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只是做好本职工作”，并不能洗清罪责？——从雅斯贝尔斯到《圣经》

作者：赵晓

作者按：本文是从“赵晓私塾”同学讨论，引发的思想史与伦理学层面的讨论，旨在反思责任、良心与现代社会结构问题，不针对任何现实个人、组织或具体事件。

二战结束后，德国人最常说的一句话是：“那是希特勒的罪，不是我们的罪。”

我们只是普通人，只是上班、服从、把分内的事情做好；我们没有杀人，没有下令，没有掌权。

在耶路撒冷审判纳粹的法庭上，汉娜·阿伦特并没有看到一个面目狰狞的恶魔，而是一个衣着得体、语言克制、态度认真的中年官僚——阿道夫·艾希曼。

当被问及自己在大规模屠杀中的责任时，艾希曼反复强调的只有一句话：

“我只是服从命令。”

“我依法办事。”

“我从未出于私人动机伤害任何人。”

他甚至在法庭上表现出某种困惑：为什么自己这样一个守纪律、有效率、忠于岗位的人，会被当作“罪大恶极”的象征来审判？

正是这一幕，让阿伦特提出了那个后来广为人知、却始终令人不安的判断：

“恶，并不总是邪恶的；它常常是平庸的。”

也正是在德国人这种几乎“无懈可击”的普遍性自我辩护面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提出了一个让整个德国社会无法回避的问题：

如果一台罪恶的机器，正是由无数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好人”维持运转的，那么，谁才是真正无罪的？

一、雅斯贝尔斯为什么要谈“罪责”？

二战刚结束时，德国社会普遍有两种逃避：

·“是希特勒和纳粹的罪，不是我们的罪”

·“我们只是普通人，只是服从命令、好好工作”

雅斯贝尔斯认为：如果德国社会接受这种解释，那么德国在道德上根本没有真正战败，也就不可能真正重生。

于是他在 1946 年写下了那本极其重要的小书：《罪责问题》（Die Schuldfrage）。

这本书不是控诉别人，而是逼整个民族照镜子。

二、雅斯贝尔斯的核心贡献：四种“罪责”区分

雅斯贝尔斯最重要的思想，是区分了四种不同层次的罪责。这一步，直接瓦解了“我没犯罪，所以我无罪”的幻觉。

1.刑事罪责（Criminal Guilt）

这是最容易理解的：

·直接犯罪

·屠杀、命令、执行暴行

·可以，也必须由法庭审判

这部分，当然主要落在纳粹高层与直接施暴者身上。

但雅斯贝尔斯说：问题远不止于此。

2.政治罪责（Political Guilt）

这是关键的一步。

只要你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你就不可避免地要为这个国家的行为承担政治责任——即便你个人没有犯罪。

·你纳税

·你服从

·你维持秩序

·你让国家机器得以运转

所以他说：“希特勒的战争，德国人整体要承担政治后果。”

这和“赵晓私塾”中同学在讨论中精辟提到的“有罪的是法老，但惩罚临到每一个埃及人”在责任逻辑上是高度同构的。

3.道德罪责（Moral Guilt）

这是最刺痛人的一层。

雅斯贝尔斯问的不是：你有没有杀人？

而是：当你明知不义，却选择沉默、顺从、继续工作时，你是否仍然是“无辜的”？

·你也许只是工程师、文员、工人

·你只是“把本职工作做好”

·但你的“认真负责” 与角色自觉，“螺丝钉精神”，正是那台邪恶机器高效运转的前提

这正是同学说“勤勤恳恳地完成庞大机器的运转”的含义。

4.形而上罪责（Metaphysical Guilt）

这是雅斯贝尔斯最接近“神学”的地方，也是他最不被世俗社会接受的一层。

他说：当一个人身处不义之中，却仍然活着、旁观着、没有承担风险去阻止，那么在一个超越人间法庭的层面，他仍然有罪。

这不是法律概念，而是一种在“上帝或终极审判面前”的责任。

你会发现：这一层，已经非常接近圣经的“普遍罪责”观。

三、形而上罪责的圣经维度：为何“沉默”也是假见证？

许多人（包括不少基督徒）并未意识到，十诫中“不可作假见证”，并不仅仅是禁止人公然撒谎，更是把“见证”理解为一种不可逃避的责任位置。

“作假见证”的罪包括三种行为：

公然撒谎作证（最表层）；

扭曲事实、选择性呈现真相（更深一层）；

在应当作见证之处选择沉默（最里层）。

因此，当一个人明知不义正在发生，即便因自保、利益或角色而选择沉默，这种沉默本身，也已经在事实上为不义提供了合法性。

这正是卡尔·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形而上罪责”：不是法律上的定罪，而是在上帝或终极审判面前，人无法再宣称自己完全清白的状态。

四、为什么雅斯贝尔斯的判断如此重要？

因为他击中了现代社会最危险的自我辩护：“我只是一个守法、努力、专业的好人。”

雅斯贝尔斯告诉德国人：在一个邪恶体制中，“好好做人、好好工作”本身，并不能自动洗清责任。

这正是与《圣经》中“法老—埃及”的逻辑共振之处：

·法老是权力核心

·但整个埃及社会的顺从与运转，共同构成了压迫结构与罪恶体系

·因此，属天的审判不是“精准打击”，而是整体性震动

五、与《圣经》的深层呼应

雅斯贝尔斯并不是神学家，但他已经走到了理性反思的边界。

而《圣经》直接给出答案：

·罪不是偶发行为，而是状态

·责任不是只属于“作恶者”，也临到“默认者”

·审判不是只针对法老，也临到整个埃及

所以我们可以说：雅斯贝尔斯在哲学中，重新发现了《圣经》早已揭示的真理。

六、总结：从雅斯贝尔斯到“良心自由”的启蒙断裂

卡尔·雅斯贝尔斯的真正贡献，不在于把罪责从希特勒一人“扩散”到整个民族，而在于他揭示了一种更深层，也更现代的危险：

当个人把判断与责任外包给体制、命令与角色，“合法运转”本身就可能成为集体犯罪的机制。

这一点与《圣经》中“法老犯罪，却审判临到整个埃及”的逻辑，在责任结构上完全同构——审判所针对的，不只是权力中心，而是一个放弃良心责任、默认不义持续运作的整体秩序。

这也恰恰触及了我在“启蒙系列”中反复强调的核心命题：真正的启蒙，并不是理性取代信仰，而是良心从权力与角色中被释放出来，重新成为个人不可外包的责任主体。

一旦良心不再被视为独立于国家、制度与命令之上的终极判断结构，“守法”“履职”“按程序办事”就会反而成为逃避责任的语言工具。结果不是文明的进步，而是启蒙在“去良心化”过程中走向自我背叛。

唯有当良心重新获得自由，文明才不至于蜕变为技术化的服从，也才可能避免在“合法运转”中再次集体犯罪。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民族才称得上真正走向了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