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一场本可避免的误判

作者：赵晓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回顾朝鲜战争，说那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对象发生的冲突”。他强调的不是责任，而是战略判断的重要性。

七十多年后，中美贸易摩擦的演变，让人不免想起这段历史：一场原本可以在经贸层面妥善处理的分歧，最终延展成高成本、高不确定性的对抗格局。

回望七年历程，人们愈发意识到：这场贸易战，本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结局。

一、原本的机遇窗口：从“贸易摩擦”到“理解差异”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中美之间建立起长期的经贸合作框架。这段时期带来了广泛的互利成果：

全球产业链加速融合；

数以千万计的就业在双方经济体中形成；

投资、市场与技术交流空前活跃。

然而，2016 年以后，由于全球产业调整、贸易结构变化、数字经济兴起以及双方对市场规则理解存在的差异，中美之间在一些领域出现了新的摩擦。这些摩擦本质上属于“可谈、可管、可调”的经贸分歧。

正如历史上：

美日通过广场协议处理贸易不平衡；

美欧通过 WTO 框架解决农产品争端；

美加、美墨通过谈判妥善化解行业摩擦。

国际经济关系的常态，是“有摩擦，但不失控”。

二、误判之一：谈判层面的分歧，被外溢到更大层面

2018 年之后，中美经贸摩擦迅速跨越了传统边界，产生了“外溢效应”：

从关税问题延伸至科技领域；

从供应链调整延伸至投资准入；

从经济议题延伸至安全、地缘与认知层面。

这种外溢，使得原本可以通过一轮又一轮磋商解决的经济争端，逐渐带上了战略竞争乃至国家对抗的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其他主要经济体在面对类似关税措施时，多选择在经贸框架内稳妥化解。

例如：

日本在 2018 年面对关税压力时选择开放更多领域并优先稳住同盟关系；

欧盟则采用谈判 + 协商的方式，尽力把争端限定在经贸范围。

因此，中美之间的快速升级，并非国际惯例，更非必然，而是一次“非典型”的演变。

三、误判之二：合作基础的弱化，使博弈更具冲击性

中美长期合作建立在两大基础上：

1.市场规则的理解与协调；

2.经贸往来的稳定预期。

中国加入 WTO 后，双方在这一框架下实际运作多年，形成了高度互补的经济结构。

然而，随着全球经济环境变化、双方政策侧重点有所调整，以及各自内部改革节奏的差异，一些原本需要在技术性层面进一步沟通的问题逐渐积累：

市场准入解释不完全一致；

补贴政策与产业竞争的理解存在差异；

数字经济与安全框架缺乏共同规则。

这些累积性差异，使得贸易摩擦更容易被误读，容易叠加情绪和政治因素。一旦缺乏“缓冲区”，任何摩擦都会更容易升级。

四、误判之三：从“争端”到“脱钩”，代价远超预期

过去七年，中美经贸摩擦带来的直接影响包括：

供应链加速外移；

投资风险溢价上升；

资本流向出现阶段性逆转；

全球产业链被迫重组。

这些变化在全球范围内都产生深远影响：

对跨国企业而言，成本和不确定性显著增加；

对两国经济而言，原有的互补格局受到挑战；

对全球市场而言，碎片化趋势加快。

从结果看，贸易战并未带来传统意义上的“赢家”，反而让双方承担了结构性压力。

五、如果回到 2018：另一条道路本是可能的

历史有时简单，有时残酷——一个选择，会改变整个时代的走向。如果 2018 年双方能够：

把争端限定在经贸框架；

以谈判代替反制，以规则代替情绪；

在市场开放、知识产权、产业政策等方面开展机制化沟通；

利用摩擦作为改善各自国内经济结构的机会；

那么今天的中美关系，也许会是另一个局面：

全球供应链仍保持更高稳定性；

外资环境更为可预期；

数字经济合作空间更大；

双方对彼此的理解更充分。

换句话说，贸易摩擦本可以成为“结构升级的契机”，而非“战略脱钩的开端”。

六、未来更重要：如何走出“摩擦循环”

展望未来，中美之间仍有巨大的合作空间：

气候与能源；

医疗与科技创新；

数字贸易；

人才与教育交流；

全球公共产品建设。

历史证明，中美合作时，全球更稳定；中美紧张时，全球更动荡。因此，未来更关键的不是“谁赢谁输”，而是能否通过机制化沟通：

降低误解；

重建预期；

寻找可管理的竞争方式；

让经贸关系回到可控范畴。

经贸冲突可以有，但应当是“可谈的、可控的、可预期的”。

七、结语：重新回到对话与开放的道路

贸易战是一场充满误判的冲突。如果把时间拨回去，它完全可以有另一种处理方式。

中美之间并非没有分歧，但双方也都有足够实力、智慧与责任感，去重建一个更加稳定、更加平衡、更加面向未来的经贸关系框架。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从来不是靠对抗赢来的，而是靠对话、合作与协调的秩序。

愿未来的中美关系，多一些理性空间，少一些误解与误判；愿双方重新走回那条曾经带来全球繁荣的——开放之路、合作之路、对话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