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是制度的函数——回应兰德报告系列番外

赵晓原创

数据是制度的函数——回应兰德报告系列番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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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春天，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家罗斯基（Thomas Rawski）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中国的GDP统计出了什么问题？》。他注意到一组彼此矛盾的数字：1998年，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是7.8%，可是同一年，全国能源消费在下降，就业增长急剧放缓；那一年长江发生了特大洪水，几乎每个省份的农业产量却都报告增长；民航机票打了三到四折，居民收入还在上升，民航客运量却只增长了2.4%。罗斯基推断，1998年的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实际收缩了约2%。

这篇文章在海内外引起了一场不小的争论。那时我在国家经贸委工作，写了一篇回应文章，题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故事》。我的结论是：中国的经济数据有高估的，也有低估的，未必是系统性的高估。这篇文章后来得到国务院总理的批示，转给国务院经济学家会议参阅。就在此前一年，这位总理还为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题写了校训，其中一句是“不做假账”。

三个场景，同一个问题：中国的经济数据，究竟能不能信？

这个问题，兰德报告也碰到了。本系列第三篇已经讲过，兰德在一条注释里转引了一个“夸大最多60%”的说法，我顺着注释追到源头，这个数字在原始研究里根本找不到出处。可是数字的旅程虽然可疑，问题本身却是真实的。这一篇，我想换一个角度回答它：不去争论某一年的数字是高是低，而是追问，什么样的制度会生产出真实的数据，什么样的制度会生产出失真的数据。

这一篇也是一次自我审判：我要重新检视自己二十多年前的那个答案。

二、当年的答案，为什么在当时成立

先说我当年是怎么得出“有高有低”这个结论的。

在国家经贸委工作的那些年，我观察到两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地方层层汇总上来的数据质量差，统计部门直接抽样调查得来的数据质量高。第二个现象：制造业的数据偏于高报，服务业的数据偏于低报。当时的制造业，大多由政府主导，产值、增速都是地方政绩的门面；服务业则以民营企业为主，许多企业不愿露富，有的干脆游离在统计之外。

从这两个现象里，我归纳出两条规律。第一条：领导重视的数据，失真的可能性就大；领导不重视的数据，反而比较真实。第二条：经济越市场化，数据的真实性就越好；经济越政治化，数据失真的可能性就越大。

两个现象和两条规律，其实是一件事的两面。地方汇总的数据之所以差，是因为它经过了一层层要为数字负责的人；抽样调查之所以好，是因为调查员与被调查的地方没有利害关系。制造业之所以高报，是因为它在政府的视线之内；服务业之所以低报，是因为它在市场之中、在政府的视线之外。

按这两条规律去看20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结论自然是“有高有低”。被列入考核、被领导反复追问的指标，确实有被做大的冲动；可是大量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快速成长的服务业和民营经济，当时根本没有进入领导的视线，统计体系也还没跟上，于是被系统性地低估了。中国的统计体系脱胎于计划经济，原本是为统计工厂产值设计的，对餐馆、物流、个体户、软件和金融这些服务业，天然地数不全。

后来的事实证明，低估的那一半是真实存在的。2004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之后，国家统计局把当年的GDP向上修订了16.8%，新增的部分绝大多数来自服务业；此后历次经济普查，又分别向上修订了4.4%、3.4%和2.1%。21世纪10年代中期，几位西方经济学家用夜间灯光数据检验中国的增长，也没有找到系统高估的证据，某些年份的真实增长甚至可能高于官方数字。

所以，当年的答案在当时是成立的。它成立的条件，就藏在那两条规律里：在一个快速市场化的经济里，大部分经济活动发生在领导的视线之外，市场自己在记账，数据的水分就会被稀释，高估与低估大体相抵。

三、当年的答案，为什么今天不再成立

可是，条件变了。

第一个变化发生在2008年之后。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大规模的刺激政策让投资和增长目标重新成为各级政府的头号任务。经济学家谢长泰和他的合作者后来用增值税数据重新核算，发现2008到2016年间，中国官方增速每年约高估1.7个百分点，到2016年底，经济规模大约被高估了12%。他们找到的原因，正是地方官员完成增长目标的激励，而且这种扭曲在2008年之后越来越严重。

这一时期，一些地方自己揭开了盖子。2017年，辽宁省公开承认，2011到2014年间省内存在财政数据造假；2018年初，天津滨海新区把2016年的GDP从一万亿元核减到6654亿元，一次挤掉了三分之一。

第二个变化发生在2021年之后。房地产泡沫破裂，经济进入通缩，而增长目标依然稳定在5%左右。当真实经济无法自然地达到目标时，数据的偏差就不再是“有高有低”，而会变成单向的。国内外多家机构的独立估算，都指向官方增速与其他指标之间越来越大的缺口。

把这两个变化放回我当年那两条规律里，答案就清楚了：我当年的规律没有被推翻，被推翻的是它所依赖的条件。二十多年前，市场化的大潮让大部分经济活动离开了领导的视线；今天，经济政治化的回潮，又把越来越多的数据拉回到了领导的视线之下。规律还是那两条，只是天平倒向了另一边。

