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光：罪与耻，爱与恨
作者：映光
前言：从《南京照相馆》说起
电影《南京照相馆》2025年暑期上映，票房突破了22亿元，成为暑期档最热卖的电影，有很多父母带着孩子去电影院看了这部电影。还有一些人看完电影后，群情激愤地带着观众一起喊起了爱国口号，这些口号基本表达了两种情绪：第一，勿忘国耻；第二，抗战到底。言外之意要把这份仇恨传承下去，早晚要跟小日本讨回公道。
《南京照照相馆》讲的故事是：吉祥照相馆老板金承宗和徒弟阿昌，冒着生命危险把日军摄影师伊藤秀夫拍下的日军屠杀中国军民、奸淫妇女的照片的部分底片缝在衣角送了出去，经西方报刊刊发，外界才得悉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行，纷纷抗议日军暴行，声援中国。由于罪证被曝光，伊藤秀夫受到了上司的严厉的训斥，被逼剖腹谢罪。
1.真实的历史
但真实的历史是什么呢？
电影中阿昌的原型叫罗瑾，时年15岁。1938年初，他到南京估衣廊附近的华东照相馆当学徒。一次。他给一名日军军官冲洗胶卷，发现有许多日军屠杀军民、奸淫妇女等暴行的照片，大受震惊，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加印了30多张，后来挑选了16张，贴在一个小本子上，做成一册，把其他的烧毁了。1940年，罗瑾从照相馆辞职，到伪当局办的交通电讯集训队学习，地点在毗卢寺内，他把相册藏到集训队宿舍的床板下。1941年初的一天，伪当局宪兵突然到寺内进行大清查，罗瑾匆忙把相册藏到寺内的厕所墙洞里，外面糊上泥巴。几天以后，罗瑾所在集训队的同学吴旋在上厕所的时候偶然发现了墙洞里的相册，在看到那些骇人的照片后，他既高兴又害怕，就把相册秘密藏在了寺里一座佛像的底座下。罗瑾以为相册被发现了，自己会被抓走问罪，吓得立即逃离了南京。吴旋一直秘密珍藏着相册，1946年，南京政府张贴布告向市民征集日军的罪行，吴旋就把那本相册交了上去。在对侵华日军战犯进行审判的时候，这本相册就成了给南京大屠杀主犯——原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定罪的“京字第一号铁证”。这个事件被拍成过很多影视剧，《南京照相馆》只是最新的一部。
也就是说，在日本投降之前，华东照相馆的学徒罗瑾并没有把作为日军罪证的照片送出去，就更谈不上刊登在西方报纸上。那么真正冒死送出日军暴行影像资料的是谁呢？其实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总干事同时也是宣教士的乔治·费奇，而相关影像是由美国圣公会南京道圣堂的传教士约翰·马吉拍摄的。马吉也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同时也是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他有一部16毫米摄影机，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冒死偷偷拍下了大量日军暴行现场画面，总共有4盘胶片，总时长105分钟。为了让西方国家知悉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行，马吉托付乔治·费奇，把这些胶片送出日军控制下的南京。
1938年2月，费奇向驻守南京的日军指挥部提出，要到上海去采办一批药品，获得了通行证，他把胶片偷偷缝在自己的驼毛大衣夹层，乘坐日本军列去了上海。他把胶片交给英国记者田伯烈，后者送到柯达公司进行冲印拷贝，胶片分别通过外交邮袋与商船两种方式，送到英国和美国。
1938年3月，美国《生活》杂志刊登了部分照片，立即引发国际震动，也让日本当局甚是惊慌，外务省辩称“那些照片是伪造的”。费奇还在美国各地巡回演讲，并放映马吉拍摄的影片，不断地向美国人揭露日军在南京的罪行。后来在东京审判中，费奇送出的马吉所拍摄的影像，被军事法庭列为第324号证据，有力地指证了当年日军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纵容部下屠杀的罪行。
马吉拍摄的纪录影片，是迄今发现的记录南京大屠杀情景的唯一动态影像，后来，与《拉贝日记》一起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
这就证明，当罗瑾在南京刚刚看到日军军官拍下的暴行照片时，费奇已经把马吉拍摄的相关影像胶片送到了上海，且随即在美国《生活》杂志等媒体公之于众而引发国际关注了。
