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你自己，认识你的世界——关于知识、市场、历史、自由与信仰的思想札记（第13—15篇）

作者：赵晓

13｜有没有一个位置，可以看见整个世界？

小时候看足球，有时会替场上的球员着急。“传左边啊！”“后面有人！”“这么大的空档，他怎么没看见？”后来自己真下场踢球，才发现事情不太一样。坐在看台上，你能看见二十二个人。站在场上，你眼前可能只有三个人，还有一个正准备撞你。

位置不同，看见的世界也不同。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可人一谈到社会、历史和政治，却常常把它忘了。

我们这个系列已经绕了很长一圈。楼下水果店老板知道今天应该多进几箱西瓜，却不知道全国水果市场。老师傅知道这一刀应该怎么下，却未必能够把自己知道的全部写成说明书。你不知道猪肉为什么突然贵了，却已经因为那个价格少买了一斤排骨。制造铅笔的矿工、伐木工、化工工程师、卡车司机彼此不认识，也没有一个人掌握整个生产网络。人工智能可以把过去难以想象的数据集中起来，却仍然面对尚未产生的知识、不断改变的选择，以及谁来决定目标的问题。

到了历史这里，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又提醒我们：如果未来历史受未来知识影响，而未来知识不能被今天预先拥有，那么人就不能像计算行星轨道一样，计算整个人类历史的未来。一路走下来，好像总有同一个问题躲在后面：有没有一个位置，可以看见全部？

人类很容易相信有。而且我们特别喜欢把某些人送到那个位置上。古代可能是君王——千古一帝。近代可能是哲学家、革命领袖、思想大师、计划当局。后来是专家、超级计算机。今天，轮到AI。每一次我们都觉得：这一次不一样。数据更多了。模型更好了。算力更强了。也许终于有一个头脑，可以把整个社会放在桌面上看清楚。可奇怪的是，每一次技术进步，在扩大我们知识的同时，也让世界产生新的复杂性。汽车解决了马车的问题，也创造了交通拥堵。互联网解决了信息获取的问题，又制造了信息过载。AI帮助我们处理人类无法处理的数据，同时也进入人的决策，改变就业、市场、教育、战争和知识生产本身。

我们用新知识改变世界；改变后的世界，又成为新的认识对象。所以问题可能并不是：还要多久，我们才能获得上帝视角？而是：为什么我们如此确信，上帝视角是一个等待人类技术抵达的位置？到这，我们需要请出神学家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登场了。

很有意思，他不是从“怎样认识世界”开始的。《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第一卷第一章一开头，就把真正的智慧与两种知识联系在一起：认识上帝（knowledge of God），与认识自己（knowledge of ourselves）。两者又彼此纠缠。为什么？因为一个人如果不知道上帝是谁，就很难知道自己究竟是谁。

而一个人真正看见自己的有限、软弱和依赖，也会被迫追问：我所依赖的那一位是谁？所以基督教所说的“认识自己”，与今天流行的“发现真正的自己”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它首先是一种定位。我是谁？我站在哪里？我能够知道什么？我不能知道什么？最重要的是：我是不是上帝？

答案听起来毫无悬念。当然不是。可人类思想史上很多巨大的诱惑，恰恰可以理解为：嘴上知道自己不是，认识世界的时候却偷偷坐到了那个位置上。我能够知道社会真正需要什么。我能够知道历史必然走向哪里。我能够知道千百万人应该怎样生活。只要数据足够多、理论足够正确、机器足够强，我最终能够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可以从外部观察、预测、设计和控制的对象。

这里真正出了问题的，也许首先不是智商。而是位置。

改革宗神学特别强调一条根本界线：创造主—受造者之别（Creator–creature distinction）。这条界线并不是说：上帝知道，人什么都不知道。恰恰不是。基督教相信，人能够真实认识世界。否则科学、历史、神学，甚至日常生活都无从谈起。问题在于：真实的知识（true knowledge），并不等于穷尽的知识（exhaustive knowledge）。我真的知道这是我的孩子。不等于我知道他一生将发生的每一件事。医生真的知道一种药物的作用机制，不等于他穷尽了人体的一切奥秘。历史学家真的可以知道罗马帝国为什么发生某些变化，不等于他因此拥有一条能够推算全部未来历史的公式。

