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承认超越世俗权力的终极主权，是私有产权神圣性的根本前提？——从法的经济学看如何人类如何从法老秩序走向文明秩序

作者：赵晓

一、问题的真正起点：为什么产权在强权面前总是脆弱？

在现代经济学中，私有产权被普遍视为增长与繁荣的制度基础。

从科斯（Ronald Coase）到诺斯（Douglass C. North），从阿尔钦（Armen A. Alchian）到 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制度经济学与产权经济学已经清楚表明：私有产权的有效成立，依赖于三项核心条件：

1.清晰界定（Clear Definition of Property Rights）

2.可信执行（Credible Enforcement）

3.不可随意剥夺（Protection against Arbitrary Expropriation）

这三大条件，对产权的有效成立而言，缺一不可。

原因很简单：

第一，若无清晰界定（Clear Definition of Property Rights），产权就无法成为可预期的权利。

边界模糊的产权，无法明确“谁拥有、拥有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会直接抑制长期投资、专业分工与资本积累。在产权不清的环境中，理性个体会倾向于短期攫取而非长期建设。如此，“公地悲剧”并非道德失败，而是制度激励的必然结果。

第二，若无可信执行（Credible Enforcement），

产权只是一纸声明，而非可依赖的制度安排。即便权利在法律文本中被清楚写明，若司法不独立、契约不可执行、执法选择性存在，理性行为者也无法相信权利在未来会被兑现。在这种环境下，交易成本上升，信任半径收缩，市场活动必然退化为关系、权力与非正式保护网络的博弈，而不是正规规则下高效的运行。

第三，若无不可随意剥夺（Protection against Arbitrary Expropriation），产权便永远处于强权的阴影之下。特别重要的，一旦公共权力可以在任何时刻、以任何理由重新定义或收回产权，那么前两项条件便会瞬间失效。

产权不再是一项“权利”（Right），而只是“暂时被允许使用的资源”（resources temporarily permitted for use）。在这种制度预期下，理性选择将不再是创新与积累，而是防御、转移、外逃或对权力的依附。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我们看到：

私有产权的核心问题，最终并不是经济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关于权力边界与终极约束的政治,已经成为道德问题。

然而，经济学在此处戛然而止。经济学可描述制度如何运作，却无法回答一个根本问题：是谁规定：公共权力必须在私人产权面前止步？为什么权力不能在“必要时刻”重新定义产权？

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边界问题。而恰恰在权力“边界”这一点上，经济学是沉默的。

二、“法老秩序”：没有超越主权的社会，产权必然沦为许可

在人类历史上，凡是不承认超越世俗权力的终极主权的社会，都会在制度逻辑上自然滑向一种结构，我们可以称之为：“法老秩序”（Pharaonic Order）。

其核心特征是：

国家或统治者被视为终极主权者

法律的合理性不是来自自然法、永恒法（Lex justa / Natural Law / Eternal Law），而是来自统治者的权力意志（law as command, not law as justice）

制度、法律和政策都是权力的工具，而非权力的边界

私有产权并非一项不可侵犯的权利，而只是权力所暂时许可的使用状态（resources temporarily permitted for use）

在这种结构下：

财产不是“我的”，而是“暂时允许由我使用”

权利不是不可侵犯的，而是可被政策性调整的

法治不是 rule of law，而是 rule by law

从法的经济学角度看，这意味着：产权在本质上已从“Rights（权利）”退化为“Use Permits（使用许可）”。这正是法老社会的常态——人、土地、时间、劳力，最终都属于法老。

三、《哈该书》揭示的不是宗教问题，而是“主权错位”

哈该书常被理解为一篇宗教劝告：先知呼吁百姓把圣殿建起来，把信仰摆在第一位。

但如果从制度与秩序的角度来看，这卷书讨论的并不是宗教徒们的“虔诚程度”，而是一个任何社会都会面对的根本问题：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谁有不可被侵犯的优先权？谁，才是最后说了算的那一方？

1.问题不在于“不信”，而在于“排序”

当时以色列人的问题，并不是否认上帝存在，而是作出了一个看似合理、极其现代的判断：

“现实压力很大，神的事务可以等等，个人生活必须先安顿好。”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

