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五　开港的城（上）

作者：赵晓

北海道之行的最后一站是函馆。它在北海道最南端，隔着津轻海峡与本州相望。这座城市在书里出现得最晚，在历史上却最早。一八五四年，日本的国门就是在这里打开的——前面所有的钟楼、学校、铁路、工厂、宪法与教堂，都要从这一刻算起。

这一辑五篇：一座给闯入者立的铜像，一个想去看看世界的少年，一所用眼泪办起来的幼稚园，一张同时装下三座教堂的照片，以及飞回东京前的最后一个问题——一个国家怎样管理它最空旷的那部分。

给闯入者立像——函馆开港与佩里铜像

函馆位于北海道最南端，隔着津轻海峡与本州相望。它是这趟北海道之行的最后一站，也恰好是北海道面向本土、面向海洋与世界的一扇门。

我来这里，一半是为了避暑，一半是为了看一扇门。

一八五三年七月八日，美国海军将领佩里率四艘黑船驶入江户湾口的浦贺，以炮舰与外交压力叩开幕府闭锁的国门。七月十四日他在久里滨登陆，递交美国总统国书。次年，他率更大的舰队返回，一八五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在横滨签订《日美和亲条约》。条约规定下田与箱馆——函馆当时的名称——向美国船只开放，提供补给并救助遇难船员。同年五月十七日，佩里率舰抵达箱馆，察看这个刚由条约确定的开放港。所以，日本的国门是在浦贺被震撼、在横滨落笔的；函馆则是这场震动开始转化为长期开放的地方。一八五八年《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签订，次年箱馆与横滨、长崎一起正式成为国际贸易港，开放才从有限的补给走向通商。

我想看的是：那扇门打开以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一座为闯入者立像的城市

在函馆山下，元町公园下面、基坂途中，我看见了佩里的铜像。

他站在那里，身穿军服，面向函馆港。那一刻给我的冲击，不亚于看见函馆山的夜景。

对十九世纪的日本人来说，佩里绝不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客人。黑船带来的是西方工业文明的巨大力量，是坚船利炮的威慑，也是一个古老国家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屈辱。所谓开国，并不是双方坐下来从容喝茶之后的共同决定，而是实力悬殊之下发生的制度转折。用中国话说，就是丧权辱国。

然而二〇〇二年，在佩里来航约一百五十周年之际，函馆当地团体为他树立了这座铜像。选址也很有意味：靠近开港后美国领事馆所在的区域，铜像俯瞰着当年黑船驶入的港湾。命名这片草坪为“佩里广场”的，是函馆日美协会。

铜像不是美国人强加的，是当地日本人自己立的。一个曾被炮舰逼到门前的国家，后来为什么会给那个带来压力的人立像？

这件事对中国人来说，几乎是石破天惊的。

二、两个问题

不是因为日本人忘记了屈辱，也不是因为炮舰外交突然变得正义。而是因为他们最终没有把历史停留在受害者叙事里。一个民族可以永远仇恨敲门的人，也可以反过来追问：为什么别人有能力敲开我的门？为什么我的制度没有足够的学习能力？为什么一次外部冲击，就能暴露整个国家的落后？

传统的受害者思维首先问：他为什么欺负我？现代化思维则进一步问：我为什么无法阻止他欺负我？前一个问题关乎道德，后一个问题关乎能力。成熟的民族两个问题都要问：既不能因为自己落后就替强权的不义辩护，也不能因为对方不义就免除自己改革的责任。

佩里带着黑船来到日本，日本没有永远诅咒黑船，而是开始研究黑船、制造黑船，并追问：为什么西方能造出黑船，我们却不能？仇恨可以暂时保护自尊，却不能制造军舰、大学、企业和现代制度。失败者常常把伤口变成身份，成功者则努力把伤口变成教材。

三、不能浪漫化

但绝不能因此把日本浪漫化。

日本学习西方以后，也曾走向军国主义，把自己遭遇过的炮舰外交，原封不动地施加给亚洲邻国。它学会了制造更大的黑船，却没有同样深刻地学会约束黑船的信仰、伦理和宪政精神。本书辑二写过这段失守，这里不再重复。