综上所述，真正第一时间冒死把日军在南京暴行的影像送出南京，并且在国外媒体公开披露的是两个美国人，即费奇和马吉，他们都是宣教士，都是基督徒，而非华东照相馆的中国学徒罗瑾。
而且，当这些照片和影像送到德国之后，据说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贝尔直接看吐了。美国国会内部观影直接促成了援助中国的法案通过。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之下，南京大屠杀之后，日本也没有敢于再制造类似的屠城血案。
马吉不仅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了这些影像，而且还与拉贝在内的其他22名外国友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在华外国宣教士，在南京设立了国际安全区。这并不是美国或任何政府设立的，而是纯粹由教会和红十字会等国际民间组织设立的，这个安全区保护了25万南京市民的生命。
《南京照相馆》这部电影对以上这些一点都没有提及，而且把外国宣教士们的事迹移花接木到了中国人身上。
2.国际红十字会的由来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来说明一下国际红十字会的由来。众所周知，国际红十字会不仅在救助南京大屠杀中的几十万难民中发挥重大作用，而且在涉及面更为广泛的两次世界大战中，以及无数灾难和战争中，起到关键人道救助作用。但很多人不知道，尤其是很多中国人不知道，它的由来与基督教会有关系。
国际红十字会与基督教会的关系要从“一个人、一本书、一个运动”说起：
（1）起点：一位基督徒的异象
亨利·杜南（Henry Dunant，1828—1910）是瑞士日内瓦“复兴教会”的平信徒、基督教青年会YMCA 早期发起人之一。
1859 年索尔费里诺战役后，他在教堂里照顾伤兵，写下《索尔费里诺回忆录》，明确提出“在一切国家建立志愿救护组织”的设想，这本书被视为红十字运动的“出生证”。
（2）组织诞生：基督徒网络成为孵化器
1863 年的“五人委员会”里，除杜南外，另四位也是日内瓦教会或慈善团体的领袖。早期募捐、培训护士、翻译教材，多由各国教会、基督教青年会（YMCA、YWCA）与女执事会承担。
（3）标志争议：红十字≠十字架，但精神同源
为保持战场中立，国际红十字会最终采用“红底白十字”的反向瑞士国旗图案，而非宗教十字架，但欧美不少教会医院仍保留“红十字＋十字架”并列标识，显示历史渊源。
（4）战时合作：教会人员即红十字会成员
抗战时期，华中、华西的教会大学医院（齐鲁、华西、协和、湘雅等）同时挂牌“国际红十字会华中（或华西）分会”，传教士兼任分会主管或医疗队队长。
战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与教会合办难民署，美国长老会毕范宇、内地会耿义德等人既代表教会，也持红十字会委任状接收教产、发放赈粮。
（5）今日连结
世界基督教协进会（WCC）与国际联合会（IFRC）签有“灾难合作备忘录”，基层教会仍是各国红十字会最大志愿来源之一。如今，国际红十字会已经成为一个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而具有广泛影响，与教会仍然有紧密的关系（除中国的红十字会外）。
人道原则中的“ impartiality”（不偏不倚）与耶稣“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被红十字学院列为经典伦理教材。
一句话总结：国际红十字会不是教会机构，却由基督徒发起、借教会网络扩散，并在160 年里与基督教会持续共享“怜悯、中立、人道”的福音实践。
可惜这一切《南京照相馆》这部电影里面都没有。不仅在《南京照相馆》这样的主旋律电影中，几乎在我们所有的历史教科书，以及涉及到历史事件的各种影视作品中，我们惯常阉割掉宣教士以及基督教会在重大事件中所做的无私贡献。但至少我们中国教会的基督徒们应该知道这些事实，至少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孩子们知晓这些事实，而非像这部电影一样，将历史断章取义、移花接木。
3.耻文化和罪文化
我看到一位自媒体博主对《南京照相馆》的评价非常好，他说到了东亚的耻文化和西方的罪文化的不同，我认为是说到了根源上。
“耻文化”说白了就是面子文化，就是我干了坏事，不能让你知道，否则是耻辱。我被人欺负了，我不能让大家知道，否则是耻辱。这个事情本身是对还是错，不重要，关键是我有没有丢脸。“耻文化”对应的就是一种仇恨文化，就是我丢了脸，我就要用相同的方法报复你，把丢的脸找回来。所以让我丢脸的敌人我痛恨，那些让我们自己人丢脸的献出了生命的英雄们，也不值得纪念。
