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老秩序到委内瑞拉：威权国家为何滑向犯罪国家？——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性原理的分析

作者：赵晓

引子：同一种逻辑，在不同年代换了一身衣服

随着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被抓，一个新名词横空出世：“犯罪国家”。有人以为，“犯罪国家”是拉美的悲剧、现代的怪胎；

但如果把目光从新闻拉远，它更像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宿命机制，甚至是一种制度热力学定律：当权力不受约束、财政不可持续、合法性枯竭时，国家会本能地寻找“暗能量”。

于是，一条熟悉的演化路径反复出现：从税到租，从租到掠夺，从掠夺到黑色财政；最终，国家本身像企业一样“经营暴力”，像黑帮一样，通过暴力和交易，把“控制范围”而非法治边界，作为真实秩序的基础。

从《圣经》所描绘的法老秩序，到当今的委内瑞拉，本质并无变化，变化的只是技术手段与叙事包装。

一、委内瑞拉是如何堕落为“犯罪国家”的？

（一）前世：并非失败国家，而是拉美“优等生”（1958–1998）

很多人不知道，委内瑞拉并非一开始就是“失败国家”。

1.石油民主国家的“黄金时代”

1958 年后，结束军事独裁，进入民主宪政

拥有全球顶级石油储量

人均 GDP 曾长期高于西班牙、接近意大利

加拉加斯是拉美金融与文化中心

这一阶段的委内瑞拉，是一个典型的资源型中产民主国家，既非殖民地，也非失败国家。

2.被忽视的隐患：国家主义 × 资源依赖

两颗定时炸弹早已埋下：

石油国有化 → 国家财政高度依赖资源租金

政治竞争 → 演变为“分赃型民主”

国家逐渐转型为：

“最大的雇主 + 最大的分配者”

此时的问题尚非犯罪，而是：制度软化 + 财政道德风险。

（二）致命转折：查韦斯的“革命合法化”（1998–2013）

1.查韦斯的登场

1998 年，乌戈·查韦斯以“反腐、反精英、反美国”的姿态上台。

他的政治口号极其简洁且动听无比：“把国家夺回来，交给人民。”但真正发生的，是另一件事。

2.三个“制度性自杀”决策

（1）国家道德的彻底政治化

反对派 = 叛国者

司法、军队、媒体全面意识形态化

忠诚 > 法律

法治第一次被系统性摧毁。

（2）石油财政的革命化

国企 PDVSA 被清洗专业管理层

石油收入直接服务政治动员

国家预算透明度迅速崩塌

腐败由“个人行为”升级为体制逻辑。

（3）与灰色力量的结盟

为对抗外部压力与国内反对派，查韦斯开始：

与 FARC 等武装组织合作

默许毒品通道换取政治与安全支持

军队深度卷入走私与地下经济

这是“犯罪国家”的胚胎期：国家与犯罪开始共生。

（三）今生：马杜罗时代——国家即犯罪外壳（2013–2026）

1.马杜罗并非偏离，而是“完成革命”

马杜罗不是背叛查韦斯，而是完成了查韦斯未竟的制度逻辑：把“半犯罪国家”，推向“犯罪国家”。

2.三个决定性堕落阶段

第一阶段：财政崩塌 → 犯罪财政化

油价下跌

经济系统性崩溃

合法税收体系瓦解

国家开始依赖：

毒品过境费

黄金走私

非法石油交易

第二阶段：军警犯罪化

军队高层直接控制港口、边境、矿产与石油

军衔 ≈ 走私许可证

国家暴力机器不再对抗犯罪，而是转化为犯罪合伙人。

第三阶段：政治合法性清零

选举失去竞争性

反对派被清除或流亡

国家只剩下：

暴力 + 地下财政

此时的委内瑞拉，已不再是政治学上的威权国家或经济学上的失败国家，而是披着国旗的跨国犯罪网络节点。

（四）为何国际社会最终“下死手”？

判断逻辑只有一句话：当一个国家不再控制犯罪，而是依靠犯罪存活，它在功能上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一个以国家外包装形式存在的犯罪组织。因此，委内瑞拉被重新定义为：