有限，不等于虚假。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否则我们很容易从一种狂妄掉进另一种狂妄：前一种说：“我可以知道一切。”后一种说：“既然我不能知道一切，那就什么都不能真正知道。”其实两者都把“全知”偷偷设成了知识的标准。仿佛只有像上帝那样知道，才叫知道。为什么？

《圣经》给人的位置看起来要朴素得多，但也尊贵得多。人不是上帝。但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受造的（《创世记》1:26–28）。所以人能够认识、命名、判断、创造，也被托付去治理受造世界。这意味着人的有限不是一个bug。有限是受造者的正常状态。

亚当在没有犯罪以前就是有限的。他不知道一切，不等于他有罪。罪带来的问题不是“人居然有限”，而是有限的人不愿意安于受造者的位置，反而渴望以自主的方式“如神”知道善恶（《创世记》3:5–6）。这就让《创世记》第3章忽然与我们一路谈过的问题发生了一种很深的呼应。人最古老的诱惑之一，从来不是单纯的无知。而是：有限的人，不甘心以有限者的身份去认识。

从伊甸园到巴别塔

《创世记》第3章与第11章之间有一条值得注意的线。伊甸园里，人面对的是：“你们便如神……”（《创世记》3:5）到了巴别塔，人又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创世记 》11:4）两处历史情境不同，不能简单说成同一件事。但在正典脉络（canonical context）中，我们确实看见一种反复出现的受造者冲动：人不愿意接受自己的位置。

于是知识、技术、组织能力——这些本来都可以是美好的东西——也可能成为人寻求自主、荣耀和控制的工具。问题从来不只是：“我们能不能造？”还包括：“我们为什么要造？”以及：“我们以为自己是谁？”

这样再回头看AI，问题就变得非常有意思。基督徒没有理由害怕知识增长本身。更强的计算能力、更好的医学模型、更准确的天气预报、更高效的生产——这些完全可以是人履行文化使命（cultural mandate）的一部分。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我们把一种工具慢慢想象成：那个终于能够站到世界之外的头脑。它知道所有人的需要。预测所有人的选择。安排所有人的资源。最后替所有人决定什么是好的生活。那时，AI真正危险的地方还不是它“变成了神”。而是：人开始需要它扮演神。

所以，我们这个系列绕了十二篇，最后竟然回到了一个古老得不能再古老的问题：认识你自己。

认识自己，不只是知道自己的性格、能力、情绪和梦想。更重要的是知道自己的位置。你在市场里面，你在历史里面，你在社会里面。你所认识的世界，也正是你自己参与其中的世界。你能够真实地认识它，却不能从它外面把它一览无余。

那么——有没有一个位置，可以看见整个世界？基督教的回答不是：没有。而是：有。

只是那个位置从来不属于人，也不是空着等人坐上去的。“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诗篇》33:13）所以，人的智慧不是终于爬上那个位置。人的智慧，是终于知道：那个位置不是我的。

而这会产生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如果我不是上帝，你也不是，那么我凭什么轻易替你决定什么才是你应该过的生活？如果任何计划者都不拥有全部知识，那么一个好的社会制度，也许不应该假设统治者全知，而应该认真对待人的有限。

如果人的判断会犯错，那么自由（liberty）、分权（decentralization）、法治（rule of law）、试错（trial and error），或许就不只是政治偏好。它们可能与一个更深的事实有关：我们究竟认为“人”是什么。

于是，“认识你自己”终于开始通向另一个问题：一个由有限而且会犯错的人组成的社会，应该怎样安排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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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如果没有人全知，为什么有人可以拥有绝对权力？

假如有一个人对你说：“你放心，我替你决定。”你大概会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比你知道得多啊！”好吧。假如他真的比你聪明，读过更多书，掌握更多数据，还有一大群专家和AI帮他分析。