这部电影的开篇，编导通过守城国军士兵之口，交代唐生智等高级将领提前逃跑了的背景，部队失去指挥，残余士兵自行浴血抵抗，导致最终城破，以及后续的日军各种暴行的发生。需要说明的是，像《南京！南京！》等一些同题材影视作品，也有“当官的都跑了”之类的随意违背史实的情节。
而真正的史实是：唐生智受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后，是抱着誓与南京共存亡之决心的。但无奈其麾下部队，是以刚刚从淞沪战场撤出的教导总队、第88师、第87师等残部为主干组成的，临战前夕补充了部分新兵，来不及系统军训，仅仅刚学会开枪，守军战斗力跟强大的松井石根华中派遣军根本不在同一档次，武器也大大落后于敌军。
狭义的南京保卫战始于1937年12月8日。南京近城廓防线雨花台、光华门、紫金山等处，爆发了激烈战斗，守军虽极其顽强，也重挫了日军锐气，但短短三、四天，守军就伤亡了三分之一，朱赤等三位旅长先后阵亡。
蒋介石看到敌我实力悬殊，为保存力量而多次致电唐生智，令其撤退，但唐却多次拒绝撤退。保卫南京官兵为与城池共存亡，甚至把派来接应的船只都烧毁了，也破坏了撤退的道路。但这样英勇的抵抗，我们无论是在影视作品还是在教科书里都不宣扬。正是因为当时南京官兵誓与城池共存亡，绝了自己的退路，所以才导致南京大屠杀中被屠杀的很多是已经缴械的士兵。
去年，著名导演刘和平导演的《援军明日到达》临近上映被下架。这个电影就是讲述抗日战争唯一一场战损比胜出日军的惨胜的战役：衡阳保卫战。中国守军以伤亡1.7万人代价消灭日军两万人。但这样的电影，却不能放映。相反《南京照相馆》以及即将上映的《七七事变》《731》等电影，都是宣扬日军暴行，告诉民众这是一种国耻，其逻辑就是：“我们曾被羞辱，必须自强”“他们曾经加害，必须报复”“我们如今强大了，必须要雪耻”。
在这样的耻辱宣传下，我们看到了很多令人痛心的事件，比如：
“U型锁事件”：2012年9月15日，因日本政府宣布钓鱼岛国有化，西安爆发了反日示威。21岁的河南打工者蔡阳在游行中手持U型锁猛砸一辆日系丰田卡罗拉轿车，车主李建立头骨被击碎，落下终生残疾，伤残程度达到五级。该事件成为暴力爱国的代名词，并衍生出“U型锁青年”的网络标签。
2024年6月24日16时许，江苏苏州高新区塔园路新地中心公交站台边，一辆苏州日本人学校的校车正在停靠下客，犯罪嫌疑人周某某突然持刀行凶，砍伤一对日本母子。校车引导员胡友平立即冲上前阻拦，从身后抱住嫌疑人，被连捅数刀，倒地仍不松手，为车内学生赢得了逃生时间。胡友平因心脏被刺失血性休克送医，于次日宣告不治。
2024年9月18号（918纪念日当天），一名10岁的日本籍男童在深圳日本人学校附近独自步行上学时，被一名44岁中国青年持刀刺伤腹部，经抢救无效，于次日凌晨死亡。
类似事件的新闻报道还有很多，这一切都是由“耻文化”而衍生出来的仇恨所结成的恶果。
但我们看到，同样面对日本和德国法西斯在二战所犯下的罪行，以基督教的“罪文化”为土壤和基因的国家，确实是以宽容、忏悔和反思替代了单纯的仇恨。德国最常被提及、最具标志性的反二战电影是《我们的父辈》，我们拿这部电影跟《南京照相馆》一对比，就知道什么叫“耻文化”，什么叫“罪文化”了。
《我们的父辈》这部三集迷你剧以德军士兵与普通家庭的视角展现了战争如何把5位年轻人拖入了深渊，在德国本土和国际上被称为德国反战片的代表作。同样的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的但宣扬仇恨的电影，在国外基本上是不可能上映的，在国外反映二战题材的影视作品，基本上都是以反战为主题。
1970年12月7日，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在波兰华沙犹太区起义死难者纪念碑敬献花圈后，突然双膝跪地，默哀良久，为纳粹德国屠杀600万犹太人的罪行忏悔，这被称为“华沙之跪”。这一跪成为全球公认的德国战后反省象征，被评价为“欧洲千年以来最强烈的谢罪姿态”，奠定了德国与受害国和解、重新融入欧洲的道德基础。
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对日作战死亡了16万人，但在攻占东京后，麦克阿瑟将军没有把仇恨倾诉到日本民众身上，他通过“去军事化 → 民主化 → 经济重建”三部曲，废止了天皇的神权，为日本制定了和平与民主宪法。在五年占领期内，日本由“军国主义国家”转型为“议会民主制、非军事化、市场经济”的现代国家。天皇走下了神坛，民间社会活力释放，经济走向腾飞。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小平同志访日，双方捐弃前嫌，日本也成为改革开放后累计对华投资最多的单一国家。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到2019年，日本累计对华实际投资额超过了1200亿美元。