Narco-State：毒品国家

Criminal Regime：犯罪政权

Terror-linked Entity：恐怖主义关联实体

一旦进入这一分类：主权保护逻辑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跨国犯罪清除逻辑。

二、犯罪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第一性原理

仅停留在委内瑞拉“犯罪国家”的案例现象还不够，我们需要进一步对其进行政治经济学解剖，特别是从“第一性原理”搞清楚其生成、演变机制。

原理一：权力若不可被审判，必然扩张为“所有者”

法老秩序的核心，不是残暴，而是自我封神。相应地，政治经济学最朴素的公理是：没有外部超越性边界的权力，会把自己理解为终极所有权。

当制定、解释与执行规则的权力合一时，任何所谓“私人边界”都只是暂借之地。

于是国家的角色悄然转变：

从公共代理人 → 终极地主

从保护者 → 分配者

从裁判 → 玩家

这正是古往今来“法老秩序”的起点。

原理二：财政是制度的真相——合法财政枯竭必然催生“黑色财政”

任何统治都必须被支付（Rule must be paid for）。

财政只有三种来源：

1.税（可见、可辩、可监督）

2.租（资源租、垄断租、牌照租、金融抑制）

3.掠夺（罚没、侵吞、走私、灰黑交易）

当增长停滞、税基萎缩，甚至租都不足以覆盖统治成本时，掠夺就会制度化。

正常经济是造血经济；黑色财政主导下的经济，则蜕变为“吸血鬼经济”。

原理三：合法性衰退时，国家会把“恐惧”变成公共品

当绩效、程序与道德合法性同时衰退，最廉价、最直接的秩序替代品只剩一个：恐惧。

恐惧不需要说服，只需要惩罚；不需要共识，只需要示范性暴力。执法开始绑定创收，正义与秩序分离。

原理四：信息不透明，使掠夺趋近于“零成本”

当掠夺无法被看见、被审计、被追责时，其边际成本趋近于零。零成本掠夺，会被最大化。腐败由个人行为，演化为组织理性；再演化为财政—执法—犯罪网络共生。

原理五：国家吞噬市场，市场必在地下复活

市场不会消失，只会转移。

没有产权安全 → 保护费

没有自由交易 → 走私链

没有信用 → 灰色金融

没有公正裁判 → 黑社会仲裁

当国家开始从地下经济抽取收益，它已不再是治理者，而是地下经济的大股东。

公理合并：一条不可忽视的国家滑坡方程

无限权力

租金化国家

→

税基萎缩与财政缺口

掠夺财政化

执法收益化

国家犯罪化

不同之处：法老用鞭子与砖窑，马杜罗用石油、走私与军警系统；

相同之处：逻辑完全一致。

三、委内瑞拉的警告：从个案到机制，从新闻到自省

如果说前文讨论的是：“犯罪国家如何生成”，那么这一部分要回答的是：“它会不会在别处重复？”

委内瑞拉真正可怕之处，不在于它有多“特殊”，而在于它并不特殊——它更像一个被极端条件加速后的国家级制度退化样本。

（一）对他国意味着什么？

委内瑞拉的路径对其他国家最大的启示，并不是“会不会变成委内瑞拉”，而是一个更冷峻的政治经济学命题：当一个威权体制同时遭遇：枯竭 + 合法性衰退 + 外部围堵 + 权力不可问责，

