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之上，还有生命——国家不是终极目的，民族不是偶像，人不是工具

作者：赵晓

在当代中国的公共叙事中，有一个几乎不被质疑、却极少被反思的前提：国家被默认为最高价值。

而在现实运作中，这种国家主义，又多与一种狭隘而高度动员化的民族主义深度捆绑，共同构成一种看似正当、却极具吞噬性的文明逻辑。

在这种逻辑中：

个人的意义，被定义为工具的价值——对国家与民族的贡献；

家庭的价值，被要求服从于国家与民族的“历史使命”；

生命本身，不再具有独立而不可侵犯的尊严。

当国家与民族被同时提升为终极目的，人，便不可避免地沦为工具；家庭，沦为供给系统；良心，沦为动员对象。

一、一个被反复验证的文明定律

回顾人类历史，有一条冷酷而稳定的规律：凡把国家或民族当作终极目的的文明，最终都会吞噬它们所宣称要保护的一切。

在这种文明结构中：

人不再是目的，而是“资源”与“工具”；

道德不再以真理为尺度，而以“是否有利于国家—民族目标”为标准；

牺牲被浪漫化，质疑被污名化；

权力只需证明“代表国家或民族”，而无需向更高者交账。

其结果并不神秘：个人被消耗，家庭被挤压，社会信任枯竭，而国家与民族本身，也因国家主义的过度动员与失去边界而走向不可持续。

这不是某一制度的偶然失败，而是文明逻辑从起点就迷失方向的必然结果。

二、国家与民族，为什么都不能成为“终极存在”？

从保守主义的视角看，问题的根源并不复杂：无论国家，还是民族，都不是被造为“终极存在”的。

国家是一种必要的政治共同体安排，政府则是管理秩序、抑制邪恶、维护公共公义的有限工具；

民族是一种真实而宝贵的历史文化共同体，承载记忆、语言、文化与情感。

国家与民族的价值都是重要的，但问题在于：真理再往前走一步，若失去边界，便会滑向谬误。

把有限的国家、民族与政府无限化、神圣化，正是人性与认知中最危险的误区。

当国家或民族被神圣化，它们就会要求无限忠诚。

此时，三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浮现出来：

谁来约束国家的权力？

谁来纠正民族叙事中的集体自义？

当国家或民族以“历史使命”之名伤害无辜时，谁有资格说“不”？

如果答案仍然是“国家自己”或“民族意志”，那么法律、制度、传统与情感，都只会沦为权力自我正当化的工具。

这正是国家主义、极权政治、狭隘民族主义、群体狂热以及大政府主义的共同起点。

三、基督教文明给出的根本逆转

基督教保守主义并不是反国家、反民族、反政府，而是拒绝把任何有限的人间共同体抬升为神。

它提出一个决定性的文明判断：在万国之上，还有生命；在万族之上，还有真理；在一切权力之上，还有主权。

在这一秩序中：

人不是国家或民族的工具，而是按上帝形象被造的目的性存在；

国家与民族都是有限的手段，而非终点；

政府等公共权力是受托的（delegated），而非自授的（self-constituted）；

统治者与集体，都必须向超越性的真理交账（accountable）。

正因为如此，现代文明中最关键的观念——人的尊严、权力受限、良心自由、家庭神圣性、私有产权、信仰自由——才第一次获得了不可被随意突破的边界。

四、为什么这一基于启示的保守主义认知对中国尤为关键？

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存在一个深层结构性张力：“天”，逐渐被去人格化，而“国”与“族”则被逐渐人格化、神圣化。

当“天命”不再指向一位可敬畏、可审判的超越者，国家与民族，便自然竞争性地填补这一终极空位。

结果是：

忠，取代了义；

稳定，取代了公义；

盛世叙事，压倒了个体苦难；

集体荣耀，掩盖了真实生命的代价；

狭隘民族主义，遮蔽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启示真理。

这样的文明结构，无法摆脱法老秩序，即便统治者主观上“出于善意”，制度也会系统性地压缩人的空间。因为工具，从来没有不可侵犯性。

五、真正的保守主义，究竟在“保守”什么？

许多人误解基督教保守主义，以为它思想守旧、或者缺乏行动力，甚至是在保守权力、秩序或既得利益。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保守主义真正要保守的，是人间正道与永恒秩序，是下述这些最容易被牺牲、却最不可或缺的东西：

人不被国家或民族吞噬；

家庭不被宏大叙事解构；

良心不被政治或情绪接管；

信仰不被工具化；

国家与民族始终记得最重要的一点：自己不是神。

这，从来不是什么守旧与倒退，而是守正——守护正道与秩序，保守文明得以延续的最低条件。

结语：当国家与民族不再是终极，人才能真正被拯救

民族值得珍惜，但不能被神化；

国家需要建设，但不能被敬拜。

当国家与民族各自回到其应有的位置，人才能重新成为目的，权力才能重新学会敬畏，文明才有真正的未来。万国之上，还有生命。

这是基督教保守主义给我们这个时代特别是转型中国的底线宣告，也是给中国现代文明追求的一次清醒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