四、学理侦探：一条跨越国界的定律

后来我才知道，我当年在机关里摸索出来的那条规律，在西方早有人用理论的语言说过。

1975年，英国经济学家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提出：一个统计指标一旦被当作政策目标，它就不再能准确地反映它原本要反映的东西。一年之后，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坎贝尔（Donald Campbell）说得更直白：一个量化的社会指标越是被用于社会决策，它就越容易受到腐蚀的压力，也越会扭曲它本来要监测的那个过程。后人把前者称为古德哈特定律，把后者称为坎贝尔定律。

“领导重视的数据失真大”，就是坎贝尔定律的中国版本。它不是一国独有的病，而是一切把数据当作考核工具的体制都会得的病。

最极端的例子在苏联。1987年，苏联经济学家哈宁（Grigory Khanin）与记者谢柳宁（Vasily Selyunin）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狡猾的数字》。他们估算，从1928到1985年，苏联官方宣称国民收入增长了近九十倍，而他们重新计算的结果，只有不到七倍。一个把计划完成率当作最高标准的体制，最终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大。四年之后，苏联解体，许多人到那时才发现，这个庞然大物远没有数字上看起来那么强壮。

可是，坎贝尔定律只回答了数据为什么会失真，没有回答怎样才能让数据真实。要回答后一个问题，需要看那些数据可信的国家，究竟做对了什么。

五、数据是制度的函数

综合各国的经验，我认为，一个国家的数据是否可信，取决于四个制度条件。

数据可信度＝ f（测量与考核的距离，统计的独立性，来源的多元性，质疑的安全性）

第一，测量与考核的距离。数据离考核越近，就越容易失真。这是坎贝尔定律的直接推论。一个统计员若要为自己填报的数字承担政绩后果，他就不再是统计员，而成了当事人。真正的解决办法，不是加大对造假的处罚，而是让统计数据尽可能地远离对官员的考核与奖惩。只要GDP增速仍是地方官员晋升的硬指标，再严密的统计制度，也只能和造假的冲动打一场永远打不完的仗。

第二，统计的独立性。1994年，联合国统计委员会通过了《官方统计基本原则》，第一条就要求官方统计必须保持专业上的独立，依据严格的专业考量来决定统计的方法与发布，不受政治干预。很多国家把它落实为具体的安排：统计机构的负责人有任期保护，数据按事先公布的日历准时发布，发布之前政治领导人无权审阅。

这些原则一旦被打破，代价是惊人的。希腊是一个例子。2009年，新政府上台后发现，前任公布的财政赤字严重失实，修订后的数字远远超出欧元区的规定，直接引爆了欧债危机。2010年出任希腊统计局局长的乔治乌（Andreas Georgiou），按欧盟标准重新核算了数据，结果却在国内被反复起诉，被指“夸大赤字、损害国家利益”，多年缠讼。全世界的统计学会都站出来为他声援。阿根廷是另一个例子：2007年以后，政府干预国家统计局，长期低报通货膨胀，201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次对一个成员国的数据质量发出正式谴责。

公平地说，美国也并非对此免疫。2025年8月1日，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了一份疲弱的就业报告，并大幅下修了此前两个月的数据，川普总统当天就下令解除了劳工统计局局长的职务，指责她操纵数字。她的前任、由川普本人在第一任期内任命的局长比奇（William Beach）公开说，这一指控“毫无根据”。经济学界普遍认为，这是对美国统计体系公信力的一次严重伤害。用本系列一贯的两杆秤来称：统计的独立性，在哪里都不是一劳永逸的，它需要每一代人去守护。

第三，来源的多元性。数据最怕的不是有人造假，而是无从对账。一个数字如果只有一个来源，它就无法被检验；如果有十个彼此独立的来源，造假就很难不露馅。

这正是我当年那第二条规律的学理所在：市场化之所以让数据更真实，是因为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对账系统。每一笔交易都会留下发票、税单、银行流水和合同；企业为了少交税，不会虚报产值；外国海关记录的进口，可以核对中国的出口。谢长泰等人之所以能把中国的GDP重新算一遍，靠的就是增值税数据：没有哪家企业愿意为并不存在的产值多交一分钱的税。当年李克强看用电量、货运量和贷款，也是同一个道理。一个经济越是由市场交易构成，它留下的可以对账的痕迹就越多；越是由行政命令驱动，它留下的就越是只有一个来源的报表。

所以，保证数据质量最好的办法之一，是让尽可能多的独立来源存在：允许民间机构、学者和企业公开发布自己的估算，公开统计方法和尽可能多的原始数据，让外部的研究者能够检验官方的数字。

第四，质疑的安全性。这是最后一个条件，也是最根本的一个。

回到开头的三个场景。2001年，一位外国学者公开质疑中国的数据，引发了一场国内外的大讨论；一位体制内的年轻人写文章回应，这篇回应被总理亲自批给经济学家们参阅。不论谁对谁错，那是一个质疑、反驳、讨论、再检验的完整循环。正是这样的循环，让人们后来通过经济普查发现了服务业的大量低估，也发现了地方数据的大量水分。