它会天然倾向于把“灰色/黑色经济 + 强制机器”制度化，从而出现“国家功能黑社会化”的演化。

这不是道德指控，而是约束条件下的策略集合：

当合法收入（税收、增长、贸易、土地等）不足以覆盖统治成本时，统治者只有三条路：

1.改革：放权、法治化、透明化（以制度换税基，以信任换增长）

2.崩溃：失去统治能力（财政断裂、军警失控、治理碎片化）

3.犯罪化：把不可见的掠夺变成财政，把强制机器变成收益装置

委内瑞拉选择了第 3 条。而这条路的可怕之处在于：短期可续命，长期必腐烂。

（二）如何检验一国是否存在“走向犯罪国家”的结构诱因？

要避免把“犯罪国家”当成情绪化标签，需要一套更硬的诊断框架：

必要条件 + 触发条件。

1) 必要条件：制度土壤（四项缺一不可）

“犯罪国家”通常需要四个底层条件同时具备：

A.权力不可问责：缺乏外部独立约束（无法被审判）

B.司法不可独立：法律最终服务权力（裁判与球员合一）

C.财政可被非透明化处理：账本能被遮蔽（黑箱预算、影子负债、口径可变）

D.强制机器能与利益集团共生：执法权可变现（执法—创收—分赃）

若四项齐备，就形成“可犯罪化”的制度温床。

差别只在于：是慢慢腐化，还是被危机迅速点燃。

2) 触发条件：加速器（往往是三重压力叠加）

真正把威权体制推向“犯罪化”的，常见是三种压力叠加：

财政崩压：正规财政无法覆盖统治与维稳成本

外部封锁：国际市场与金融通道收窄（外循环失血）

合法性衰退：叙事失灵，唯有强制维持秩序

当一个国家出现“多系统同步衰竭”（如财政、地产、土地、社保、银行、外贸、人口等）且持续下去，

就意味着：制度退化的速度可能被突然放大。

（三）最危险的不是“毒品化”，而是“掠夺财政化”

很多人一提“犯罪国家”就想到：毒品、黑帮、走私。

但对多数国家而言，更现实、更隐蔽、也更可持续的版本是：

把“合法外衣下的掠夺”做成财政常态，象“吸血鬼”一样汲取社会的存量资源。

典型形式包括（只讲机制，不讲个案）：

准税式摊派：以“合规、审查、罚款、专项”名义的榨取“罚款收入”

资产隐性国有化：规则变更、强制重组、选择性执法实现转移

金融抑制升级：通胀/利率/管制/汇率把居民与企业变成“隐形税基”

数据与牌照化：把生存许可与准入权变成租金

地方“秩序财政”：靠罚没、查封、冻结、拖欠、城投循环维持运转

这看起来比毒品更“文明”，也更具隐蔽性，不易被国际直接定性为 Narco-state，但本质并无不同：国家以不可问责的方式，把私人部门当提款机。

（四）“犯罪国家”是否是威权国家的终极形态？

它不是必然终局，却是最典型的退化终局之一。

威权体制大致有四种终局路径：

1.改革转型：权力受限 → 法治化 → 税基扩大 → 社会自组织恢复

2.硬化内卷：高压维持 + 低增长长期化（稳定的贫穷与僵化）

3.崩溃碎片化：中央失能 → 地方军阀/寡头化

4.犯罪国家化：统治需要钱 → 钱来自灰黑财政 → 强制机器商业化

其中第 4 条的概率，在下列条件下最高：

经济增长长期失速

财政极端紧绷

统治仍要求高强度控制

对外通道持续受限

叙事与合法性不断耗损

更精准的说法是：

当威权体制无法用增长购买并支持合法性，又不愿用放权重建法治时，它就会越来越依赖“国家犯罪化”作为赌博式生存策略。

（五）一个“早期预警仪表盘”

如何知道一国的“委内瑞拉时刻” ？

下面 6 项可视为预警仪表盘（只看趋势，不求精确）：

1.财政结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 vs 刚性支出增速

2.罚没财政占比：罚款、没收、行政性收费的异常上升

3.国进民退强度：民企投资意愿、产权安全预期、资本外流压力

4.选择性执法频率：同类行为不同裁量的扩散

5.地下经济比重：灰色就业、走私链条、跨境资金通道活跃度

6.强制部门产业化：执法与创收绑定、执法外包与利益链固化

当这 6 项同时走强，往往意味着：国家正在从“治理”滑向“汲取”，从造血走向吸血。最终，从“汲取”再走到“犯罪化”，只是时间问题。

结语：文明的分水岭，在于权力是否自知有限

“犯罪国家”的根源，不是贫穷，不是落后，甚至不只是坏人，而是权力从未承认自己是受托者，也从未承认存在一条高于自己的边界。

当人民无信仰，而权力自认是终极主权者：

法律沦为工具

财政沦为猎场

人民沦为税基与人矿

国家滑向犯罪，不是意外，而是内生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