技术现代化不等于文明现代化；能力增长也不自动带来道德进步。

战败以后，日本再次表现出那种转化能力。它认为自己不只败于军事，更是败于一种更高的文明，因此接受和平宪法，重建市场，融入国际贸易体系，从军事扩张转向经济竞争。曾经用黑船叩门的美国，后来成为它最大的安全盟友和重要市场。

一座地方团体建立的铜像，当然不能等同于全体日本人的态度；日本的近代化也绝不是一个只有光明、没有侵略与罪责的故事。但至少在函馆，我看到一种相当成熟的历史意识：它不急于删掉令自己难堪的人，也不需要靠永远咒骂对手来维持民族尊严。

四、炮舰打开港口，商业改变陌生人

黑船来航首先是一场实力不对称的国际冲突。但开港以后发生的，不只是政治与军事故事。

美国为什么要求日本开港？直接原因之一，是北太平洋的捕鲸业和远洋航运需要燃料、淡水、食品和避风港。美国并不是为了无私地帮助日本现代化，而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商业利益。国际交往从来不是天使之间的握手。但商业交换与军事掠夺仍有根本区别。军事的逻辑是零和：你的损失成为我的所得。商业的逻辑是双赢：只有你也认为有利，交易才可能持续。

炮舰可以迫使一个港口打开，却不能单靠炮舰创造长久繁荣。真正使函馆成长起来的，不是舰炮本身，而是港口打开以后发生的人员、商品、资本、知识和制度的流动。开港以后，美国、俄国、英国相继设立领事机构，测量、医学、摄影、建筑与现代教育开始输入；俄国东正教、法国天主教、英国圣公会和美国新教，也沿着贸易与外交打开的航线进入日本。

英国领事馆旧址，赵晓摄

沿同一条海路来到函馆的，有军舰，也有商船；有领事，也有宣教士；有武器，也有《圣经》。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却也不能割裂它们之间的历史联系。

商业文明最重要的贡献，不只是增加了商品的数量，而是改变了人们看待陌生人的方式。在部落秩序里，陌生人首先是敌人；在帝国秩序里，陌生人首先是臣属或征服对象；在成熟的商业文明里，陌生人可能成为顾客、伙伴、投资者和知识来源。

五、爱国的最高形式

面对外部冲击，一个民族大致有三种选择。

第一种是屈服：承认别人强大，于是放弃自己的主体性。第二种是怨恨：拒绝承认差距，把失败完全归咎于外部敌人。第三种是学习：既谴责强权的不义，也反省自身的不足；既保持民族尊严，也吸收人类共同文明的成果。

真正的学习既不是投降，也不是遗忘。日本人给佩里立像，不是跪拜佩里，而是宣告：当年的黑船已经不能再伤害我们，我们甚至能够把它纳入自己的历史叙事。这是一种历史自信。反过来，一个民族如果必须不断砸毁外国人的雕像、封闭不同的声音、强化仇恨的记忆，才能维持爱国情绪，那往往不是自信，而是内在的脆弱。

爱国若没有真理，只会变成自我崇拜；爱国若拒绝反省，最终会变成集体自恋。中国当然需要爱国主义，但需要从受害者式的爱国教育，走向一种现代文明的爱国主义：爱国不是相信祖国永远正确，而是愿意为纠正祖国的错误承担责任；不是拒绝世界，而是让自己的国家有能力与世界平等交往；不是仇恨外国人，而是保护本国公民的自由、尊严与权利；不是把历史伤口一代代撕开，而是从伤口中获得制度进步的智慧。

黄昏中，佩里站在函馆山下，背后是他当年驶入的港湾。不远处，俄罗斯正教、罗马天主教和英国圣公会的三座教堂隔树相望。他带着炮舰而来，日本却没有永远停留在屈辱里；他迫使日本打开国门，日本最终却把那扇门变成了走向世界的大门。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最需要学习的未必是日本如何记住佩里，而是日本如何超越佩里。一个民族不能选择所有的遭遇，却可以选择如何解释遭遇；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历史，却可以决定历史究竟成为仇恨的燃料，还是进步的教材。

