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产权的神圣性，来自对创造主的承认——从产权经济学的成就、困境与未解之问谈起

作者：赵晓

现代经济学几乎形成了一个广泛共识：清晰、稳定、可预期的私有产权制度，是经济长期繁荣的必要条件。

从科斯、诺斯到当代制度经济学，产权被反复证明具有三项关键功能：

降低交易成本

约束机会主义行为

为长期投资提供稳定预期

在这一意义上，产权被视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石”。

但问题在于：产权经济学在解释“产权为什么有用”时非常成功，却在解释“产权为什么不可侵犯”时突然失语。

产权为什么不可侵犯？“私人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这究竟为什么呢？我们的文章今天将原创性地补上产权经济学欠缺的这一课。

一、产权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效率，而非神圣性

在主流产权经济学框架中，产权的正当性，通常建立在三个理由之上：

1.效率理由：产权激励努力与投资

2.秩序理由：产权减少冲突与不确定性

3.增长理由：产权支撑资本积累与创新

这些理由全都足以成立，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是“条件性理由”，而非“底线性理由”。

也就是说，在纯经济学逻辑中，人们可以追问：

如果效率下降，产权是否可以被调整？

如果增长受阻，产权是否可以被重新配置？

如果“公共目标”被认为更重要，产权是否应当让步？

产权经济学，根本无法在自身理论内部给出否定答案。

因为在这一框架下，产权的价值是派生的或者说工具性的（instrumental），而非本体性的（intrinsic）。

二、产权经济学的盲区：谁来约束“最后的裁决者”？

问题在这里变得尖锐起来：如果产权的正当性只是来自效率与公共目标，那么，谁有权判断何时效率不足、目标需要调整？

答案在制度上只有一个：公共权力或者说政府。

于是，在没有额外前提的情况下，

产权在逻辑上就不可避免地退化为：

国家授予的使用权（state-granted usage rights）

政策框架下的可变参数（policy-dependent variables）

主权者根据需要重新划定的边界（boundaries redefined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sovereign）

这三条连在一起，是对国家主义产权观的“制度经济学诊断”。

换句话说：只要产权的终极来源仍然是国家，产权就不可能在原则上约束国家。这正是产权经济学无法自行解决的“最后一道坎”。

它可以告诉你：“侵犯产权会降低效率”；却无法告诉你：“即便效率提高，侵犯产权依然是错的”。

产权要有效，必需政权来保护，但政府权力侵犯产权怎么办呢？

这里面显然存在悖论，周其仁教授等称之为“产权悖论”，认为是产权经济学无法解决的问题。

三、历史经验的反证：高效率并不能保障产权

历史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理论缺口。

在许多国家与时期中：

国家并非出于“非理性”，而是出于“发展目标”

并非否认产权，而是试图“重新界定产权”

并非取消市场，而是“在国家目标下使用市场”

结果却反复一致：

产权不再是边界，而是工具

资本不再是独立主体，而是动员对象

投资行为转向短期化、防御化、关系化

这说明一个关键事实：即便在理性、发展导向、技术娴熟的政府手中，只要产权缺乏不可侵犯的道德根基，它就会在压力之下被重新定义。

四、新教文明的突破：把产权从“国家逻辑”中解放出来

新教文明对私有产权的贡献，并不是提出了一套更精巧的经济模型，而是完成了一次主权层级的根本转换。

它引入了一个产权经济学自身无法内生（endogenize）的前提：无论是人、财产还是自然资源，终极所有权并不属于国家，而属于创造主；个人只是受托的管理者，而非绝对的所有者；国家因此无权成为界定与重置产权边界的最终裁决者。

这正是美国建国文件所明确宣告的：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建立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治理者的同意。”——《美国独立宣言》这段宣告的真正革命性，不在于它列举了哪些权利，6而在于它明确了主权的层级结构：

