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束权力最可靠的方式是什么？——为什么制度不足以保障自由

作者：赵晓

在当代公共讨论中，尤其是在中文世界里，一个几乎被视为共识的判断是：只要制度设计得足够好，自由就能得到保障。

法律要完备，程序要精密，权力要制衡，监管要加强。

但经济学、政治学与法学在其最深处，其实早已不断指向一个相同的结论：制度本身，并不能最终约束权力。

真正的问题不是“制度够不够好”，而是一个更底层、也更危险的问题：如果制度本身掌握在权力手中，那么，究竟是谁能约束权力？

一、经济学的困境：制度为什么会“失效”？

新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制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降低不确定性、约束机会主义行为。

但正如诺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所反复强调的那样：制度本身并不是自我执行的。制度必须被解释、被执行、被裁量。

而这些行为，永远依赖于掌握强制力的人。一旦执行制度的权力本身不受更高约束，制度就会发生结构性退化：

产权变成“有条件的许可”；

合同变成“权力可重新解释的文本”；

市场变成“权力配置资源的工具”。

换言之，只要人性并不完美，

权力就不可能天然自律，

制度也就不可能成为自我完备的约束机制。

这就是为什么：

在缺乏终极约束的体系中，

制度最终会倾向于服务于权力，而不是限制权力。

二、政治学的死结：制衡为何无法成为“最后答案”？

现代政治学的经典回答是：用权力制衡权力。

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提出：“必须以野心对抗野心”。但问题在于：制衡是一种技术安排，而不是一种终极裁判机制。政治学本身承认几个无法回避的事实：

1.制衡结构可能被整合、俘获，从而失去实质约束力；

2.制衡主体可能共享同一意识形态；

3.制衡在紧急状态中最容易被暂停；

4.制衡无法裁决“谁是最终正义者”。

因此，制衡最多只能延缓权力失控，却永远无法回答这个终极问题：当所有权力都达成一致时，谁还有资格说“不”？

三、法学的悖论：法律为何无法成为权力的终极边界？

法治社会常被理解为：法律高于权力（即所谓“法治高于人治”）。但法学自身早已揭示了一个尖锐悖论：

法律需要解释；

解释意味着裁量；

裁量意味着权力。

也因此，正如哈耶克所警告的：法治一旦失去超越性根基，就可能蜕变为“合法形式下的专断统治”。

在实践中，法律若失去高于国家的正当性来源，就会发生三种退化：

法律成为政策工具；

权利变成国家授予的利益；

正义变成权力叙事的一部分。

此时，“依法”并不等于“正义”，而只是“依权”。

四、一个跨学科汇合的结论：终极主权不可回避

当经济学、政治学与法学在各自的极限处不断逼近同一个问题时，一个结论变得无法回避：

如果制度本身需要被约束，而约束制度的仍是权力，那么权力在逻辑上就是“自我约束”，即：不可被真正约束。

要使权力受到真实而非形式性的限制，必须存在一个不属于权力系统内部的终极约束者。

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权力才能被理解为：

受托的，而非自授的（delegated, not self-authorized）；

有限的，而非至高a的（limited, not absolute）；

必须交账的，而非自我正当化的（accountable, not self-legitimating）。

制度，也才第一次拥有不可被随意突破的边界。

五、简要的数理模型证明

不喜欢太学术化的，这部分可直接跳过……

模型一：最简“约束缺失定理”模型

这里所说的“约束”，指的是最终、不可申诉的约束（ultimate constraint）。一个社会系统是否可能在自身内部生成这种约束，正是问题的关键。

设定（极简）

设 P = 权力（Power）

设 I = 制度（Institutions）

设 S = 终极主权（Sovereign）

设 Cx = 对x 的有效约束

关键关系

制度不是自执行的：

c(p)=I 且 c（I)=?

如果不存在高于制度的约束者：

C(I)=P

则推出：

C(P)=P

结论（定理）

当制度的最终约束者仍是权力本身时，权力在逻辑上等于“自我约束”，即：不可被真正约束。

唯一解

要使 C(P)≠P，

必须存在一个 S，使得：

C(I) =S，且S ≠P

即：

只有当终极约束者不属于权力系统内部，权力才可能被真正约束。这就是“终极主权不可回避”的数理表达。

模型二：委托—代理 + 终极审计模型

设定

权力 P 是代理人（Agent）

人民 / 社会是名义委托人（Principal）

制度 I是契约

但代理人同时掌握契约解释权与执行权

经典经济学问在委托—代理模型中：如果代理人同时控制监督与惩罚机制，那么契约必然失效。

这是标准的道德风险 + 信息不对称。

解决条件（定理）

契约要有效，必须满足：

ヨS such that S has ultimate audit authority

并且：

S≠{P,I}

即：

终极审计权必须在系统之外。

推论

若 S=国家，失败（国家即代理人）

若 S=人民意志，失败（解释权仍被权力垄断）

若 S=技术/规则，失败（执行仍依赖权力）

唯一逻辑解：终极审计权来自一个高于并独立于人间权力的超验主权。

以上模型证明：一个系统，不可能在内部生成对自身的最终约束。这不是神学命题，而是科学定理——

一个关于“权力何以可能被约束”的跨文明、跨学科定理。

六、自由的真正根基：不是制度，而是归属

自由并不是制度“创造”的，而是制度承认并守护的。但承认的前提是：权力本身知道——有些东西不属于它。这正是“终极主权”在文明中的意义：

它为生命权提供不可侵犯的来源；

它为财产权提供不可随意剥夺的边界；

它为自由权提供不可被重写的基础。

一个不承认高于国家的超验、终极主权的社会，在逻辑上，不可能为个人权利提供稳固保障。

七、结论：制度无法拯救文明，归属才能

制度可以限制罪恶，却不能医治罪恶；制度可以延缓崩坏，却无法阻止堕落；制度可以制造秩序，却无法回答意义。

真正的问题不是：制度设计得是否足够聪明。

而是：权力究竟向谁负责？人的尊严由谁担保？自由的边界由谁划定？

没有终极主权的制度，只能制造暂时的秩序；承认终极主权的制度，才可能守护真正的自由。

这也正是为什么：制度无法拯救文明，归属才能。

一句话总结：

现代文明最大的幻觉，是以为制度可以替代上帝；中国“五四”以来，在缺乏对启蒙理性自身盲区的反思之下，将其误当作终极答案。而真正的自由，恰恰始于权力重新承认自己不是上帝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