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与查理的不同：为什么我同时也支持川普？

作者： 赵晓

在查理·柯克的追思会上，川普总统说：

“查理不憎恨他的对手，总是希望他们也变得更好。

但我讨厌我的对手，我不希望他们得到最好的结果。

这是我和查理不同的地方。

我知道查理会在天上为此生我的气。

但我希望艾莉卡能说服我，或许她真的能说服我。”

这段话一出，很多人感到惊讶：川普和查理，难道真的完全相反吗？

一、查理：生命见证的“以爱胜恨”

查理的选择是爱。

他不把不同意见者当作仇敌，而是当作需要唤醒的灵魂。他反对暴力，主张对话与自由，他用生命见证了“以爱胜恨、以善胜恶”的福音精神。

在信仰层面，我完全认同查理：成熟的基督徒要学会“恨罪，却爱罪人”。 这不是软弱，而是十字架的超越。

二、川普：政治家的责任

但川普说的话，也有他的现实背景。他不是牧师，而是总统。政治的逻辑和属灵的逻辑并不一样。

政府的职能，正如《圣经》所言，“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地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罗马书》13:4）。

作为国家领袖，他必须保护制度与秩序。在这样的角色里，他不能只讲“希望对手更好”，而必须直面邪恶势力，甚至以硬碰硬。

这并不意味着他背离信仰，而是进入到了另一个超越个体的维度：基督教保守主义的现实政治。

三、基督教保守主义：公义与慈爱的平衡

基督信仰不是只有慈爱，没有公义；也不是只有公义，没有慈爱。

十字架启示我们：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诗篇》 85:10）。

上帝的爱不是白左们理解的婆婆妈妈或者说“圣母婊”的爱，上帝的爱一分一秒也不会离开祂的圣洁与公义；同样，上帝的公义，一分一秒也不会脱离祂的慈爱与怜悯。

所以，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生命中，总是效法十字架上的耶稣：既有爱又有公义，既有公义又有怜悯。

而基督徒作为群体，也会追求这种平衡的文明：

在制度上，他们追求公义，所以有宪政、法治，有“公民持枪权”，有将权力关进笼子里，确保对个体自由的公义保障；

同时，他们也追求怜悯，所以有“陪审团”制度、甚至还有“总统大赦”……

在战争上，他们并不惧怕战争，但也不崇拜战争或者说好战；他们提出“正义战争理论”，既承认必要的对抗，也警惕自己在战争中被仇恨吞噬。

这就是基督教保守主义的智慧：以实力求和平，以爱胜恨、以善胜恶，与黑暗相争但不要被黑化。

中世纪神学家奥古斯丁就特别强调：

个人道德与公共正义要区分。作为个体，基督徒要遵行“爱仇敌”的呼召，在生命中操练饶恕与怜悯；

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可以放任罪恶。维护秩序、制止和惩罚犯罪，是政府和司法的合法职责，因为这是为了保护无辜、抑制邪恶，从而实现对社会整体的爱与公义。

换句话说，爱仇敌是个人的呼召，惩治作恶是政府的职分。两者并不矛盾，而是互相补充。

若个人放纵仇恨，就失去了基督徒的生命见证；若政府放任罪恶，就失去了公共正义的根基。

因此，成熟的基督徒会同时承认这两个维度：

一方面在个人生命中学习怜悯、饶恕与爱，另一方面在公共制度上支持秩序、公义与惩恶。

正是在这种张力中，十字架所启示的公义与慈爱才能在社会中得以真实彰显。

四、光与墙的互补

查理给我们看见了信仰生命的光，川普则承担了国家制度的墙。

光与墙，缺一不可。

如果只有查理式的爱，没有川普式的对抗，文明会被邪恶吞没；如果只有川普式的对抗，没有查理式的爱，文明也会在仇恨中沦陷。

美国历史的独特伟大，就在于既有查理这样的属灵见证人，也有川普这样的政治斗士。两者互补，共同守护基督教文明。

五、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的仁人志士们渴望跨越“文明三峡”，却面对艰巨的“心灵秩序”的挑战：一边是权力崇拜与阶级斗争的遗毒，一边是人性绝望与文化虚无的陷阱。

如果中国要走向真正的现代文明，就必须从基督信仰中学习、吸取精神资源：

在个人生命层面，要有查理式的“爱与尊重”；

在社会制度层面，要有川普式的“公义与守护”；

在文明整体上，要走十字架之路，让公义与慈爱相亲，让真理与和平相交。

说到底，不是基督需要中国，而是中国需要耶稣基督。

这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唯一能让我们走出爱恨轮回、治乱循环，进入文明新生、长治久安的道路！