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先发现下一个模式？——回应兰德报告系列之七

作者：赵晓

一、十八个红手印

1978年12月的一个冬夜，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十八户农民聚在一间破旧的茅草屋里，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份契约：把集体的土地分到各家各户耕种，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如果干部因此坐牢，其余的人负责把他的孩子养到十八岁。写完，十八个人在名字上按下了红手印。

这在当时是冒着坐牢风险的事。可是第二年秋天，小岗村的粮食产量，据记载相当于此前五年的总和。消息传开，先是被争论，然后被默许，最后被肯定。几年之内，“包产到户”推向全国，成为改革开放的第一块基石。

两年之前，1976年，在大洋彼岸加利福尼亚的一间车库里，两个年轻人组装出了一台简陋的电脑，给它取名“苹果”。没有人规划过这件事，也没有哪个部门批准过它。二十年后，个人电脑和互联网彻底改变了美国的经济。

讲这两个故事，是因为本系列要在最后回答兰德报告留下的那个问题：谁能先造出下一个成功的模式？而这两个故事提示我们，这个问题本身可能问错了。

二、兰德怎么说：模式、配方与转型

兰德在第七章写道，中美两国都在接近各自默认的国家实力模式的极限。美国去中心化的自由市场模式，造成了严重的依赖，让产业基础流失，也纵容了不平等和信息环境的腐化；中国以出口、高投资和国家主导为特征的模式，正撞上人口、债务、生产率回报递减和国际抵制的天花板。两国同时面对社会老龄化、债务上升和社会疏离。兰德说，这场竞争在重要意义上是一场比赛，看谁能在现有模式耗尽之前，发展出下一个成功的国家实力模式；未来的走向，取决于能否找到一个经济活力与社会凝聚兼得的、新的、可持续的配方。

它接着指出，这场寻找新模式的竞赛，嵌在至少五场全球转型之中：以人工智能为中心的技术革命；在两代人之内深刻影响许多国家的人口巨变；全球经济模式与供应链的大重组；许多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动荡；以及从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向更有竞争的多极秩序的转变。兰德说，竞争的成功不只取决于在双边关系中胜过对手，更取决于能否更好地驾驭这些转型。

而在它的成功目标结构的最底层，兰德列出了国家长期实力的基础：可持续的经济活力，社会的团结与韧性，文化与思想的活力和创造力，以及对外的全球力量组合。

三、第一条线索：“配方”这个词

侦探的最后一条线索，藏在一个看似平常的词里：配方。

配方是厨房里的东西。它意味着，只要找对了原料和比例，按步骤去做，就能做出预期的菜来。兰德用这个词，透露了一种工程师式的思维：新的模式是可以被设计出来的，问题只在于谁先把它设计出来。

可是回头看历史上那些真正成功的新模式，几乎没有一个是先设计好再执行的。小岗村的包产到户，不在任何一份规划里；它是农民在饥饿逼迫下的冒险，是从底层“发现”出来的，然后才被上层承认和推广。硅谷的个人电脑革命，也不在任何一份规划里；它是车库里的年轻人、愿意赌一把的风险投资和一个允许失败的社会，共同“发现”出来的。

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在1968年有一篇著名的演讲，题为《作为一种发现过程的竞争》。他说，竞争之所以有价值，恰恰是因为我们事先不知道什么方法是最好的；如果事先知道，竞争就是多余的。竞争是一种发现我们原本不知道的事情的程序。

这与本系列第二篇引用的波普尔是同一个道理：未来取决于尚未产生的知识，所以无法被事先规划。下一个成功的模式，也是这样一种尚未产生的知识。

所以，兰德的问题需要换一种问法。不是“谁能先设计出下一个模式”，而是“谁的体制更能让下一个模式被发现，并且更敢于承认和推广它”。

四、第二条线索：发现需要两个条件

小岗村的故事，其实同时包含了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第一个条件是底层的发现空间。十八户农民敢于冒险，是因为饥饿让他们别无选择；可是他们的冒险能够存活下来，是因为当时的地方官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留出了一点缝隙。没有这点缝隙，再好的发现也会被扼杀在茅草屋里。

第二个条件是上层的承认勇气。包产到户之所以能推向全国，是因为最高决策层愿意承认，此前坚持了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是错的。这正是第五篇所说的方向层纠错：掌舵者承认自己的方向错了，并且转舵。

美国的车库故事，也包含同样的两个条件。底层的发现空间，是创业自由、风险资本和破产保护；上层的承认，在美国体现为一种制度化的机制：市场让新的胜出者自动取代旧的巨头，选举让新的政策思路取代旧的共识。

把这两个条件放在一起，就得到本系列的最后一个判据：下一个成功的模式，属于那个既给底层留出发现的空间、又让上层保有认错的勇气的体制。

图8｜新模式被发现的两个条件

流程节点	核心要素与含义（AI朗读识别表）
条件一：底层的发现空间	允许冒险与试错（如小岗村的红手印、加州的车库）
核心过程：被发现	新想法与新实践在底层萌发突破
条件二：上层的认错勇气	承认旧路错了，放弃过往不适宜的路线
最终结果：推广为新模式	缺少任何一个条件，发现都会被扼杀在茅草屋或车库里

用这个判据称一称今天的两国。美国的底层发现空间依然宽广，硅谷、大学、各州的政策试验仍在运转；它的问题在上层：否决政体让新的共识难以形成，极化让任何承认错误的一方都会被对手痛击。中国的上层动员能力极强，一旦认准方向，推广的速度无人能及；它的问题在于底层的发现空间与上层认错的机制，是否还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充足。兰德报告中关于中国民营经济信心不足、投资环境不稳定的判断，关于权力过度集中使体制变脆的判断，指向的都是这两个条件。