我要坐船去看看世界——基坂上的一个少年

在元町的基坂旁，离佩里铜像不远，我遇见了一个“少年”。

他穿着旧时代的衣服，身体微微前倾，右手握在胸前，眼睛越过街道，望向海港的方向。身旁立着一只船舵，船舵上停着一只猫头鹰。我走过去，把手搭在他肩上，和他照了一张相。这不是某位将军、政治家或财阀的纪念像，而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函馆少年。雕塑名为《异国への夢》，副题是 With Great Hopes，可译作《向往异国的梦想》。作者是函馆出身的雕塑家佐藤正和，二〇〇六年设置在元町基坂通。

旁边的说明写道：黑船来航的年代，一位函馆少年怀抱着当船员、周游世界的梦想。我看着他，脑子里仿佛听见一句话：世界很大，我要坐船去看看。这句话很轻，却可能比历史教科书上的许多大词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一、国家看见危机，少年看见远方

我们熟悉的函馆历史，是一部典型的宏大叙事：黑船、条约、幕末危机、列强、开国、维新。这些都是真的，而且非常重要。

可是雕塑家没有塑造佩里，没有塑造幕府官员，没有塑造一艘威风凛凛的黑船，也没有塑造签约桌前的历史人物。他塑造的，只是一个站在海边，想当船员的少年。这就把历史的镜头，从高处拉回了地面。

在国家叙事里，黑船是外来压力；在少年的眼睛里，黑船是一扇窗口。权力看到的是危机，少年看到的却是远方；官员担心国门被迫打开，少年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大海不是世界的尽头，大海是通往世界的道路。宏大叙事计算来了多少艘军舰，个体叙事则凝视一个少年眼睛里多出了多少世界。

二、开港扩大的是可能性边界

开港的意义，首先当然表现为贸易：商品进出，关税征收，物价变动，产业兴衰。这些都可以计算。但还有一样东西不容易计算，那就是一个人对自己人生的想象范围。

在锁国的年代，一个函馆少年一生可能的选择大致是确定的：捕鱼，务农，做工，继承父业，在本地成家。世界的边界，差不多就是他能走到的地方。港口一开，边界就变了。他看见了从未见过的船，从未听过的语言，从未想过的职业。原来人可以当船员，可以远航，可以在别的国家生活。

经济学讲机会成本，前提是人得先知道有哪些机会。一个人无法选择他从未听说过的东西。真正的开放，不只是让外国商品走进来，也是让本国的少年能够把自己想象到远方。基坂是一条从山通向海的路。站在坡上，视线自然被引向港口。这条坡道在地理上通向海，在历史上也通向世界。

三、不必在屈辱与赞美之间二选一

谈到开港，中国人很容易陷入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要么说这是屈辱，要么说这是恩典。其实不必。炮舰外交是强权，这一点不必粉饰；开港以后确实带来了知识、技术、制度和个人可能性的扩大，这一点也不必回避。

不能把屈辱说成恩典，也不必让屈辱垄断未来。这个少年的可贵之处就在这里。他不是在为黑船欢呼，他只是想去看看世界。他的梦想与国家的耻辱同时存在，互不取消。历史常常就是这样：同一件事，在国家的账本上是损失，在一个人的生命里却可能是第一次睁开眼睛。

四、大历史最终要落在具体的人身上

这趟旅行走到这里，我越来越觉得，一切制度、条约、战争和改革，最后都要落到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

北海道的开拓史里，有政策、有铁路、有财政；但也有一个屯田兵在雪地里搭起的第一间房，一个阿伊努老人失去的渔场，一个女学生第一次走进教室，一个邮局局长每天画下的一条线。函馆的开港史里，有佩里、有条约、有领事馆；也有这个没有名字的少年。

我们通常记得前者，因为前者有名字、有日期、有文件。但真正被改变的，是后者的一生。我愿意和这个少年合影，不是因为他代表什么伟大人物，而是因为他代表一种最朴素的人的状态：站在门边，向外张望，想知道外面究竟有什么。

世界来到一座港口，远方进入一个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