家庭优先

住房优先

收入优先

公共秩序与天上的事，可以往后排

这并不是反叛，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种人的“理性共识”。

2.主权错位的本质：绝对优先权被取消

问题正在这里。当一个社会默认：没有任何东西拥有不可被延后的优先权，

那么实际上，它已经作出了一个更深的决定：

没有真正“至高”的原则

没有不可触碰的边界

一切都可以由人主作，重新排序、重新谈判

用制度语言说，这就是：上帝的终极主权被相对化了。

3.后果不是“神秘惩罚”，而是可预期的制度结果

《哈该书》中描述的后果——收成不稳、努力落空、财富蒸发、普遍挫败感——这不是某种神秘的宗教惩罚，而是一个制度性后果清单：

投入与回报失配

激励结构扭曲

个人努力无法转化为长期成果

社会整体陷入“越忙越穷”的状态

先知书向世人启示：这正是当上帝的终极优先权缺位时，一个社会在现实中必然呈现的样子：忙碌却无收获。

4.这不是以色列的问题，而是所有社会的问题

换句话说，《哈该书》并不是在讨论“要不要更虔诚”，而是在揭示一个跨文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明规律：如果没有任何高于个人、市场与权力之上的最终秩序，那么所有秩序，最终都会变得不稳定。

这正是前文所说的“法老秩序”在现实中的一种表现形式：权力、资源、优先权不断被重新分配，却没有任何不可侵犯的底线。

原因就在于：

一个社会若取消所有不可延后的最高优先权，最终会连现实生活本身也守不住。

四、经济学无法回答的问题：权力为何必须被限制？

产权经济学可以告诉我们：

产权有助于减少交易成本

明确产权有利于投资与长期规划

但它无法回答：为什么“减少交易成本”足以约束一个拥有暴力与立法权的主权者？

换言之：

如果公共权力本身就是最终裁判，那么它为何不能在“集体需要”之名下

重新界定任何产权？

而历史不断告诉我们：

它确实会这样做。当权力缺乏终极约束时，交易成本是否上升，从来不是主权者的首要考量。

五、神学给出的终极答案：只有超越主权，才能划定边界

圣经给出的启示答案，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其逻辑并不复杂：

1.上帝拥有终极主权（上帝的荣耀不可侵犯）

2.世俗权力只是受托者，而非所有者

3.人在上帝之下，被赋予真实但有限的产权

4.法律的功能不是分配产权，而是守护边界

这里出现了一个决定性转折：权力第一次被明确放在“产权之下”。这不是因为权力“更善良”，而是因为权力本身也要向一个更高的主权交账。

六、“上帝的产权”是人类产权的最后防线

这里必须引入一个常被忽视、却极其关键的类比逻辑：

如果连上帝的“产权”——祂的荣耀、主权与优先权——都可以被人类随意侵犯或相对化，那么人的产权凭什么不可侵犯？

这是《哈该书》的核心隐含逻辑。

当上帝的殿被荒废、荣耀被延后，人类社会就失去了“不可触碰之物”。而一旦“不可触碰”在最高层级消失，所有下层产权都会迅速世俗化、政策化、工具化。

七、从法老秩序到文明秩序：唯一的分水岭

从法的经济学角度总结，人类历史上的稳定文明，几乎都隐含同一结构：承认一种高于国家、高于权力、高于多数的终极主权。

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每个人都虔诚，但它意味着：

国家不是最终所有者

权力不是终极裁判

财产权不是恩赐，而是托付

而凡是拒绝这一前提的社会，其改革都只能是：技术修补，而非秩序重建。

八、一个直观的制度类比（法的经济学版本）

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寓言，来理解为什么产权的神圣性，最终离不开主权的神圣性。

不妨设想一个叫作“华夏村”的地方。如果一块私人领地的篱笆，只是由“村长”（也就是世俗公共权力）批准设立的，那么在制度逻辑上，这道篱笆就永远只是一种许可：今天可以“批准你设立”，明天也可以因为“公共规划”“集体需要”“发展大局”而被拆除。

因为，批准它的权力，本身高于它。但如果整个社会都普遍承认：这道边界并不是村长画的，而是“老天爷”所划定的——是一条任何人间权力都无权随意跨越的界线；甚至村长的权力，本身也只是百姓所托付的，而百姓的权力，最终源自那位高于一切人的“老天爷”，

那么情况就彻底不同了。在这种认知之下，即便是村长，也只能在篱笆之外行使权力，而不能站在篱笆之上。也就是说：只有当地上所有人的头顶都有“天”，地上的篱笆，产权才会真正稳固。