个人权利的来源不是国家，而是造物主

政府不是权利的授予者，而只是受托的保护者

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取决于其是否忠实履行这一受托职责

在这一框架中：

财产权具有先于国家的地位（pre-political status）

产权边界被理解为道德与神学边界，而不仅是法律边界

公共权力的职责是保护产权，而非重新定义产权

于是，产权第一次获得了一个非工具性的根基：它之所以不可侵犯，不是因为侵犯它“效率低”，而是因为侵犯它——僭越了不属于你的权柄。

五、这为什么是经济学无法回避的问题？

这并不是把经济学“拉进基督教”，而是指出一个事实：产权经济学在最关键的地方，必须借用一个经济学之外的前提，才能完成自身的逻辑闭环。

否则，所谓产权保护，永远只是“在顺境中的承诺”，而不是“在危机中的底线”。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那句常被误解的话：私有产权之所以神圣、不可侵犯，并非来自国家的承认，而是来自对创造主及其终极主权的承认。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所谓的“产权悖论”才在终极层面得到解决：公共权力不再是产权的最终来源与裁决者，而是被置于一个更高的、先于国家的道德与秩序之下，其正当职责，乃是保护个体公民所承载的、源自创造主的神圣权利。

也正因为如此，宪政并非产权的创造者，而是将这一超越性约束制度化、程序化的政治安排，从而使私有产权第一次获得了稳定、可信的制度保障。

六、私有产权的神圣性：从洛克到麦迪逊，再到诺斯

上述有关产权经济学的判断并非神学修辞，而是产权的顶层设计——现代宪政思想反复抵达的结论。

1.约翰·洛克：产权先于国家

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给出了现代产权理论的起点：

“人们联合成为政治社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财产。”

(The great and chief end of men uniting into commonwealths is the preservation of their property.)

在洛克这里，“财产”（property）并非国家授予的特权，而是先于国家存在的自然权利，国家的正当性，来自对这一权利的保护，而非创造。

而这一自然权利之所以具有约束力，并不来自国家自身，而是来自一个高于国家的自然法秩序——洛克明确指出，这一秩序根源于上帝作为创造主的主权。

2.詹姆斯·麦迪逊：权力必须被制度化地约束

洛克解决了“产权从何而来”，但留下了一个现实问题：如果掌权者本身侵犯产权，怎么办？

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中给出了制度性的回答：“如果人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如果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加以控制。”

(If men were angels, no government would be necessary…)

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圣经启示我们：人不是天使，人是有罪和有限的；所以，权力本身不可信，也因此，权力必须被结构性地约束。

正因为产权是神圣且先于国家的，宪政的功能便不是“赋予权力”，而是强迫权力在制度中承认自身的有限性。宪政，在这里成为对洛克式自然权利的制度化落实。

3.道格拉斯·诺斯：没有可信承诺，产权只是空话

到了现代制度经济学，诺斯把这一问题翻译成了经济学语言。

他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直言：“制度的核心问题，在于创造可信的承诺。”

(The essential role of institutions is to create credible commitments.)

诺斯的研究反复证明：只要国家仍是产权的最终裁决者，产权承诺就无法变得可信。

这正是经济学家所谓的“产权悖论”：国家既是保护者，又是潜在的掠夺者。而解决之道，并不在于更聪明的政策而在于：

是否存在一个国家无法随意僭越的边界。

4.一个贯通三者的结论

把洛克、麦迪逊与诺斯放在同一条思想轴线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那句常被误解的话：私有产权之所以神圣、不可侵犯，并非来自国家的承认，而是来自对创造主及其终极主权的承认。

正因为产权源自一个先于国家的秩序，公共权力才必须被置于这一秩序之下；也正因为权力不可信，宪政才成为必要的制度安排；而当这种超越性的约束被制度化之后，产权保护才第一次变得可信、稳定、可预期。