但近年来受仇日思潮影响，在2020年以后，中国年度实际使用外资的排行榜中，日已让出首位，位居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之后排在第4到6位。与此相应的是大量的日资企业撤资，大量的日本人回国，大量的原在日资企业、日资工厂上班的中国人失业。
实际上，不必对比不同国家对待二战的态度，我们就看看西方宣教士们是如何以德报怨的就好了。
1900年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杀害241名外国传教士，其中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子女188人，其中53名儿童都是传教士的子女，非常的残忍。美国籍新教传教士约占45人，包括内地会、美以美会等。这些传教士主要来自耶鲁、普林斯顿、欧柏林学院、三一学院（Hartford）、北方浸礼会神学院等知名的学府。这些能来华宣教的美国人，一般家境都比较殷实，至少是中产阶级家庭才会读神学，读完神学以后来中国宣教，但是却被残忍地杀害了。
庚子赔款本金为4.5亿两白银，中国共需付美国本息合计约 2444 万美元。美方核算后认定“实损”仅 1165 万美元，遂决定退还超额部分。美国名义上仍按照 2444 万美元的金额收取赔款，但自 1909 年起把多收的约 1079 万美元逐月退给中国，并在 1924 年进一步退清余款，累计退还约1200到1700 万美元不等。美国将退款全部指定用于中国“教育事业”：设立清华学堂（今清华大学前身）；建立“游美肄业馆”； 1909—1940 年间，资助2000余名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补助国内大学、图书馆、科研机构及教材编译等。
在我们前面讲的史实中，正是美国的宣教士们，把日军的罪证冒死带出南京，公之于众，救了几十万南京市民，并阻止了日军后续的暴行。如果他们心中记着的都是耻辱与仇恨，他们为何这么做呢？
不同于东亚的“耻文化”，西方的“罪文化”基于基督教土壤，基于《圣经》的教义：那就是我在上帝公义的标准面前认罪悔改。无论有没有人知道，我都有罪，赎罪的方法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就是要去做好事。“罪文化”也催生了宽容与和解，就是既然我们都是罪人，就要彼此宽容对方。“罪文化”也催生了最重要的基督教的核心精神——爱，以及爱文化。
“耻文化”往往是民族主义的派生物。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民族，是靠耻辱感连接的，所谓家丑不能外扬，党同伐异。而“罪文化”往往催生出大爱，是跨越阶级的、民族的、肤色的，因为无论是哪国人都是上帝所造的，都是罪人。
《诗篇》51篇：大卫的忏悔诗
更进一步，我们来看本篇证道的经文，看看这种“罪文化”来自《圣经》的依据，即《诗篇》51篇14至19节，这是由大卫创作的著名的忏悔诗：
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牲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
1.经文的背景
这段经文的背景是《撒母耳记下》11到12章记载的内容：大卫王在耶路撒冷的王宫顶看见拔示巴沐浴，与她同房，使她怀孕；随后设计借亚扪人之刀杀害其夫乌利亚。乌利亚是一个著名的将领，是一个英雄。大卫在这一件事上犯了奸淫罪和杀人罪，两项都是《十诫》中的重罪。那是大卫最辉煌的时期，因为他已经成为了不可一世的王，他飘了、骄傲了，所以才犯下这样的重罪。有没有人敢指出君王的罪？先知拿单以“富人夺羊羔”的比喻指出了大卫的罪（《撒母耳记下》 12：1—12）。大卫是《圣经》中少数的好王，大卫被拿单责备后，他立即认罪悔改，承认：“我得罪耶和华了！”（《撒母耳记下》12：13）而不像后来以色列的那些恶王们，先知指出他们的罪，他们反而杀了先知。
《诗篇》51篇，就是大卫在神面前彻底悔改的祷文，这个标题注明“大卫与拔示巴同房后交给诗班长的诗”。