五、第三条线索：兰德的清单上少了什么

最后，让我们回到兰德为国家长期实力列出的那份基础清单：经济活力，社会团结与韧性，文化与思想的活力，全球力量组合。

这份清单已经比大多数战略报告深刻得多。但如果用我在别处提出过的“共和国生产函数”来对照，会发现它少了两样东西。

这个函数是这样写的：

图9｜共和国生产函数

要素项	核心内容与解析（AI朗读识别表）
共和国生产函数公式	R = A · I^α · C^β · V^γ · F^δ
符号含义	R：共和国的品质；A：文明传统；I：制度；C：公民；V：美德；F：信仰
核心逻辑与缺失考量	乘法而非加法：任何一项归零，整体归零。兰德的清单覆盖了制度、公民与文明传统，却缺了 V（美德）与 F（信仰）。

其中，R是一个共和国的品质，A是文明传统，I是制度，C是公民，V是美德，F是信仰。关键在于，这是乘法而不是加法：任何一项归零，整体就归零。罗马共和国的制度还在，公民却变成了只求面包与马戏的看客，共和国就亡了；魏玛德国有当时最先进的宪法，美德与信仰却在通胀与仇恨中耗尽，宪法就成了独裁者上台的阶梯。

兰德的清单，大体覆盖了制度、公民与文明传统，却没有美德与信仰。这不奇怪，第六篇已经说明了原因：这两样东西是国家不能生产的，所以政策报告无法把它们列为投资对象。可是在乘法的世界里，看不见的那一项，往往就是决定整体的那一项。

小岗村那十八个红手印，靠的不只是饥饿，还有一种朴素的美德：说好了就算数，有人坐牢，其余的人替他养孩子。硅谷的车库，靠的也不只是资本，还有一种相信个人可以改变世界的信念。新的模式从底层被发现，而底层的发现，归根到底，靠的是人。

六、判词：本系列的总判词

下一个成功的模式，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发现出来的。赢得文明持久战的，不是最会规划的国家，而是最能让人民去发现、并最敢于承认错误的国家。竞争的终点不在对手身上，而在自己身上。

七篇文章，我们跟着兰德走了一遍。

第一篇看到，这不是一场谁超越谁的权力转移，而是两个并列顶端的大国，比谁能先完成自我更新。

第二篇看到，两种持久战尺度相同、判据相反，时间只站在能够改正错误的一边。

第三篇看到，账本测得出体温，测不出免疫力；敢不敢把坏消息写在首页，本身就是一项资产。

第四篇看到，跑得多不等于开新路，已知的赛道靠组织，未知的赛道靠自由。

第五篇审判了我自己，把纠错分成两层：执行层决定一时的快慢，方向层决定文明的存亡。

第六篇看到，意义是国家不能生产的东西，却是纠错勇气的来源。

这一篇把它们收拢成一句话：在一个没有人能预知未来的世界里，最强大的国家，是最善于发现、最勇于认错的国家。

至于结局，我不做预言，只做结构判断。今天的格局，是兰德所说的并立：两国都留在顶端，在关键领域相互设防，在多数领域继续往来，谁也打不垮谁。但并立不等于双方的实力对比没有波动。在并立的框架之内，差距会拉大，也会缩小；决定它朝哪个方向变化的，不是经济增速一时的此消彼长，而是两件更深的事：谁的普通人更敢为明天付出今天，以及谁能避免方向层的重大错误。哪一方在执行力最强的时候，朝着错误的方向全速前进，又无人能够叫停，哪一方就会在这场持久战中付出最沉重的代价。这个走向，我将在本系列的理论篇里，用时间偏好这把尺子给出自己的判断。最坏的前景是战争。按兰德对中方官方表述的概括，战争始终可能发生，但或可避免；台湾问题是主要的例外。

七、对决策者的含义

对经营者。在一个长期并立的世界里，最好的企业战略，和最好的国家战略是同一个道理：不押注任何一种预言，而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善于发现、敢于认错的组织。给一线留出试错的空间，让坏消息能够上达，让失败的项目能够被及时叫停。企业做不了国家的选择，却可以在自己的范围内，建一个小小的“发现型组织”。

对施政者。改革开放最宝贵的经验，不是某一项具体的政策，而是一种发现机制：让基层去试，让成功的做法浮上来，让上层有勇气承认此前的错误。下一个成功的模式，很可能也会从某个今天还不起眼的地方冒出来，它可能来自一家民营企业，一个地方的试点，或一群年轻人的尝试。为它留出生长的缝隙，并在它出现时认得出它，是施政者在这场持久战中能做的最重要的事。

注释

本文所引兰德报告，均据英文原文：Michael J. Mazarr et al., The Scope and Nature of the U.S.-China Competition, RR-A4254-2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26)。页码为报告正文页码。

1、两国“接近默认模式的极限”、“下一个成功的国家实力模式”与新的可持续配方，见第76–77页；五大全球转型，见第77页。

2、成功目标结构及其最底层的国家实力基础，见第77–78页图7.2及相关论述。

3、关于中国投资环境不稳定、对企业家的打压抑制了投资与信心的判断，以及权力过度集中使体制变脆的判断，见第25–27页。

4、“受控共存”的终局，见第73页；关于中方把竞争表述为“战争可能但或可避免”、台湾为主要例外，见第10页。

5、小岗村1978年12月的“大包干”契约，为公认史实，此处为作者概述。

6、Friedrich A. Hayek, “Competition as a Discovery Procedure”（1968年在基尔大学的演讲）。

7、“共和国生产函数”为作者在其他讲稿中提出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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