换言之：宪政，从来不是产权的起点，而是对“产权神圣性”的制度性承认。

从洛克到麦迪逊，再到诺斯，现代宪政思想不断重复同一个结论：当国家不再是最终主权者，私有产权才可能真正不可侵犯。

结语：没有神圣边界，就没有真正的产权

产权的边界最终由国家及其代表政府来裁定，那么资本永远只是权力的延伸；市场永远只是政策工具；个人永远只是发展叙事中的变量。

只有当产权被理解为“不可僭越的边界”，经济自由、长期投资与文明信任，才第一次拥有稳固而持久的基础。

这不是一个效率问题，而是一个文明是否承认自身有限性的问题。而正是在这里，中国无数为产权保护而不得的人，尤其是企业家，必须面对一个极其严肃、却长期被回避的事实：如果一个社会不承认上帝的主权，它就不可能真正保护人的产权。

产权之所以神圣，并不是因为政府承诺保护它，也不是因为法律条文写下了它，而是因为——财产的终极主权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人自己，而属于创造主。

当人否认这一点，不承认上帝及其主权，当国家、民族或个人试图窃取上帝的荣耀，把本不属于自己的权柄据为己有，结果往往并不复杂：你窃取了上帝的主权，你的财产，也终将被他人或权力所窃取。

这不是神秘主义，而是一条被历史反复验证的文明律。在圣经的秩序中，

私有财产之所以不可侵犯，并非源于国家意志，而是源于神所设立的道德律与秩序——正是这一秩序，构成了后来被概括为“十诫”的文明底座。

“不可偷盗”，并不是一条政策建议，而是一条先于国家、约束所有人的神定法。

人间的法律、宪法与制度，其正当性从来不在于“谁制定了它”，而在于：它是否在落实、承认并执行这一高于人的神定秩序。

因此，产权保护的根基，不在政府，不在权力，甚至不在法律文本本身，而在于一个社会是否集体承认：有一位不可僭越的主权者，有不可被侵犯的权力边界。

对中国的企业家而言，这意味着一个艰难却必要的认知转向：你可以游说政策，你可以研究法律，你可以优化结构、分散风险，但如果一个文明整体拒绝敬畏那位真正的主权者，那么任何产权安排，都只能是暂时的、脆弱的、可被重新解释的。

唯有当上帝被真正敬畏，私有产权才可能真正被敬畏。敬畏上帝的神圣，私有财产才会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这不是逃离现实的神学讨论，而是直面现实最深处的产权经济学的根基问题。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产权问题从来不是技术问题，不是法律技巧问题，而是一个文明是否愿意承认：自己不是神，将神的主权与荣耀还给神！

附录：一个极简模型——为什么没有“神圣边界”，产权无法自稳

（不喜欢学术性的可忽略这部分）

1) 基本设定

2) 关键问题：事后最优导致事前崩塌

结论 1（掠夺均衡）：

当国家能够在事后自由重置产权边界（τ 接近 1），理性企业家的最优反应是不投资或转入防御性投资。宏观经济表现为：资本外逃、短期化、关系化与“去实体化”。

这就是产权经济学最经典的“承诺失灵”：

产权不是因为“没写法律”而不稳，而是因为“最后裁决者不受约束”。

3) 引入“神圣边界”作为外生约束

现在引入一个“超越性约束/神圣边界”（可理解为：道德律、宗教信念、终极审判的可置信性），用最朴素的方式刻画：

国家若突破产权边界，需要支付一个外生的、不可被政策化消解的成本 K >0。

这里的关键，不在于 K的大小，而在于：

K是否来自权力体系之外，且不可由主权者自行重定义

结论 2（约束均衡）：

只要存在一个足够强、足够外生、难以被权力内部化消解的约束?K，就能把“事后掠夺”从最优行动中排除，使产权边界可信，投资与长期主义才可能出现。

4) 一句话解释模型

没有神圣边界：τ 由主权者事后重置 → 企业家事前不投资 → 产权与增长一起坍塌。

有神圣边界：越界成本 K 真实存在 → 主权者不敢（或不能）事后改口 → 产权可信 → 投资与文明信任形成。

5) 模型的产权经济学含义

产权保护的根基，不是更聪明的政策函数 ?(τ)，

而是让越界成本?K?成为不可被权力消解的硬约束。

在基督教文明中，K?的来源不是政府自律，而是对创造主与道德律（如“不可偷盗”）的敬畏：

它将产权从“政策参数”提升为“不可僭越的权力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