我第一次读《圣经》，就很惊叹：《圣经》中的人物，除了主耶稣(主耶稣既是百分之百的人，又是百分之百的神)，没有一个义人。后来我明白了，《圣经》不是让我们学这个人，学那个人，而是让我们仿效耶稣，《圣经》只有一个主角，就是主耶稣，就是上帝，其他都是配角，这些配角无非都是要说明神的救赎和恩典。即使像大卫这样的明君、圣君，即使像大卫这样不可一世的君王，《圣经》也述说了他的罪，甚至到《新约·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的家谱都要把所罗门是谁生的说出来：“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马太福音》1：6）又点出了大卫犯过的罪。即使大卫这一生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圣经》也同样要说到他犯的重罪。
2.经文释义
这是一篇个人的哀歌，也是一篇悔改诗。希伯来文原文充满强烈的情感动词，包括wash（洗）、cleanse（洁）、purge（涤）、create（造）这些词，翻译成简体中文，我们都觉得这些词是如此精准、洗练。
我们来简单地解析一下这一段经文：
（1）《诗篇》51章14至15节：从血迹到歌声
“流人血的罪”，不仅是谋杀，也预表一切导致他人受伤害的罪：谗言、冷漠、剥削、网络暴力……（我们现在不要以为没有杀人就不是犯罪，因为主耶稣说恨人就是杀人。）
“求你救我”，原文是 ?allatseini，军事用语“把我抢出来”。（罪恶像敌军围困，神亲自突入战场救人。）
结果：舌头“高声歌唱”公义。（注意次序——先被救，才唱得出来。教会里最大的假冒，是嘴唇唱诗，心灵仍被罪捆锁。）
（2）《诗篇》51章16至17节：从祭坛到心灵
背景：大卫时代，圣殿尚未建成，但献祭系统已在基遍运行。大卫却说“你本不喜爱祭物”——不是否定制度，而是指出制度的核心。
旧约时代，礼仪像一面镜子，照出人心：若献牛羊却不悔改，镜子就变成定罪的X光，新约时代也是如此。
“忧伤的灵”（rua? ni?barah），“压伤的灵”，“痛悔的心”（leb ni?ka?），“粉碎的心”。神不是要完好无缺的宗教外壳，而是要被祂拆毁又被祂重建的生命。
所以大卫在这里说，不是只要那个仪式，而是要悔改的心。
宗教往往就只重视仪式。新信主的弟兄姊妹会问新教和天主教或东正教什么区别？新教是最重视读经的，最重视精意的，最重视真理的，尤其是加尔文宗。东正教是最重视形式的，从来不读《圣经》，所以东正教更宗教。新教没有那么多的宗教仪式，只有领圣餐和受洗这两个仪式，但要活出《圣经》话语的真理。
（3）《诗篇》51章18至19节：从个人到群体
第18节突然从我转到了锡安，个人救恩与群体复兴不可分割。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兼具属灵与现实，城墙象征保护、身份、见证，教会若失去圣洁的界限，世界就会涌入。
19节看似是重复祭物的问题，实则是回应16到17节：当人心先被更新，外在的敬拜才蒙悦纳，次序不可颠倒。
结果：公牛的祭坛——最昂贵的奉献，如今甘心乐意的献上，悔改的人最慷慨，因为深知恩典的无价。
所以我们信主都是先认罪悔改，决志祷告首先从认罪悔改开始。
（4）总结
第一，赦罪与公义并行。罪不仅是行为（奸淫、谋杀），更是“在神面前行了恶”（《诗篇》51：4）。 14节“高声歌唱你的公义”。神不是“算了”，而是“还清了”——在十字架上。
第二，真敬拜的次序：蒙救→歌唱→献祭。任何跳过“蒙恩得救”的献祭都是宗教表演。赦免只能出于神的“怜悯”和“丰盛的慈爱”（《诗篇》51：1），而非献祭本身。
第三，个人与群体的张力：真正的复兴必从“我”开始，却不止于“我”。个体的生命与群体的转化并不矛盾，如果没有个体生命的转变就不会有国家的转化，所以我们要从小事做起，从改变自己开始。但是如果你只关心自己生命、家庭，不关心群体，那么个体的生命也好不了，因为你从来没有想过：真正的献祭是什么？真正的献祭不是简单地在教会里面，而是去做社会转化的工作，这也是加尔文神学的核心。
悔改的目的不仅是个人得洁净，更是“重建耶路撒冷城墙”（《诗篇》51：18），在这一段里，不仅是大卫个人的悔改。大卫是君王，他知道不只是他个人的罪，最后会连带整个以色列都要犯罪。为什么《列王记》着重描写包括大卫、所罗门以及之后的君王？是《圣经》把君王当作很重要的人吗？君王是很重要的人，但显然《圣经》的中心不是这些君王。为什么要写这些君王呢？《列王记》《历代志》写这些君王的事迹，因为当时是君主体制，君王犯罪了，整个国家百姓都要陷入罪中。所以这就把个人的救赎和群体复兴连在一起了。我们每一个个体，虽然渺小，但我们犯罪会影响到身边很多的人。
（5）十字架就是大卫祷告的终极答案