这正是中国问题的深层悖论，几千年来直到今天，中国人最痛心的，正是自己的财产权被屡屡侵犯——辛辛苦苦一辈子积累的财富，一纸文件、一道命令，便可能化为乌有。但一个极少被正视的问题是：中国人长期生活在一种“没有天”的制度想象之中。

在中国传统人本主义与今日无神论的世界里：

权力之上没有终极约束

主权只属于强人，不属于真神

一切秩序，最终都可以被“重新解释”

而在信仰层面，这其实是另一种更深的侵犯：对上帝主权的否认，对上帝荣耀的窃取。

——不把神当神，

——不承认神所设立的秩序，

——不敬畏那高于一切人间权力的终极主权。

每个中国人必须面对一个反问：一个长期否认上帝超越主权的社会，凭什么期待公共权力自觉尊重自己的私有产权？

如果一个民族可以理直气壮地说：“神的主权可以被搁置、被相对化、被忽略”，那它在制度上，其实已经默认了另一句话：“一切边界，最终都可以被权力重新划定。”

在这种逻辑下：

窃取神的荣耀，并不会只停留在宗教层面；

否认终极主权，也不会只影响信仰自由；

它必然会一路向下，

侵蚀法律、产权与个人安全。

一句直白、但无法回避的结论：不尊重神主权的国家，最终也不会真正尊重产权；一个习惯窃取神荣耀的民族，私人财产被不断窃取，并非偶然，而是制度的必然结果。

这不是宗教指控，而是一条反复被历史验证的文明因果律。

结论：产权的神圣性，来自对终极主权的承认

从《哈该书》到产权经济学，从出埃及到现代文明，人类反复验证了一条定律：不承认超越世俗权力的终极主权，私有产权就永远只是强者许可下的暂住权。

因此，文明真正的分水岭，不在于：

是否市场化

是否现代化

是否技术先进

而在于：是否承认有一种荣耀、不属于国家、不属于权力、不属于多数，而只属于上帝。

这，才是人类摆脱法老秩序、走向神定秩序所影响和祝福的真正文明秩序的关键所在。

附录：一个极简数理模型的论证

（不喜欢太学术化的人，这部分可以直接忽略）

模型目的:

不是为了预测，而是为了说明本文命题：当“随意剥夺概率”无法被上界约束时，私有产权的期望回报趋近于零。

模型设定

设：

V = 私有资产的真实经济价值

p = 被随意剥夺的概率（arbitrary expropriation risk）

R = 产权的期望有效价值

则：

R =(1 p ) V

关键区分（文明分水岭）

1.没有超越主权的社会（法老秩序）

p由权力决定

没有可信上界

p可随政治、政策、需要而变化

在理性预期下：

IimE(pt) ￠0→E(Rt)↓

t→∞

各符号含义如下：

t：时间（长期、跨期）

pt：在时点 t，私人产权被随意剥夺的概率

（arbitrary expropriation risk）

E(. )：数学期望（理性主体在不确定性下的预期）

Iimt→∞ :表示关注长期制度趋势，而非短期政策波动

￠0：不趋近于 0，即该风险在长期内无法被消除或制度性压低

Rt：产权在时点上的有效期望回报（effective expected return on property）

↓↓：下降、持续走低

公式含意：

如果在一个制度中，随着时间推移，私人产权被随意剥夺的风险在理性预期下始终无法降到接近于零，那么私人产权的长期期望回报就一定会不断下降。也就是说：没有终极约束的权力，在数学意义上，会把产权变成不值得长期投入的东西。这不是价值判断，而是理性选择在不确定制度下的必然结果。

政策含意：

产权是否“神圣”，并不取决于法律条文写得多好，而取决于：随意剥夺的概率，是否被一个高于世俗权力的原则，在长期中可靠地压到接近零。只要这一点做不到：

产权就不会被当作“权利”

投资就不会是长期的

财富就会转为防御、转移或外逃

2.承认超越主权的社会（文明秩序）

p≤ ō（制度性上界）

上界来自权力外部的终极约束

法律不是权力函数，而是边界函数

则：

R ≈V

产权才可能“被当作产权对待”。

一句话：

在任何制度中，只要产权被随意剥夺的概率无法被一个高于权力的原则所约束，理性人对产权的长期预期价值就必然趋于零。

这句话，就是模型的“白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