那我们把问题往前推一步：知道得比我多，就等于有权替我决定一切吗？更麻烦的是：如果他错了呢？

这一路谈下来，我们已经发现一个有点令人扫兴的事实：没有人知道全部。水果店老板不知道全国，却知道自己门口。消费者不知道养猪场，却知道今晚自己想吃什么。工程师知道机器，投资者知道资金，卡车司机知道路况。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把这种现实称为知识的分散（dispersion of knowledge）。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又从另一个方向提醒我们：人的知识不仅有限，而且会增长；而未来才会产生的知识，不能被今天提前完整拥有。如果这些判断大体成立，那么政治上会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设计权力的时候，常常假装掌权的人例外？

普通人会无知，官员不会？

消费者会犯错，计划者不会？

企业家会判断失误，专家委员会不会？

算法会有偏差。掌握算法的人突然没有了？

好像一个人只要走进某栋办公楼，他的认识论地位就发生了奇迹。这也是为什么权力问题，首先是一个人论（anthropology）问题。你认为人是什么，就会影响你认为权力应该怎样安排。如果你相信，只要找到最聪明、最善良、最懂历史规律的一群人，把足够大的权力交给他们，他们就能够替社会作出正确选择，那么中央集权会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因为既然他们知道正确答案，为什么还要让大家吵来吵去？直接执行不就好了？

可如果你认为：人拥有真实知识，却永远有限；人能够行善，却也会自欺；人拥有理性，却会被欲望、利益和骄傲扭曲——那你设计制度时，就会变得不那么浪漫。你不仅会问：怎样让好人掌权？还会问：如果掌权的人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好，怎么办？

这两个问题，差别很大。这时候，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那句著名的话就很值得回味。他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Federalist No. 51）讨论政府权力时，大意说：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如果由天使统治人，也不需要对政府作外部或内部的控制。问题就在于：我们两边都没有天使。人民不是。统治者也不是。于是，分权（separation of powers）、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法治（rule of law）这些东西，背后其实都有一个不太浪漫的人性假设：别把任何人想得太好。

这倒很接近基督教。基督教对政治有一种很奇妙的双重态度。一方面，它并不认为权力本身是邪恶的。《圣经》承认政府维持公共秩序、惩恶扬善的正当职分（《罗马书》 13:1–7；《彼得前书》 2:13–17）。所以基督教不是无政府主义。但另一方面，《圣经》又从来没有把统治者神化。君王也是罪人。大卫会滥用权力。所罗门会偏离。亚哈会为了拿到拿伯的葡萄园，让制度替自己的贪欲服务（《列王记上》 21）。

于是《圣经》提供了一种非常不讨统治者喜欢的政治认识：掌权者仍然只是人。王冠不会治疗罪，官位不会增加全知，权力更不会自动生产德性。这里就出现了一条很重要的思想线。我们常常从罪（sin）来解释为什么权力需要限制。这是对的。

但我们这个系列还可以补上一层：即使一个掌权者今天没有恶意，他仍然是有限的（finite）。所以限制权力有两个不同的理由。一个是：你可能作恶。另一个是：你可能搞错。这两者千万不要混为一谈。一个计划者完全可能出于善意。他真的想让大家生活得更好。问题是，他可能不知道楼下水果店老板知道的事情；不知道消费者明天会改变什么偏好；不知道一个新技术下个月会出现；更不知道自己的政策会产生哪些意料之外的后果。

于是，政治制度面对的不只是：如何防坏人？还有：如何让好人的错误不至于毁掉所有人？这个问题就深了。这也是分权和自由另一个经常被忽略的意义。它们不只是为了防暴君。它们还允许社会试错（trial and error）。一百个人各自尝试，一些人会失败。失败当然令人不舒服。可是失败发生在局部，别人可以观察、学习、纠正。

如果所有人必须同时执行一个“唯一正确方案”，情况就不同了。它一旦错——大家一起错。所以分散决策（decentralized decision-making）还有一种认识论价值：它把错误本身变成发现知识的方式。这与波普尔所谓渐进社会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的思想有某种呼应：与其宣称自己已经掌握整个社会的终极蓝图，不如允许有限的改革、检验、批评和纠错。因为一个承认自己可能错的人，会给纠错留下门。一个相信自己代表“历史必然”的人，通常不太需要门。他需要的是：执行。