虽然大卫那个时代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的来到这个世界，但是旧约是新约的镜子，旧约是新约的预表，所以这首诗歌的答案在耶稣。耶稣没有流人血的罪，却为我们成为了“被流人血的那一位”。耶稣是无罪的，是《圣经》中唯一的义人。但是他却成了被流人血的那一位，他上了十字架。他上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不是赎他自己的罪而是赎我们的罪。他的血洗去了我们的血债，他“忧伤的灵”在客西马尼的祷告中被压伤至极，他“痛悔的心”顺服以至于死。因此神对大卫的应许，今天在基督里完全实现：我们得以“高声歌唱”，得以“嘴唇张开”，得以“建造城墙”。
这就是《诗篇》51篇经文的含义。
3.圣餐礼时为何引用《诗篇》51篇？
在每个月的第一周，香柏之家教会赵晓老师带领大家领圣餐的时候，都会读《诗篇》51篇，那么我们为什么在领圣餐的时候要引用《诗篇》51篇？
（1）圣餐是“新约的赎罪仪式”
旧约赎罪日以公牛、山羊的血洁净罪（以献祭的方式来赎罪）；《诗篇》51 篇指出“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以自己的血设立新约（《路加福音》 22：20），正是旧约赎罪日的终极实现。
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圣殿里的幔子裂开了，耶稣成为了我们的中保，旧约中因为罪而隔开了人与上帝之间关系的幔子（圣所与至圣所之间用幔子隔开，人不能随意进入至圣所）就被撕裂了。现在主耶稣成了我们生命的中保，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像旧约时代那样献牛羊祭、赎罪祭、赎愆祭等，这些东西都已经废除了，现在是新约时代，我们守圣餐礼是因为圣餐礼的意义正是《诗篇》51篇所揭示的，把“罪的严重性”与“悔改的必须”摆在了我们面前，使圣餐不至于沦为空洞的礼仪。
（2）圣餐前的自我省察
保罗提醒“人应当省察自己，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哥林多前书》11：28）“我的罪常在我面前……唯独得罪了你”（《诗篇》51：3—4），正是省察的标准祷告。所以每一次我们领圣餐之前，赵老师都要让我们低头闭目，做三分钟的祷告，这是赎罪的祷告、认罪悔改的祷告，因为我们得罪了神，我们应当省察自己、求主洁净我们的罪，我们才能吃这饼、喝这杯。
（3）圣餐中的双重行动
“破碎”指主的身体为我们擘开，“压伤的灵”（《诗篇》 51：17）提醒我们带着破碎的心来，“洁净”指主的血赦免我们，“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诗篇》51：7 ）对应血的功效。
（4）圣餐后的使命
“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诗篇》51：12—13 ）——领受赦免的人，被差遣成为福音的管道。所以圣餐不仅回顾，也前瞻：我们带着被洁净的生命，走向世界的“耶路撒冷城墙”重建工程。
这就是圣餐礼的含义。简言之，《诗篇》51篇，把“罪的重担”与“赦免的喜乐”同时呈现，使圣餐不流于仪式，而真正成为“忧伤痛悔的心”与“十字架的恩典”交汇之处。
4.两部经典作品与《诗篇》51篇内在的关联
《诗篇》51篇时常让我想起两部经典的文学作品，这两部文学作品都告诉我们：认罪悔改并接受十字架的救恩，才是我们个人摆脱罪恶，获得救赎，民族与国家摆脱仇恨，走向文明的唯一的途径。
（1）雨果的《悲惨世界》
冉·阿让刑满释放后受尽歧视，走投无路。一天深夜，他饥寒交迫地敲开迪涅城主教的门。米里哀主教热情地接待他，为他摆上晚餐并让他睡在客房。然而冉·阿让心生恶念，半夜偷走主教的银餐具潜逃。天亮后他被警察抓获，押回主教家对质。警察以为能为主教伸张正义，主教却出人意料地说：“你为什么没有把这对银烛台也带走？那是我送给你的。”随即把烛台也递给冉·阿让，并在警察面前宣布：“冉·阿让，你不再属于恶，而是属于善；我用这些银器买回了你的灵魂。”主教的宽恕像一道强光刺透冉·阿让十九年的黑暗，他当场痛哭，内心第一次真正悔改，从此改名换姓、弃恶从善，开始了被恩典翻转的新生命。
这就是《悲惨世界》中一段著名的情节。这个故事与《诗篇》51篇有什么关系呢？下面我们来对比一下。
第一，有两道血迹摆在我们面前。
第一道是拔示巴屋顶下的血迹——大卫的罪。大卫设计杀死了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
第二道是冉·阿让带着的银器刺出的血迹——他19年苦役，被社会烙印的罪。
两条血迹看似相隔三千年，却在同一节经文里交汇：“神啊，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诗篇》51：14）