一个数据体系能否纠错，最终不取决于统计方法有多先进，而取决于说出坏消息的人是否安全。如果质疑数据的人要付出代价，那么剩下的人就会学会沉默；而沉默的数据，是最危险的数据，因为它让决策者在错误的地图上航行。这就回到了本系列第五篇所说的方向层纠错，和第六篇所说的说真话的勇气。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在这些方面也做过认真的努力。2009年修订的《统计法》强化了对统计造假的追责；2015年，中国采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公布特殊标准；2016年，中央出台专门文件，要求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的真实性；此后又推行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由国家统计局统一核算各省的GDP，此前各省加总远超全国总量的现象由此基本消除。回头看，这些改革的思路，与我当年观察到的第一个现象是一致的：既然地方层层汇总的数据不可靠，就让统计部门直接调查、统一核算，把数据的生产从地方政绩中剥离出来。这些改革，主要针对的是地方层面的数据扭曲，也就是第一个条件和第三个条件，而且确有成效。可是第二个和第四个条件，即统计的独立和质疑的安全，关系到更高的层面，这正是今天的问题所在。

六、判词

数据不是统计技术的产物，而是制度的产物。测量离考核越远，统计越独立，来源越多元，质疑越安全，数据就越真实。看一个国家的数据是否可信，不必先看它的统计方法，而应先看它怎样对待说出坏消息的人。

二十多年前，我的答案是“有高有低，未必系统性高估”。今天我仍然认为，那个答案在当时是对的。但我更想说的是：那个答案之所以成立，不是因为统计技术高明，而是因为那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市场化的大潮之中，大部分经济活动离开了领导的视线，市场替统计局记着账，而质疑数据的声音能够被听见，甚至被总理批示转发。

条件一变，答案就会变。这本身就是本篇最重要的结论：数据是制度的函数。

七、对决策者的含义

对经营者。不要只看一个总量数字做决策。在数据可信度下降的时候，更要学会看那些难以造假、可以对账的指标：用电量、货运量、海关进出口、上市公司的营收与利润、税收收入、就业平台的招聘数据、自己企业的订单和回款。经营者手中最可靠的数据，往往是自己账本上的数据，以及上下游客户的真实订单。把它们和官方的总量放在一起看，差距本身就是信息。

对施政者。错误的数据会让决策者在错误的地图上航行，最先受害的，恰恰是做决策的人自己。保证数据真实，不是统计部门一家的事，而是整个治理体系的基础设施。最有效的改革，是让数据离考核远一点，让统计机构独立一点，让独立的估算多一点，让质疑的声音安全一点。当年朱镕基题写“不做假账”四个字，针对的是企业层面的会计；今天，同样的四个字，也应当写在整个国家的统计制度上。

注释

Thomas G. Rawski, “What Is Happening to China’s GDP Statistics?” China Economic Review 12, no. 4 (2001)。文中所引证据，据匹兹堡大学校刊对该研究的报道整理。
作者《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故事》（2002年），曾由朱镕基总理批转国务院经济学家会议参阅。“不做假账”为朱镕基2001年为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所题校训中的一句。
高善文2024年12月3日在国投证券年度策略会上的发言，以及12月12日在华盛顿论坛上的发言，据中央社转引《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其逝世消息，据《中国证券报》报道。
历次经济普查对GDP的修订幅度（16.8%、4.4%、3.4%、2.1%），据国家统计局关于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后GDP修订的说明及相关报道。
John Clark, Maxim Pinkovskiy, and Xavier Sala-i-Martin, “China’s GDP Growth May Be Understated,”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0)。
Wei Chen, Xilu Chen, Chang-Tai Hsieh, and Zheng Song, “A Forensic Examin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Accounts,”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019)。
天津滨海新区2016年GDP核减，见《每日经济新闻》2018年1月15日报道；辽宁财政数据造假，为辽宁省政府2017年1月公开承认。
Charles Goodhart, “Problems of Monetary Management: The U.K. Experience”（1975）；Donald T. Campbell,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Planned Social Change”（1976年发表为工作论文，1979年正式刊发）。
哈宁与谢柳宁《狡猾的数字》，载苏联《新世界》杂志1987年第2期。文中增长倍数为作者据二手文献概述；哈宁本人后来的概括是，官方数字把国民收入的增长夸大了十三到十五倍。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官方统计基本原则》，1994年通过，2014年获联合国大会认可。
关于希腊统计局前局长乔治乌一案，参见美国统计学会的相关声明；阿根廷数据问题，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3年2月对阿根廷的谴责声明。
关于美国劳工统计局局长麦肯塔弗（Erika McEntarfer）于2025年8月1日被解职一事及各方反应，据公开报道整理。
中国统计制度改革：2009年修订《统计法》；2015年采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DDS）；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自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起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