不过，说到这里，又不能滑向另一个极端：既然人有限，那是否干脆什么都别管，制度越少越好。没这么简单。市场需要制度。产权需要法律。契约需要执行。弱者也需要保护。而且“自发形成”从来不等于“天然正义”。所以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政府还是市场？而是：在一个人人有限、人人又可能犯罪的世界里，怎样安排权力，才比较符合“人究竟是什么”这个事实？这正是政治哲学最深的题目之一。

但到这里，我们又会遇到一个现代人非常熟悉的回答：“别担心个人有限。”“我们有科学。”“我们有专家。”“我们有模型。”“现在还有AI。”这就把问题推进了一步。个人的理性有限，我们当然承认。可是如果把最聪明的人集中起来，再用科学方法、统计模型和人工智能帮助他们——理性本身，能不能终于替我们找到那个唯一正确的社会方案？

这个梦想比AI古老得多。它曾经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理性。而理性当然是好东西。问题只在于——理性知道自己的边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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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理性这么好，理性主义错在哪里？

你搬进一套新房子。设计师把图纸摊开：“餐桌放这里最合理。这里采光好，动线最短，距离厨房正好。”听起来无懈可击。半年以后，他再来你家。餐桌还在那里。

可是旁边多了一把莫名其妙的椅子，上面永远堆着衣服；墙角有一箱矿泉水；插线板从桌底伸出来，因为全家人的手机都在那里充电；孩子每天回家把书包往旁边一扔，于是那里又多了个小柜子。设计师皱眉：“这样不合理。”你也有点不好意思：“是。不过……我们家就是这么过日子的。”问题来了：到底是生活应该服从设计，还是设计应该学习生活？

先替理性说句公道话。理性（reason）是好东西。没有理性，我们甚至无法讨论“理性的边界”。盖桥要计算，医生要诊断，法官要推理，投资要比较成本收益。基督教也从来没有把信仰理解成关闭大脑。所以，批判理性主义（rationalism），绝不是反对理性。就像反对暴饮暴食不是反对吃饭。问题出在一个很小、却很关键的升级：从——人可以运用理性认识世界。变成——凡是合理的秩序，都应该能够由人的理性从头设计出来。这就不是一回事了。

当然，“理性主义”在哲学史上有比较严格的含义，通常涉及理性与经验何者构成知识主要来源的问题，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等常被列入近代理性主义传统。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所批评的重点有所不同。他后来常用建构理性主义（constructivist rationalism）来描述一种倾向：人很容易认为，只有那些能够被我们明确说明理由、从头设计出来的制度，才算真正“合理”。这个想法非常诱人。既然城市可以规划，为什么经济不能？既然公司可以设计组织架构，为什么社会不能？既然电脑程序可以从头写出来，为什么法律、习俗、市场乃至社会秩序不能彻底“重构”？

如果旧系统看起来乱七八糟——重写不就完了吗？程序员听到这里，可能已经开始手痒。可麻烦是：一个社会不是一段刚刚打开的新代码。还记得语言吗？没有谁设计了汉语。更没有一个委员会决定四川人以后说“要得”，东北人说“咋整”，上海人说“侬晓得伐”。语言里甚至充满“不合理”。英语为什么go的过去式偏偏是went？你如果今天设计一门新语言，大概第一轮评审就会把它改掉：“命名不规范，请统一。”可是几百年、几千年以后，一个社会里的许多制度、习俗和规则，也可能有点像那个讨厌的went。你未必马上知道它为什么存在。甚至没人能完整解释它。但这并不自动意味着：它毫无道理。

这时候，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也值得请进来坐一会儿。伯克并不认为所有传统都是对的。他真正警惕的是一种过度自信：一个人凭借自己眼前能够理解的几个原则，就相信自己有资格把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复杂制度全部拆掉重建。因为一些社会实践中可能积累了许多代人的经验。当事人甚至未必能把其中的理由全部说出来。