我以前没有读过《圣经》，读《悲惨世界》时只是感觉这真是伟大的名著，雨果真伟大，但是读了《圣经》后才明白雨果的伟大原来来自于《圣经》，其实这段情节完全是《诗篇》51篇的再现。
第二，大卫与冉·阿让：一个君王，一个罪犯，却有相似的罪性与苦恼。
大卫——君王也逃不掉的“流人血”，他拥有律法、圣殿、先知，却仍设计杀人。罪，不是环境不好，而是本性偏离。
冉·阿让——被社会钉死的“罪人”，因为一块面包服了19年苦役；出狱后，连旅店招牌都写着“狗与苦役犯不得入内”。他恨透世界，也恨透自己。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画面：就是两人都活在“罪的利息”里面。大卫的利息是夜夜失眠、良心谴责；冉·阿让的利息是护照上的“黄票”——终身标记。
第三，但伟大的君王却也与罪犯一样，都获得了救赎。
先知的刀：拿单的“你就是那人”。刀锋不是定罪，而是剖开了大卫的罪。大卫瞬间崩溃，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这是《诗篇》51篇的产房。
主教的烛台：米里哀的“你不再属于恶”。 冉·阿让偷了银器，被警察抓回，主教却说：“我送给你的是一对烛台。”烛台的光把19年的黑夜劈开，正如拿单的刀把大卫的硬心劈开一样。
恩典的记号。大卫得到一句话：“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撒母耳记下》12：13）冉·阿让得到一对烛台，从此走到哪都带着——恩典的可见记号。
雨果的《悲惨世界》固然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它的灵感来自《圣经》，还有很多内核都是《圣经》里的道理，这就是罪文化。即使你没有读过《圣经》，但你读过《悲惨世界》，也会或多或少受到赎罪文化的影响。
第四，最终，这救恩让罪犯和君王一样转变。
“求你用慈爱洗我”（《诗篇》51：1—4），苦役犯被烛台光照，第一次承认：“我是个贼，但我不必永远是贼。”
“为我造清洁的心”（《诗篇》51：10—12），冉·阿让改名换姓成为马德兰市长，却夜夜把烛台放在床头，提醒自己：身份已被恩典重造。
“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诗篇》51：13），冉·阿让开工厂、救芳汀、养珂赛特，恩典像水闸被打开一泻千里。
“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诗篇》51：17），最动人的场景：冉·阿让向沙威自守，不是怕坐牢，而是怕失去清洁的心。
《悲惨世界》为什么打动人？这样一个悔改的人，最终向邪恶的警察沙威自首，最后沙威跳河了。我们看到这里面没有互相的仇恨，没有互相的报复。最后这部小说的结尾是自身的忏悔，所以“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第五，冉·阿让与“悲惨世界”的最终答案是主耶稣。
烛台只能照亮房间，十字架照亮永恒。冉·阿让的烛台终有燃尽时，但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光永不会燃尽。
血迹的转移。大卫流的血，由拔示巴的孩子死亡承担影子；冉·阿让的罪债，由他自己无法还清。惟有耶稣的血，一次性“把我们的血红账单”撕碎。
新身份。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冉·阿让临终说：“我死之后，请在我的墓碑上刻：他睡着了。”信徒墓碑可刻：“在基督里，这是入口，不是尽头。”我们只是睡去了，并没有死去。
所以我们的罪是暂时的，神的拣选，神的救恩是永恒的，我们的罪再大也大不过神的恩典。
（2）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
《诗篇》51篇还让我想到了另一部我特别喜爱的伟大的文学作品，就是我最喜爱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
故事讲的是：
一位穷困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他自命“超人”，用斧头砍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并误杀其无辜的妹妹。他觉得这些人就像狗一样应该被杀死，因为他们是弱者，他们是坏人。然而杀人后，他并未迎来“伟大理想”，反而陷入高烧、噩梦、自我审问的深渊。整部小说就是一场漫长的良心审判：法律可以审判他，但真正折断他的是心里那柄比斧头更锋利的罪疚感。
拉斯科尔尼科夫最早信奉的是尼采的强人哲学，他认为：弱者就该去死，而我可以用暴力改写世界。他信奉：只要目的崇高，手段可以被漂白。而“认罪悔改”的逻辑却是：若不先转身，任何社会蓝图都只是更精致的罪恶复制。
