒行传》7：54—8：3

司提反殉道，这是《圣经》记载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人。司提反殉道以后大逼迫爆发，门徒四散，但是散了以后,反而是“往各处去传道”。尤其是在外邦撒玛利亚这样一个拜偶像的地区，首次大规模归主。还有，连埃塞俄比亚一个非洲的太监都受洗了。

(4)《使徒行传》8：3；9：1—2

扫罗挨家搜捕、下大马色拿信徒，教会看似瓦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扫罗反而归主，在耶稣大光的照耀下，他成了一个圣徒，最大的逼迫武器被神缴获了。亚拿尼亚这些使徒们才敢为“头号恐怖分子”扫罗按手。所以，我们不要看那些逼迫者，也许这些人将来会成为神所使用的重要器皿。

(5)《使徒行传》12：1—19

雅各被杀、彼得被囚。结果彼得神奇地出狱，教会通宵祷告后“希律被虫咬死”“神的道日见兴旺，越发广传”。

(6)《使徒行传》14：4—20

路司得的群众受到挑唆，保罗差点被石头打死，这次他与司提反一样都被众人拿石头砸，结果保罗却神奇地起来再次进城，坚固门徒。这样一个从死人堆里活过来的人，他第一件事就是去传福音、坚固门徒，“众教会的信心越发增长”。

(7)《使徒行传》16：16—40

腓立比被棍打、下内监、木狗，木狗是一个刑具，都是酷刑。结果地震了，监门全开，保罗居然带领狱卒全家受洗，官长亲自“陪送”出狱，福音首次正式合法地出境。

(8)《使徒行传》17：5—9

帖撒罗尼迦的暴徒围攻，保罗被救出去了，这场逼迫却成了一个“广告”——“马其顿、亚该亚……主的道传开了。”（参《帖撒罗尼迦前书》1：7—8）保罗的每一次传道的经历其实都是围绕着一次逼迫。

(9)《使徒行传》19：23—41

以弗所银匠暴动，全城混乱。保罗在以弗所最中心的街区、斗兽场里传福音，最多的时候上万人来看他演讲。但以弗所城是一个旅游城市，拜“多乳女神”的淫乱城市，这些银匠就是靠卖雕刻的偶像而活。你可以想象，往少林寺传福音，大家都不买少林寺的那些商品了，靠寺养活的人就会很痛恨你。保罗因此被迫离境但暴乱反而为教会打了一个“全国性的广告”，路加总结“主的道大大兴旺，得胜”。

(10)《使徒行传》21：27—28：31

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捕，辗转下狱，最后到了罗马。保罗一直想到罗马，没想到自己作为一个囚徒到了罗马。结果，他在罗马“放胆传讲神国的道，没有人禁止”，罗马的军士们都听见了福音，《使徒行传》全书也以无法禁止的福音收场。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300年，最终基督教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

“逼迫”在使徒行传里被圣灵彻底“武器化”——每一次打压都成为福音的弹射器；敌人点燃的火焰，最终只照亮了更大的复兴地图。当看到逼迫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圣经》和历史已经给了我们答案。

回顾以上提到的中国教会历史，无论唐、元、明三次“连根拔”→福音种子休眠后再入；还是19世纪的教案→引爆全国关注，却奠定现代传教与教育网络；亦或20世纪政治运动→教堂关门、《圣经》稀缺，却催生全球最大的本土信徒群体。这都在向我们述说：“逼迫越政治化，教会越民间化；打压越集中，扩散越分散；越希望教会灭绝，福音越呈指数级复制。” 这正是“殉道者血是种子”的中国版注脚。所以，我们面对逼迫不要悲观，不要失望，纵观整个基督教发展的历史，我们都能看到哪里有逼迫，哪里就有福音的兴盛。

2.当代教会的应用与回应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逼迫呢？你要问我有没有恐惧呢？实话说，谁没有呢？大卫在23篇都坦诚他是软弱的，行在死荫幽谷中的人能没有恐惧吗？我也常想，也许单身一人，倒不会有太多恐惧。但很多时候，我们的恐惧来自于我们的责任和爱。我有80岁身体不好的老母亲，还有上中学的一儿一女要抚养，人到中年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我要尽儿子与父亲的责任，这些“软肋”时常是使我恐惧的源头。但当知晓《诗篇》23篇经文背后的意义，我在真理里面就得到了自由与勇气。

(1)我们不是失败者，而是座上宾

当世界嘲笑你“被时代抛弃”，当你变成少数派的时候，当你被孤立的时候，当你面临很多威胁的时候，请记住：在敌人面前坐席的，是被神亲自邀请的贵宾。你的价值不取决于权势的认可，而在于羔羊的宝血。今天，祂在天上为你摆设得胜的筵席，地上的一切羞辱终将成为你冠冕的铺垫。这一切都是冠冕，我们要庆贺，有一些牧者他们已经戴上了冠冕。

（2）我们不是孤单客，而是有众军同行

《希伯来书》12章1节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从亚伯到司提反，从古叙利亚的殉道者到当代受囚的牧者，他们都在看台上为我们加油，我们并不孤单。

在历史当中、《圣经》中的圣徒跟我们在一起。同时，全球身体正在与我们连结——那些查理·柯克所激荡的北美地区、欧洲和中国的基督徒，这么多的弟兄姐妹都在一起默默地祷告。这些祷告声跨越时区，这些爱穿越边境。所以，在孤单寂寞的时候，我们的一滴眼泪都落在无数人的心上。因为主耶稣说过，我们连在一个葡萄枝上，我们是一个肢体。

（3）我们不是绝望者，而是黎明前的哨兵

其实，人的眼睛是非常有限的，常常只能看到黑暗，看不到曙光。鸡都比人们先看到天亮，它报晓的时候，天还是黑的。我们以为最黑暗的时刻，正是最接近天亮的时刻。为什么会有大逼迫的来临？其实这源于仇敌的恐惧，如果仇敌觉得自己在得胜者的位置，往往表现得宽容。所以逼迫看似凶猛，却常是福音爆炸性扩展的前奏。我们为什么要讲教会历史，为什么要讲《使徒行传》的逻辑，就是要让同路人看到希望。历史一次次证明：神用“敌人面前”的舞台，展示祂最荣耀的作为。所以，你今日的坚持，将成为明日种子的土壤。

神不是把我们藏在温室里，我们也不是温室的花朵。我们不是只与亲朋好友吃吃喝喝，而是在敌人面前摆设筵席。这不是残忍，而是高升；不是弃绝，而是荣耀。愿我们无论此时身处安稳还是火窑，都抬头望见那位为我们擘饼、举杯的主。祂曾走过比我们所知更长的苦路，祂的伤痕是我们的确据，祂的复活是我们的盼望。耶稣所经历的三年半传道，不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吗？祂受到的逼迫难道不超过我们所有人吗？那些使徒们所受到的逼迫不也是《圣经》给我们最重要的见证吗？

最后，让我们同声回应：“主啊，谢谢祢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求祢赐下圣灵膏抹，让惧怕退后；赐下爱的江河，使仇恨融化；赐下终局的异象，叫忍耐有根。愿我在今日的课堂、办公室、家庭、监狱、异国他乡，都能抬头挺胸，与祢同坐席，让逼迫者看见，让疑惑者听见，让全地知道：耶稣是主，祂的慈爱永远长存！”阿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