这和我们前面谈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突然接上了。老师傅说不清为什么这一刀不能这么下。一个社会有时候也有自己的“老师傅经验”。于是，成熟的理性面对一个自己暂时解释不了的制度，不应该立即跪下来说：“祖宗留下来的，一定有道理。”但也不必立刻挥锤：“我看不懂，所以一定没道理。”它可以先问：这东西为什么会在这里？这句话看起来没那么革命，却往往更聪明。

不过，到这里千万别滑到另一个坑里：崇拜传统。因为传统也会错。奴隶制曾经是传统。缠足曾经是传统。种族歧视可以变成习俗。腐败甚至也可以形成一整套非常“成熟”的潜规则。所以：自发形成，不等于正义。存在很久，也不等于正确。如果我们因为反对理性主义，最后变成“凡是祖传的都别碰”，那不过是把理性偶像换成了传统偶像。这不是我们要走的路。真正的问题不是：理性，还是传统？而是：一个有限的理性，应该怎样面对一个比自己复杂得多的世界？

这里，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思想也可以帮忙。一个理性的人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并不是永远证明自己正确。而是能够问：“我有没有可能错？”这就是可错论（fallibilism）背后的精神。我的理论可能错。我的政策可能错。我的模型可能错。我的传统当然也可能错。

既然如此，好的社会就应该允许批评、比较、试验和纠正。于是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区别：理性主义者最喜欢的是“设计”。有限理性更看重的是“纠错”。前者问：我怎样一次把正确答案设计出来？后者问：如果我的答案错了，怎样尽快发现，而且不要让错误毁掉所有人？这与我们上一篇谈分权、自由和试错，又接上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看起来“不够理性”的社会安排，反而可能包含一种更深的理性。市场允许不同的人同时试错。科学允许别人反驳你。普通法（common law）可以在具体案件中逐步发展。民主制度让政府有机会被换掉。言论自由允许那个令人讨厌的人告诉你：“你可能错了。”这些制度当然各有问题，也不能简单混成一类。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论姿态：没有任何一个人被预先假定为不会犯错。这是一种相当谦卑的理性。

到了这里，基督教又可以把问题往深处推一步。《圣经》并不贬低人的理性。人照着上帝的形象受造，能够认识、判断、命名和治理受造世界（《创世记》 1:26–28）。问题不在于人会思考，问题在于罪人很容易把：“我能够认识真理”变成：“我的理性有资格成为真理最终的裁判（人是万物的尺度）。”两句话只差一点点。世界却完全不同。改革宗传统特别强调人的理性既具有受造的有限性（creaturely finitude），又受到罪的影响。这意味着我们面对双重限制：我们既不是全知的，又不是完全中立的。

有时候我们不是算错了。是我们太希望某个答案是真的，于是越算越觉得它正确。人类最厉害的能力之一，大概就是：先喜欢上一个结论，然后动用全部理性证明自己果然英明。这事在别人身上尤其容易看出来。所以，理性真正成熟的标志，也许不是它终于能够解释一切。而是它越来越知道：什么东西我确实知道；什么只是我的推测；什么需要继续检验；什么知识存在于别人那里；什么东西我暂时还不明白；以及——什么位置从来不属于人的理性。理性最大的敌人，并不是谦卑。恰恰相反。谦卑使理性保持清醒。

可是现代人还有一个非常有力的回答。你说个人理性有限？没关系。我们不用一个人的理性，我们用理性的升级版，我们用科学。科学有实验，有数据，有统计，有同行评议；它不像传统那样含含糊糊，也不像个人经验那么靠不住。而且说句公道话——科学实在太成功了。它让飞机飞起来，让抗生素救人，让我们把探测器送到太阳系深处，也让你手里一块小小的手机拥有古代帝王无法想象的能力。

既然如此，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来了：如果科学在认识世界方面如此成功，为什么不干脆让科学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生活？甚至再往前一步：凡是不能被科学证明的东西，还有资格叫“知识”吗？这一次，问题已经不再是理性主义。它有了另一个名字：科学主义（scien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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