小说的高潮不是警察逮捕，而是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女友索尼娅陪他读《圣经》拉撒路复活的故事，他终于在广场跪下，亲吻大地，说：“我杀人了！”——这是陀氏笔下的“《诗篇》51篇时刻”。当拉斯科尔尼科夫愿意公开认罪，他才感到“地心引力重新抓住他”，灵魂第一次落地。
《诗篇》51篇17节告诉我们：“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忧伤不是情绪化的自责，而是承认自己无法自我拯救。悔改不是软弱，而是让恩典进入裂缝，把个人更新为重建社会的“第一块砖”。
正确的选择：放下仇恨、认罪悔改
当社会充斥报复、网暴、以牙还牙时，我们仍有两个选择：第一，再磨利斧头，结果是流更多无辜的血；第二，打开《诗篇》51篇，先让个人的心被洗净，再让群体被更新。
文明不是由完美的英雄推动，而是由承认自己并不完美的人，在十字架前低头，然后抬头爱人的罪人来实现的。有一位姊妹问我：“基督徒是不是好人？”我说：“基督徒是想当好人的人，但是基督徒都是罪人。”首先我们要承认自己是罪人，所以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提摩太前书》1：15）“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3：10）。我们要彻底地认罪悔改。
加尔文说“人是全然的败坏”，认知到这一点，我们才真正地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真正地认罪悔改，放下仇恨。认罪悔改才能爱人如己，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主耶稣既然赦免了我们的罪，给了我们白白的恩典，我们也不可计较他人的罪，我们不爱那罪，却要爱和我们一样的罪人。
见证：爱能跨越历史的仇恨
《哥林多前书》13章4至8节是关于什么是爱的著名的经文：“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最后再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用这个故事来纪念抗战胜利，也用这个故事来纪念我母亲的一位故人。
这是我的一位阿姨，叫李如珍，侨居日本，前年因胰腺癌去世。我母亲和我们一家刚刚知道这个消息。她曾是我母亲中学时代最要好的同学之一。
李如珍的母亲是二战时期日本侨民。我们都知道，在日本占领期，有很多日本人跟随占领军移民到中国，她就是其中之一。这位美丽的东瀛女子，却与一位帅气的国民党军官相识相恋，并结婚生子。这位国民党军官在抗日战争时是战斗机飞行员，参加过飞虎队的行动，后来还担任了蒋介石专机的机长。在蒋介石要撤退台湾的时候，希望他能一起去台湾，但有个要求，必须跟他的日本妻子离婚，因为蒋介石痛恨日本人。他选择了家庭，守在他爱的女人身边。在1958年“反右”时，因为他之前的特殊身份，被判为反革命分子，从此坐了二十多年牢。李如珍的母亲在“文革”的恶劣环境下，受尽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和屈辱，独自将三个孩子抚养成人。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允许战争难民回国，并给于非常优渥的福利待遇，李如珍带着儿子并跟随她母亲回到了日本，日本媒体争相报道他们一家的传奇故事。李如珍阿姨的父亲直到80年代中期才被释放出狱，但他出狱后第一件事，是选择跟李如珍的妈妈离婚。因为他已经不再能适应监狱外的世界，他只想独自生活。李如珍阿姨曾把他的父亲接到日本生活，但他不能适应语言不通的生活，独自又回到北京的一个很旧的一居室。李如珍的妈妈回到日本后居住在京都，再也没有回过中国，她说这里都是不堪的回忆。李如珍的父亲和妈妈都没有再婚，孤独终老。
什么能够跨越历史的仇恨呢？只有爱，只有来自主耶稣的大爱。我相信他们深爱着彼此，一个是国民党的飞行员，一个是日本侵略者的后裔，但他们都是普通的人——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日本人。他们的这段故事我相信比《南京照相馆》要精彩得多，我希望有一天这样的故事能被搬上荧屏，因为它宣扬的是爱不是恨。人与人是靠爱来连接的，文明是以爱而非仇恨为根基的，仇恨只会带来新的无休止的杀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