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的现代解释：“为何中国有技术创新，却没有产生现代文明”？

作者：赵晓

“中国有技术创新，却没有产生现代文明”——这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Joseph Needham Question）的核心，李约瑟提出并给出其原始解释。

能否从2025年诺贝尔经济奖的理论，给予最新的现代解释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一、什么是“李约瑟难题”（Needham Question）

英国剑桥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 是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世界级权威，他主编的巨著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中国科学技术史》）堪称20世纪学术丰碑。

李约瑟在研究中被一个问题深深困扰，后来被称为“李约瑟难题”：

为什么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出现，而是在西方兴起？

Why did modern scienc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rise in Europe rather than in China, despite China’s early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他认为：

中国在古代（尤其唐宋时期）曾在科学与技术上长期领先世界，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改变了全球文明进程。但这些技术创新，并未催生出“现代科学革命”或“工业革命”，也就是近现代文明的开端与标志性产物。

二、李约瑟的原始解释

李约瑟本人试图从文化与制度角度寻找原因，他提出了几种解释：

1.宗教与世界观差异

o中国的思想根基是儒、道、佛的融合，追求“天人合一”，强调和谐、顺应自然；

o而西方基督教传统中存在“自然是被造物，人受托可以研究并治理自然”的观念。

o这使得西方更容易发展出探索自然规律的科学精神。

2.社会制度与官僚结构

o中国的文官体制高度集中、重视科举与经典，不鼓励实验与创新；

o学术为政治服务，缺乏独立的科学共同体。

3.市场与城市文化差异

o西方的城市自治、商人阶层兴起促进了知识流通与创新；

o中国经济虽发达，但思想与权力被牢牢控制。

李约瑟总结说：

“中国在技术上伟大，在科学上却止步不前。”

“中国的社会结构阻止了近代科学的出现。”

三、Mokyr 对“李约瑟难题”的回应

Joel Mokyr 在其著作《The Gifts of Athena》（2002）与《A Culture of Growth》（2016）中，直接讨论并回应了李约瑟难题。

他认为，这个问题的核心不是技术能力差异，而是“知识文化（knowledge culture）”差异。

Mokyr 的回答可以概括为三点：

1.“知识市场”（market for ideas）

o近代欧洲形成了一个竞争性的思想市场：学者、发明家、宗教派别、商人彼此辩论、传播、印刷。

o宗教改革与印刷术让思想自由流动，打破了单一权威。

o而在中国，知识是垄断的，禁止“思想市场”。

2.“信念体系的革命”（belief system revolution）

o欧洲人开始相信知识能改善人类生活，这是一种“增长文化”；

o中国传统文化把自然视为秩序，不是问题；视人类为顺应者，而非探索者。

o因此缺乏将“技术”转化为“科学”的文化土壤。

3.制度与社会结构

o西方在文艺复兴后形成了科学社团（如皇家学会）、出版自由、财产权保护；

o这些制度把思想自由转化为持续创新的机制。

o中国的制度则以官僚稳定为核心，创新往往被视为“危险的变动”。

Mokyr 明确说过一句话，意译如下：

“李约瑟的问题，不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发明’，而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形成一个能让知识累积并自我更新的制度’。”

四、从李约瑟到Mokyr：文明创新的三重结构

因此，Mokyr 实际上在回答李约瑟的问题时，肯定了其基本解释思想，只是换成了更为现代经济学的表述：

“创新要转化为文明的持续增长，必须有信仰支持的意义结构、制度支持的边界、文化支持的理性。”

五、从保守主义视角的总结

从基督教保守主义的角度看：

李约瑟看到“科学为何不在中国诞生”；

Mokyr 看到“文化与制度为何在西方相合”；

而信仰者看到“文明的根——在于人如何理解上帝与创造”。

因为只有当人承认自然是上帝创造、理性是祂所赐、劳动是神圣使命时，科技的创新才会成为文明的祝福，而非权力的工具。

1、科学与信仰的分界线：谁是宇宙的中心？

世界观决定世界，人们对世界的不同观念会决定对世界的不同探求态度。

在传统中国观念中，自然是“天”的显现，人被教导“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因此人应“顺天而行”，而非探索天之律。这种“敬天但不认识造物主”、强调“顺天安命”的态度，使人尊重自然，却缺乏探索自然规律的使命感。

而在基督教世界观中，自然被视为上帝的创造（Creation），上帝是理性的主宰（Logos），祂的创造有秩序、有法则。

因此，研究自然即是研究上帝的思想（to?think God’s thoughts after Him）。

这就是科学得以诞生的神学根基。

人之所以敢于实验、探究、假设、验证，正是因为相信世界并非混沌，而是可理解、可度量、可被更新的。这是“信仰中的理性”，不是启蒙运动后的试图以理性取代信仰，而是信仰护佑理性。

科学史专家普遍关注到基督信仰世界观与近现代科学的关系。因为近代科学不仅没有在中国诞生，也没有在伊斯兰教世界和其他非基督世界诞生。

2、理性与制度的根源：自由来自受造次序

若自然有创造主，人也在祂的形象中被造。因此人既有理性与创造力，也有责任与界限。

基督教文明中的“有限政府”“法治精神”“科学实验”其实都源自这一前提：只有上帝是绝对的，人类权力必须受限。

这种信仰孕育了“自由而有界”的制度秩序：

教会与国家的分立，防止权力神化；学术与信仰的分工，保障思想自由；私有产权与契约精神，鼓励个人创新。

这些制度正是 Mokyr 所称的“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制度（institutions conducive to progress）”，而其灵魂在于：承认上帝的主权，从而限定人的主权。

3、劳动与创新的使命：人受托更新创造

《创世记》第1章28节 记载：

“上帝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这不是征服自然的命令，而是受托管理世界的呼召（cultural mandate）。人类被召成为“创造的管家”，用智慧发展、改良、更新上帝的世界。

因此，劳动与创新是神圣的使命，不是世俗的贪欲。清教徒把职业（Vocation）理解为“呼召”（Calling）——每一个人，无论是科学家、工匠或商人，都在用自己的才干回应创造主。

这样的信仰氛围，使得科学成为敬拜的一种形式：探索不是为了权力，而是为了荣耀神、造福人。

这就是为什么在近代欧洲，科学与宗教最初并不冲突，反而在“荣耀上帝”这一共同目标下相辅相成。

4、中国的困境：失去创造者，技术便失去意义

李约瑟难题的另一面，是映射出文明的灵魂所归问题。

当一个文明没有“创造主”的信仰，它也就失去了“被召造”的使命感。

科技创新便容易滑向三种畸变：

功利化——技术为权力服务，而非真理服务；

偶像化——科技取代上帝，成为信仰的替代品；

虚无化——科学越进步，人越迷失，因为灵魂没有方向。

这正是当代中国乃至全球技术文明所面临的深层危机！

一句话总结

“李约瑟难题”问的是：为何中国有技术却无科学？Mokyr 回答的是：因为没有形成‘信仰—理性—制度’的增长文化。

而这正是当今中国仍需面对的挑战：“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如何面对指数创新代的全球新浪潮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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